三、我的文革十年（6）坐看渡江慘案，靜待結業分配

三、我的文革十年（6）坐看渡江慘案，靜待結業分配

1967年，武漢“七·二零”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轟動全國的重大事件。當時，我就在武漢軍區旁邊的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學生宿舍住著，白天在宿舍看看書，打打撲克牌，晚上在幼師練琴房，恩師張繼誌老師教我下圍棋，耐心等待結業被分配工作。說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混日子也未嚐不可。盡管校門外非常熱鬧，特別是武漢軍區大院更熱鬧，但校園裏麵卻靜悄悄。我無意於那熱鬧，生活在這平靜的校園，等待不可知的未來。已經沒有當年高考名落孫山後對未來的糾結，不論被分在哪裏，都是當老師，而且，不論在哪裏當老師，現在都沒有書可教。看看恩師張繼誌，資深語文老師，現在就靠教我下圍棋享受教學生學的樂趣，我還能期待什麽呢？想起媽媽經常說的“命裏隻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歸元寺的羅漢，站的站一生，坐的坐一生”，聽天由命吧！

現在網絡上有許多許多文章記錄了“七·二零”事件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隻要輕輕點一下“武漢七·二零”，就可以全麵了解那是哪些人，哪些事。

7月31日，平靜的校園突然熱鬧起來。原來，“七·二零”之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幹預下，武漢造反派翻身當家做主人了，他們決定在8月1日舉行盛大的橫渡長江活動。以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當時，留在學校的主要是短訓班和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學校“鋼二司”負責人接到造反派總部通知後，立即組織大家報名，不論原來是不是造反派，隻要願意參加橫渡長江活動的同學都可以報名參加。當時，我們宿舍的同學有的在下棋或打牌。我們曾一起去鄖陽避亂的張思鬥，跑過來對我說：“我們明天也去參加橫渡長江吧！”我說：“我不會遊泳。你會遊，你就去吧！”

“你怎麽可能不會遊泳呢？再說，不會遊也沒有關係，每個人發一個救生圈，保證你淹不死！”

“你去吧！我真的不會遊，而且不敢下水！”

本來，生長在“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武漢人，會玩水是必須的，但是……

1958年暑假，我到大哥大嫂工作的東湖風景區牛奶場去勤工儉學賺學費。有一天，該場安排我們勤工儉學的學生們，乘小木船去牛奶場邊一條河的對麵勞動。

收工回場部時，一位帶隊的年輕人跟我開玩笑，問我會不會遊泳，我說不會。我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把我推下了河，我拚命掙紮還是沉下去了，那年輕人看我是真的不會遊泳，就趕忙把我救上來了。急救後讓我躺在場部會議桌上，休息了一兩個小時才恢複元氣。差點淹死的心理陰影，讓我從此不敢下水學遊泳了。

張思鬥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參加“八一渡江”，而幸免於難的。那次橫渡長江活動由於組織工作嚴重失誤，造成許多人溺亡，僅我們省實驗師範學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學遇難。

他一談起那次死裏逃生，就噓唏不已。他說：“那天，早上9點的太陽就很厲害了，等著下水的各單位的方隊前呼後擁，人群躁動。後麵也不知道前麵是什麽情況，都跟著往江邊湧動。大約9點過了，有人發令，前邊的人蜂擁而下，就像下餃子一樣，人人希望快點下水涼快一下。還沒有輪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從水中撈起抬走，擠著啦？踩著啦？來不及多想就被後麵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覺被人死死拉住了腳，後麵的人還在不停地被他們後麵的人推下了水，回頭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奮力一蹬，向江中遊去。幾乎所有的方隊都散了，我遊到江中才鬆了一口氣！真是死裏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點是平湖門與漢陽門之間的中華輪渡碼頭，長江大橋下麵的第一個口子。”

第二天，我們同宿舍的幾個同學，站在長江大橋上武昌橋頭堡那裏，扶欄低頭看著武警的戰士們在小船上，拿著長長的竹篙往水下一杵，浮上來一串年輕人的屍體，下麵一個抱著上麵一個的腿腳，串起來就像那“糖葫蘆”。真是令人寒心啊！一個個正值青春年少的鮮活生命，就這樣了結了！真是慘不忍睹！

我慶幸自己因為不會遊泳而逃過了這次劫難。更慶幸共患難的老同學張思鬥，臨危不亂死裏逃生！

渡江慘案發生之後，學校“鋼二司”負責處理不幸罹難同學的善後事宜。短訓班的造反派負責人與武漢一師、武漢教育學院短訓班的造反派負責人一起，到武漢市教育局要求盡快進行結業分配，且必須對短訓班學生的這一段學曆予以認定。

據說，三校造反派後來常駐武漢市教育局幾個人，經過艱苦卓絕的不懈努力，終於達到了一個目的，“年底前所有短訓班學生結業分配到位”。至於“學曆”問題，懸而未決。

結業分配工作由造反派負責，他們給武漢市教育局人事部門提供分配方案和學生名單。武漢市教育局給各市屬學校和學生本人發通知。我們語文（2）班，我和好朋友韓憲偉被分到礄口區“武漢市工農軍中學”，後來改名為“武漢市水廠路中學”。

【附錄】老朋友張思鬥二三事

1967年12月中旬，我的十年文革中的一位親密戰友張思鬥，師資短訓結業後，分配到他家附近的武漢市繁華鬧市某中學工作。作為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他能說會道，從小生活在武漢最繁華的商業區，他的父親是一個三輪車夫，言語之中世俗俚語總是隨口而出，耳濡目染，練就了他的風趣幽默的口才。他的小學語文老師，嚴格的寫字訓練，讓他後來不僅鉛筆字、鋼筆字、毛筆字寫得非常好，而且在短訓班兩年，還練就一手漂亮的粉筆字。完全具備了一位優秀語文教師的“一口話一手字”的良好素質。

但是，他分到那個中學以後，領導發現他的最大優點是，不僅聽領導的話，而且特別能吃苦耐勞。當然，這些優點也是從小受家庭熏染及父母教育的結果。他父親每天早出晚歸，踩著三輪車滿街去拉客，為一家人賺生活費，他作為一個男孩子，九歲多才上小學，放學回家還要為媽媽做力所能及的家務，年齡再稍長，家裏挑水賣煤等一些重活都是他去做，養成了熱愛勞動的好習慣。

於是，領導給他分配了一個非常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負責領導學校挖防空洞的工作，落實上級“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的任務。從此，他身先士卒，晴天滿身灰，雨天一身泥，“戰鬥”在防空洞的工地。學校領導為了鼓勵他繼續努力，決定發展他入黨。入黨後，麵對老朋友的祝賀，他笑稱自己是阿爾巴尼亞的“勞動”黨員。

學校黨支部一致通過了發展他為預備黨員。沒有想到，區教育局黨委組織科要求學校黨支部，進一步了解他父親的曆史及他的愛人（那個年代還不時興稱“夫人”）的家庭背景情況。

他的父親解放前，被抓壯丁當過“國軍”，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時，父親逃跑回到黃陂老家。漢口解放後，到漢口六渡橋最繁華的商業區，當了一個三輪車夫，就在“武漢一男中”（即後來的“武漢一中”）操場圍牆外搭了一個簡易棚子，一家四口蝸居在那裏。當時他隻有七八歲，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父親早出晚歸踩三輪養家糊口，媽媽外出打零工貼補家用，他在那個外邊下大雨屋裏下小雨的破茅房帶著弟弟玩。

他的父母靠著中國農民堅持不懈的勤巴苦做和勤儉節約的精神，日積月累，終於將破茅草房變成了一棟簡易的二層樓房了。

他出生在這樣一個“偽軍”家庭，又因為解放初期，父親頂撞街道辦事處主任，而被定為“壞分子”，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1965年考大學，他理所當然“不宜錄取”。因為高考成績優秀，而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老師。在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培訓兩年期間，就開始與也是“不宜錄取”的、如今白頭到老的同班同學談戀愛。他比我們同屆的同學大三四歲，短訓結業分到學校不久，他就結婚了。他的愛人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遺憾的是一生鍾愛畫畫的父親，1957年被打成“右派”。

她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真是聞所未聞，可謂“奇聞”“奇冤”。直接後果是“一人被冤，全家受罪”。

她父親原本在中國銀行工作，月薪八九十元，但是，他感覺銀行工作單調、枯燥，於是，“反右前兩個月”，主動要求調到某食品公司宣傳科，從事宣傳工作，負責創作宣傳畫，滿足了他夢寐以求的興趣愛好。她媽媽是小學老師，月薪四十多元。她與兩個弟弟跟爸爸媽媽住在漢口繁華的金融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無憂無慮。

天有不測風雲。反右運動開始，他父親是單位新人，同事們隻知道他的工資比公司一把手的高多了，是單位第一高薪；宣傳科的六位同事，還知道他熱愛畫畫，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專業中，無暇也不願參與閑聊。開會鮮少發言，因為初來乍到，不熟悉也從不議論單位的事情，更不妄議領導。誰知道，運動後期，公司按上級規定的指標3%上報時，還差一個，於是就把他父親這個沒有片言隻語“右派言論”、新來的“高薪”人士也報上去，結果，他被打成右派。工資連降了三級，月薪隻有40元。後來下放到郊區農場勞動改造。幸虧農場領導發現他的專長，讓他勞動半天，還有半天到場部搞宣傳，辦“場報”。少受了許多“勞其筋骨”之罪。

但是，他的愛人在學校卻受夠了同事的冷眼歧視，領導的無端責難，忍無可忍，不得不憤而離職。幸福家庭頓時墜入社會底層，娘兒四個每月指望他的那點工資維持生活，苦不堪言。每到發工資之日，都是13歲的大女兒（就是長大後成為我“文革戰友”的夫人）去郊區農場取回來。她當時非常害怕去農場，那個年代，還不擔心路上遇到拐賣婦女兒童的壞人，而是每次去父親那裏，場領導都要找他談話，要她與父親劃清界限，還要求揭發父親的右派言論，提高認識。每當她談到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她情不自禁地怨恨自己的父親，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愛好，而“害了我們一家”。

她從13歲起，每個月都要交給班主任一份“認識”材料，後來讀初中，遇到一位黨員班主任，還要求她每周交一份材料。她還那麽小，哪裏能夠“認識”右派的本質，進而無情批判呢？於是隻將所有的怨氣都傾瀉給了父親。

1978年父親被平反，單位找不到一份她父親當年的“右派言論”材料，倒是學校的黨組織退還了女兒寫的厚厚幾本“認識”材料。

最大的遺憾是她飽受磨難的母親，還沒有等到父親平反之日，就撒手人寰，去了永遠沒有精神折磨、生活磨難的天堂。

她母親的喪事，全靠夫君一手操辦，讓母親一路好走，一路走好。

再回頭說她的夫君入黨的事。

區教育局組織科負責人再三叮囑學校黨支部，對出生“壞分子”家庭的他能否入黨，一定要慎重。但是，學校黨支部深感，如果這樣一位勞苦功高、所有黨員一致同意他入黨的同誌，不能加入組織，實在不好開展黨建工作，懇請組織科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批準該同誌入黨的報告。

區教育局組織科深入學校認真調查研究之後，基本同意基層的意見。決定在批準他入黨之前找他個別談話。

談到他與她愛人的出身問題時，他說，如果當年武漢市教育局不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集中起來，送到短訓班培訓，我們還真難相遇，她住在金融一條街的“富人區”，我住在學校圍牆邊的貧民窟。

我們當年集中到短訓班時，曾百思不得其解，國家一再強調各級學校要培養無產階級的可靠接班人，但是，又集中一大批出身“地富反壞右”的“孝子賢孫”，培訓以後去中學當老師，就不擔心這些人把學生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嗎？這樣明顯的悖論，居然沒有人給我們一個說法。

而我們在短訓班的男女生到了戀愛季節，正逢文革“老子英雄兒好漢”橫行一時，“老子反動兒混蛋”甚囂塵上。“地富反壞右”子女連串聯、到北京去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基本權力都被剝奪了，難道還不能“惺惺惜惺惺”談戀愛嗎？而且全國都處在無政府狀態，年輕人自由戀愛恰逢其時，於是“壞分子”的兒子與“右派”的女兒在短訓班相識、相知、相戀，水到渠成。他用黃陂家鄉話對組織科那位領導說，我這個“壞分子”的兒子，娶了“右派分子”的女兒，這不正好是“歪歪灶對歪歪鍋”絕配嗎？

這個俚語，是上世紀湖北省黃陂縣（現為武漢市黃陂區）農村人說的話。其語意不難理解，說的是百姓生活中“灶”與“鍋”不可分離的關係，歪歪灶正好與歪歪鍋配對，這是本義。它的比喻義就相當豐富了，意會即可，無需言傳。



（一輩子相濡以沫白頭到老的幸福老兩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