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為鑒，調整稅收結構

哥倫布以後，美洲白銀入歐，造成的價格革命與商業繁榮，通過美洲-西班牙-菲律賓商路，波及中國。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白銀經由外貿順差流入中國，直接引發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本質上是稅收貨幣化。這原本完全可以更大地提升大明帝國的實力，對內放活，鼓勵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揚威於四海。然而並沒有，大明到死，居然是一個需要動用礦稅，這個皇帝內廷小金庫，去采購火炮打擊女真鐵騎的羸弱政府。出了什麽問題？

稅收結構沒能與時俱進！

16世紀的中國依然是個農耕國家，田賦、人頭稅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但江南的外貿及內貿都已經史無前例地大發展了，但稅，抽不到他們頭上。皇帝也想過各種辦法，包括捐功名、賣官。各路口音的浙黨、蘇黨、楚黨、齊黨，都絞盡腦汁地阻擋，保護地方利益。

結果就是國家政府幾乎沒有加入新興的經濟發展，更沒有從中受益。遼東剿匪，因沒錢屢屢不力。而江南白銀催高了全國糧食價格，甚至賑災糧不濟以致陝西農民起義，國家危殆矣。

這時的佛蘭德斯、裏昂、法蘭克福的大鎮上，也在蠅營狗苟地做著小生意日漸富裕。法國國王心不在焉地聽取了紅衣主教的意見，弄出個增值稅，輕鬆加愉快地擠進了新的經濟形態，瓜分了紅利，民富國強。

大美帝國如今製造業衰微，IT蓬勃，新稅種是否勢在必行了？稅收結構是否要與時俱進了；國家財政開支如何兼顧國際貨幣霸權與新經濟形態？這些遠比故紙堆裏的Tariff重要多了。為何不去另一個故紙堆找找大明的教訓與佛蘭德斯的經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