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的這本書描寫了中共內部的權鬥，為什麽毛澤東最後能升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中共實行的民主集中製與獨裁製和民主製都不同。所謂民主集中製是小團體內部的有限“民主”。這種機製有利於權術的運用。分化拉攏，各個擊破，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會下串聯，會上突襲，小集團陰謀，拉幫結派。這是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絞肉機機製，更有野心，更有權術，更工於宮鬥的人會最後勝出。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全部都是這個機製的勝出者。周恩來、張國燾、王明、張聞天、博古被排擠淘汰，是因為他們的權鬥不夠狠，權術不夠精，而與路線無關。最劣者勝出，中國早期領導人中，從人品上看，毛最差。勝出者追求的是中共小集團和個人野心家執政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中國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毛澤東是中共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行動。由於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異己的黨內同誌。毛自承：“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實際上，保守估計，在中央蘇區的肅反中被殺害的紅軍官兵和黨員超過一萬人。
長征中林彪給周、毛、王“三人團”寫了一封信，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表示懷疑，要求彭德懷任前敵指揮。同時，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少奇也給中央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反映部隊中的對“隻走路不打仗”的強烈不滿的情緒。劉少奇請軍團長彭德懷和政委楊尚昆在電報上簽字。彭德懷拒絕簽字，楊尚昆簽了字。當劉少奇受到毛的指責時，為了脫身，將責任推到張聞天身上。毛聽信了劉少奇對張聞天參與和彭勾結的猜測。毛從此對彭深藏防忌之心，也使毛張結盟蒙上了陰影。會理會議後，毛將楊尚昆調出三軍團，而改派自己的嫡係李富春任三軍團政委，實負監軍之責。
毛進一步在組織人事上擴張自己勢力。將與周恩來和莫斯科派有密切關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它次要工作，派自己的秘書王首道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毛還任命王首道取代鄧穎超負責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將黨、軍隊、白區的全部機要通訊係統置於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製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領導人插手，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無人可及的優勢與便捷。
為了反對博古，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和張聞天聯盟。在毛的誘導下，張聞天和王稼祥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取代中央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毛鄙夷張等僅憑背了一麻袋馬列教條，卻在莫斯科支持下來蘇區奪權；毛更反感張以理論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報告問世，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毛和張雖在反對博古中央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戰略合作的關係，但毛從未將張放在眼裏。張在紅軍沒有根基，隻是一個弱勢的合作者。張聞天雖然是總書記，他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麵衝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奉命唯謹。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擴張黨權的第一個大動作出台，由毛而非張聞天,作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見美國記者斯諾。
毛澤東為表明自己一貫正確，對於收入《六大以來》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選擇，將一切有礙於自己形象的文字盡情作了刪除。毛還在個別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腳。
1943年11月，中央總學委、中央辦公廳召開揭發王明錯誤大會，王明之妻孟慶澍登台為其夫辯護，會場氣氛一度對毛澤東十分不利。毛澤東大為光火，將這次批判大會斥之為“低級趣味”，下令終止這種允許被批判者登台辯解的鬥爭大會。
1938年9月10日，毛澤東笑容滿麵，熱情誠懇地帶領延安各界歡迎王明，又擁抱，又親吻。可是就在不久前，毛澤東還用十分尖刻的語言，說王明是“塗胭脂抹了粉”，“送上門人家也不要的女人”。展現了他變幻多端、前後矛盾、出爾反爾的政治性格。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鞏固個人的權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過其政敵的所有政治主張；他也可以一瞬間完全變臉，說出前後判若兩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語言。對毛澤東而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毫不困難。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伴隨這個口號，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消極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體內，帶來了長期的困擾。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
延安整風的後果是將鄙視理論、輕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發揚光大，並深深地紮根於黨的理論與實踐中。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和個人渺小的觀念。
對於個人而言，尋求“得救”一旦成為內心的強烈衝動，就使原本帶有強迫性質的坦白反省挾有了一絲愉悅的快意，許多幹部為了贏得組織的好感，變得異常積極、主動，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個人的隱秘。一時間，延安出現了群體性的自我悔過的熱潮，在坦白內容的廣泛性和自我鞭撻的嚴厲性方麵，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根據地內的人際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基於共同政治理想而結合的同誌關係，慢慢向人身依附的關係轉變，冷漠、猜忌、互相防範逐漸取代了同誌間的互愛坦誠。口是心非、投機鑽營、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漸漸充斥中共黨內。具有雙重人格的黨員在整風審幹後開始出現。
毛澤東的邏輯：“對於過左偏向，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他的目的隻有一個：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內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於唯一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威權之下。
毛氏整風之後，跟隨的就是整人。審幹、反奸緊隨整風。胡喬木透露，1943至1944一年內，延安清出的“特務”共一萬五千人，而當時延安有三萬黨員及非黨員幹部。甄別後，仍被繼續關押在保安處的還有一百多人。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保衛部門押著犯人向山西臨縣轉移，經康生批準，於黃河邊全部被處決。這批被殺的人，除了王實味，都沒有留下名字。與此同時，在山西晉綏根據地賀龍轄區，也相繼處決一批受審人員，被譽為“愛國五青年”的藺克義，就是被冤殺者之一。
延安的康生，威風凜凜，經常身著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騎洋馬，牽洋狗，四名保鏢跟隨。作為東廠管家，他是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
高崗在個性上，既有小知識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農民無產者的狡黠和粗鄙，高崗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極為輕慢，這些都使毛澤東感到高崗與自己在氣質上的某種相似，引起了毛的好感。閻紅彥因多次揭發高崗在1932年6月臨真鎮戰鬥中臨陣脫逃而遭到高崗的打擊，兩次被調離工作崗位派往馬列學院和八路軍留守兵團軍政研究班帶職學習。毛劉等領導清楚知道閻紅彥反映的全部事實，但對高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這完全符合毛一貫的用人之道，即“曆史問題”可大可小，關鍵要看跟什麽人，站什麽線，隻要大節無虧，又對自己有幫助，可以不拘小節。十餘年以後。高崗事發，毛澤東想起舊事，讓閻在中央會議上揭發高崗。
1939年春，項英指令曾任中共上海劇聯書記的揚帆，將江青在滬演藝界表現情況的書麵材料發給延安，此電報明確提出。江青不宜與毛澤東結婚。項英此舉更進一步增添了毛對項英的反感。1953年，周恩來提議江青做毛澤東的秘書，這是江青合法參政的開始。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黃敬，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中共八大中當選中央委員，1958年擔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兼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見到江青時，隨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聲尖叫，驚動了毛澤東，毛辱罵黃敬：“你是個老右傾分子。過去不成才，現在還是不成才。你要老實坦白你的問題！”不久黃敬精神崩潰自殺身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