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希臘,然後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甚至德國等國每況愈下的經濟運轉狀況,導致許多國家,無論貧富,對現行資本主義製度普遍失望並開始尋求新的經濟模式。即使經濟狀況好於歐洲和日本、金融市場占世界主導地位的美國,雖然繼續被一些人/國家視為明星,其公民卻對自己的未來與歐洲人一樣悲觀(下圖 U.S.News/THE ORACLE)。隻有略多於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他們會比父母更富有。即使美國政府為國民建立了越來越慷慨的安全網,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比例仍呈下降趨勢 - 有70%的美國人表示,國家的國民保障體係“需要重大改革或完全廢除”,年輕一代尤其對現存體係感到沮喪。30歲以下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比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更為積極。
瑞士模式
丹麥、挪威和瑞典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經濟治理,經常被美國進步人士奉為圭臬。這些國家與美國一樣富裕,但財富分配更平等,並為所有人提供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和免費大學。但鮮有左翼政治家提及的瑞士,其實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社會民主國家富裕得多,而且同樣公平(下圖 EnQuoted/WHYSWITZERLAND)。瑞士的經濟規模為7,000億美元,大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任何國家。瑞士政府為公民提供的福利同樣全麵,政府更精簡,稅收更低,金融穩定性也高於北歐社會民主國家,卻並為像北歐社會民主國家那樣在最近幾年麵臨幾次金融危機。瑞士的平均收入較高,收入平等程度已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相當。瑞士家庭的平均財富為685,000美元,是北歐平均水平的兩倍。瑞士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通常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美好生活指數中名列前五。而且,瑞士以令人驚訝的精簡政府實現了所有這些目標:公共支出占GDP的35%,而瑞典則為 55%。
瑞士經濟就像其聯邦政治體係一樣分散。該國許多最具代表性的出口產品都來自各省:瑞士軍刀產自施維茨,手表產自伯爾尼,奶酪產自弗裏堡。小公司是經濟的支柱,占就業崗位總數的三分之二。隻有六分之一的瑞士人在政府工作,僅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平均水平的一半。瑞士人更願意工作而不是領取國家福利。在2016年的一次公投中,瑞士選民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每月2,500美元的保障收入,批評者稱這是“不勞而獲的錢”。
在過去十年中,大多數富裕國家在全球出口收入中的份額下降,但瑞士的份額卻繼續上升。因此,即使瑞士法郎的升值速度快於任何其他貨幣,其出口仍然蓬勃發展 - 消費者願意為瑞士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外國資金的流入,對推動瑞士的經濟發展不無裨益。當然,瑞士的財政政策並非沒有缺陷。過去十年,為了減緩法郎的升值速度,瑞士央行大幅下調了利率。結果是貸款熱潮將私人企業和家庭債務推高至GDP的280%,從而增加了未來信貸和銀行業危機的風險。
台灣模式
二戰後的日本、韓國和台灣被稱為“亞洲奇跡”,因為它們比其他窮國在研發方麵投入更多,並迅速躋身富國/地區行列。這些奇跡是由有能力的政府與工業界合作出口產品所促成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韓國對三星和現代的扶持,如今這兩家公司都已成為韓國富可敵國的大型企業。但說到“亞洲奇跡”,就必須提及台灣的經濟起飛。與韓國政府全力以赴的扶持幾家企業生產銷售自有品牌的跨國公司不同,台灣選擇專注於發展為外國公司生產零部件的小型企業。近年來,台灣已超越韓國和美國,成為先進計算機芯片製造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先進計算機芯片是人工智能和其他未來行業的關鍵基礎。直到20世紀70年代,台灣主要出口紡織品和服裝。然後,像許多同行一樣,台灣開始通過複製西方技術實現經濟現代化。1980年,台灣政府借鑒矽穀的經驗,開始在全島建立“科技園區”,每個園區都有自己的大學校園,以確保區域平衡增長(下圖 ResearchGate/CECI)。這些園區成為初創公司的溫床,它們從這些大學吸引人才,並利用政府獎金吸引經驗豐富的外籍人士回國。其中一些初創公司將發展壯大。
台積電是許多西方政客如今所推崇的產業政策的產物 - 但就張忠謀和台灣而言,這一政策是由一個精簡的政府執行的。公共支出徘徊在GDP的20%左右,公共債務在34%左右,每30名工人中隻有1名受雇於國家;所有這些都隻是其他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小部分。通過限製政府作為支出者、債務人、雇主和監管者的角色,台灣創造了一個超額完成任務的經濟體。台積電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有足夠的錢收購台灣最優秀的人才,雖然這招到部分人士的批評,認為台積電背離了台灣作為小企業家平等社會的根基。但與傑夫·貝佐斯和埃隆·馬斯克等美國科技巨頭不同,張忠謀並沒有成為公眾抗議貧富不均的焦點 - 他的個人淨資產大約隻有20億美元。
台灣的風險在於它距中國大陸太近 – 160公裏/100英裏。美國國防分析人士擔心,由於高端芯片製造廠都集中在台灣本島,台灣極易受到僅100英裏外中國大陸的導彈威脅或海上封鎖。對於一個相對較小的地區來說,這一直是焦慮的根源。台灣創造了一種商業環境,既能催生出初創公司,也能催生巨頭,並產生巨大的財富,而且財富分布相對均勻。台灣的資本主義模式,或許會得到更廣泛的研究。
越南的資本主義奇跡
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繼任者放鬆了國家控製,中國大陸微不足道的私營部門得以發展壯大,其經濟發展從此一日千裏,一發不可收拾。現在,私營經濟為城市提供了超過一半的就業崗位,其產出也占中國大陸GDP的一半以上。私營部門幫助北京經濟迅速起飛,使中國大陸占世界GDP的份額在幾十年間增長了兩倍至15%,重新成為全球強國。但2010年代末,北京重新確立了國家控製的“國家資本主義”,使其增長急劇放緩,正在吞噬其經濟奇跡。
與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蹉跎經濟形成對照的,是務實的共產主義政府領導下的越南,學習模仿20年前中國大陸創造奇跡時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正在起飛(下圖 Nedium/VnEconomy)。
美國的“資本主義”
瑞士、台灣和越南,以及改革開放至2010年末的中國大陸經濟實踐表明,給予人們更多的經濟自由仍然是人類實現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最大希望。國家無休止的擴張並不是解決二十一世紀危機的可行方案。可以限製國家/政府的權力,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幹預,更有的放矢地瞄準公共支出,為人們留下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投資,而不受繁文縟節和政府幹預的束縛。
反觀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卻與有限中央權力小政府的建國理想背道而馳且愈走愈遠(下圖 MISHTALK/FINANCIAL TIMES)。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通過增加公共債務、每年推出數千項新法規以及通過越來越大規模的救助來應對每一次新危機,聯邦和州政府雇員不斷膨脹。政府增加了許多社會項目支出,以支持補貼窮人(懶人?)和那些每況愈下的中產階級(尤其是老年人)。政府同時還實施了金融市場救助計劃,主要惠及超級富豪。而這些年齡較大的受惠富豪,往往擁有股票、債券和財產。這種扭曲的資本主義形式被恰當地諷刺為“富人的社會主義”,而美國經濟政策的漏洞比“富人的社會主義”的問題要嚴重得多。
參考資料
Sharma, R. (2024). Where capitalism is working.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pitalism-switzerland-taiwan-viet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