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洪門歷史回顧（9）

洪門的部份曆史

澳洲洪門基本上是屬洪順堂一支，但也是天地會中十堂的老二。1787年林文爽起事失敗後，廣東洪順堂一支為避官府追查而更名為“三點會” “三合會”；1845年香港取締三合會，又按南洋一帶的說法改稱“義興”；直至1848年美國舊金山的洪順堂需向政府申請團體執照時而改名為致公堂，故而澳洲絕大部份依此改名。

關於三合會會簿（洪門會冊），傳說是在1848年由福建漁民在海底獲得，所以洪門會簿亦稱“海底”。

世界各國對洪門的了解純屬在1863年在蘇門答臘的一次意外，該年荷蘭警察在一個涉嫌偷竊的華人家中查獲當地三合會分會的所有書籍，其中包括該組織的全套儀式、規則、問答手冊及暗號等資料，該資料後來在巴達維亞出版(“Monster secret society – The Triad”, Evening News, 16 March, 1901, Page 3)。後來Gustave Schlegel於1866年在新加坡出版了 “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f Heaven-earth-League”一書（該書在網上可下載），洪門的麵紗才被揭開。這也是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反映略為遲鈍的原因。



香港在1845年取締三合會，而華人成規模來澳洲始於1852年，大概是規避洋人或殖民地政府歧視的原因，1854年的“四邑華人社團”See Up Society of Chinese是以公司名義立案的 (“Current Topic”, Geelong Advertiser, 19 June 1861, Page 2)。至於接著在Bendigo一帶出現的“Three Districts Company Hall”（暫譯“三邑堂”）及“Five Districts Company Hall” （暫譯“五邑堂”）兩個究竟分別是屬“南番順”或“義興”則不很清楚。唯一可知的是“Three Districts Company Hall”的行為已屬三合會性質的了。



事情其實很簡單，兩名分別姓陳及姓莫的在邊地高Bendigo偷了一間名為Cum Quong Lee的一袋鹹魚，其華人老板Rock Aying報官拉人，經地方官審判後認為證據不足放人了事（上麵廣告沒有提及）。但“三邑堂”卻以此大造文章，登此廣告警告邊地高所有民眾不得與Cum Quong Lee交易，凡與其交易者將被帶到“三邑堂”會所罰款10英鎊及被鞭刑，如不繳交罰款，除送官外且牽連家人；舉報者將得到5英鎊獎勵。

經“邊地高廣告報”刊登上述廣告後，Cum Quong Lee生意一落千丈而關門大吉。事後Rock Aying將“三邑堂”兩個主事人告上巡回法庭Sandhurst Circuit Court，經陪審團商議是兩被告罪名成立，Fok Sing 入獄3個月及罰款100英鎊，Moe Cheong則是3天監禁及罰款50英鎊（ “Trade Combinations amongst the Chine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7 Feb 1962, Page 8）。

這事本來就怪：“三邑堂”的廣告詞中是帶有“私刑”字眼的，“邊地高廣告報”居然也敢刊登。這隻能說類似的私下毆鬥的情況在當年非常普遍，見怪不怪的事了。事實上，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對義興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到了1890年代才有警覺，這在以後再說明。

“三邑堂” 的Fok Sing和Moe Cheong是蠢得無藥可救。要警告Rock Aying的Cum Quong Lee雜貨店，用中文在華人的帳篷區廣為張貼，或派一兩個打手在一段時間內於Cum Quong Lee雜貨店作或輕或重的騷擾，其生意必大受影響。這一招後來在華人圈子內多有使用，例如雪梨保皇會搞垮李益徽的是先在唐人街附近廣發“白貼”造勢，後由吳濟川在大會上突然發難。或許Cum Quong Lee雜貨店的生意是極受洋人的歡迎，故以廣告形式讓其顧客知道，否則登英文報紙廣告的動機成疑。

在短短的四個月內，雙方均損失慘重。無論是“三邑堂”的廣告內有這麽一句“gives a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 Chinese”,或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內容則是 “gives some insight into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is colony”，這真的是華人的風俗習慣？ 時下流行政治常識是“白澳政策時代，華人不團結則受辱受害” 的說法真不知從何談起！

下麵是維省幾個華人會館成立的年份：



這幾個會館的經濟實力以四邑會館為強，但在澳洲建國前後的幾年仍比不上保良會Bow Leong Society，有事實為證。1902年10月華人舉行為廣州饑民募捐，是晚共得82英鎊，其中保良會認捐35英鎊，四邑會館25英鎊，餘則為2英鎊2先令不等（“Chinese Faming subscriptions”, Sydney Morning Herald, 15 Oct 1902, Page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