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什麽國民性，有的隻是人性、觀念與權力的作為。

生而為人，總得有些是非觀念。明明是對製度性的批評，為何要異化為對國民性的批評？當農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強權不被遏製；當市民不排隊，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當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卻沒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決沒有守住社會正義的底線。

1

國民性的作用

更在於自我撇清與他者歸罪

   

前不久看到一個笑話：一位蘇聯人移民去美國，行李箱裏放了一張大幅的斯大林肖像。過海關時人問他為什麽帶這個，他的回答是：“這玩意是我用來治思鄉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蘇聯了。”

生活充滿了笑話，但生活從來不像笑話那麽簡單。說到思鄉病，雖然有些內容未收錄進來，相信讀者還是會從本書中找到某種濃烈的懷舊氣息。

有讀者可能會問，你為什麽沒有對“農民素質問題”進行批評，沒有對農村生活進行批評，而更多抱以同情的態度，是不是因為某種懷舊情緒而美化了過去的經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認，其實我的童年過得一點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幸的人。關於這一切，容後再敘。盡管如此，我也不會做出“絕不回故鄉”的決定，我還是願意看到並記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麵。有人不是說過嗎，我們懷念過去不是因為過去有多美好，而是因為我們年輕。在那個時代我們與世界的初戀剛剛開始，我們體會並記住了那一切。人生若隻如初戀。

這種同情的態度並沒有影響我關於現實的判斷。具體到農民素質問題，年少時的農村生活經曆告訴我，農民並不愚昧，隻是艱辛。而且這種艱辛應該歸咎於時代，而非“農民素質”。

小堡村的上一代農民，比如我的父母，由於年輕時沒有繼續上學的條件，也沒有機會在鄉下自學成才，他們不得不終日與泥土和糧食打交道。雖然辛苦，但是和許多農民一樣，他們將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條。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養了幾個孩子，而且讓孩子們都讀了書，念了大學。

他們沒有機會和能力參與這個國家的管理，但隻要他們是自由的，隻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鍋碗瓢盆還給他們，允許他們在家裏做飯，隻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們從人民公社裏解放出來，準確說是把經營一個家的權利還給他們，他們就能把這個家治理好。而這正是鄉村無數父母都做到了的。這樣的生活值得嘲笑嗎？

生兒育女，讓孩子能夠讀書，希望他們有一個好的前程，這是許多農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幾件事。生活在鄉村，條件有限，樊籬重重，在此基礎上考慮人生的成敗得失，狹隘麽？這樣的時候，你又有什麽理由要求他們精明得像個政治家，去呼籲“一人一票，改變中國”？或譴責他們沒有公共精神？

每個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徑不同，對生活的輕重取舍不同，如果隻是因為他們沒有走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便說他們“愚昧”“落後”實在是太不講情理。更別說，勞動有分工，社會有契約，農民盡自己的本分種好田地，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不至於餓死，已經是對社會盡了最大貢獻與最大責任。

試問這天底下又有幾人盡到了對農民的責任了呢？這個國家轉型之所以舉步維艱，不正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或無政治倫理，或無職業操守，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麽？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訴我，沒有必要去討論什麽子虛烏有的農民性或者國民性問題。體現在農民身上的弱點並非農民所有，正如體現在中國人身上的弱點並非中國人所有。如果說自私自利、目光短淺、貪生怕死是農民的弱點，誰又能說這不是全體中國人的弱點，不是全人類的弱點呢？甚至包括我談到的鄉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國的外交上，我們見得還少麽？

在我著手寫這篇後記的時候，看到這樣一條微博——“為什麽每個人都仇恨腐敗，腐敗卻生生不息？因為我們恨的不是腐敗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敗，所以政府越腐敗越遭罵越不愁招不著人。”

實話實說，對於這個強奸民意的“我們”，我是很不以為然的。我承認有些人在等腐敗的機會，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多數人的心聲，更不可能是全體中國人的想法。

我絕不相信“仇恨腐敗”的人都想著自己腐敗；我絕不相信批評強盜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強盜；我絕不相信中國大多數人不是想堂堂正正過體麵生活的人。正如我們反對暴力拆遷，絕不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能力暴力拆遷；我們反對欺壓農民，也絕不是因為現在還沒有條件欺壓農民。

生而為人，總得有些是非觀念。明明是製度性的批評，為何要異化為對國民性的批評？當農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強權不被遏製；當市民不排隊，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當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卻沒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決沒有守住社會正義的底線；當海選出現混亂，我看到的不是國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訓練。

在我眼裏，從來沒有什麽國民性，有的隻是人性、觀念與權力的作為。為建設一個可期的未來，中國需要民情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當從原因上入手，而非結果上入手。

有個現象值得一提——堅持國民劣根性論者，很少會說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錯什麽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論事。隻有抽象到所謂中國人或者具體到其他人時，這些人才會大談國民劣根性。

德國人當年談國民性，是一種種族優越主義。而在中國更傾向一種反向種族主義，即熱衷於討論本國國民如何之低劣。在這裏，國民性與其說是一種反思，不如說是一種勢利的宿命論。它的作用更在於自我撇清與他者歸罪，客觀上更為拒絕製度改造者開脫。

而我之所以不承認國民性，還因為一個民族體現於某個時代的特征，既來自古老的人性，如趨利避害；也源於觀念之有無，如現代政治倫理，它是一個開放的係統。否則，若國民性成立，為何同代人之間、幾代人之間在對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沒注意到麽？在中國，一些拒絕實質性變革的政府官員會大談中國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會賢達大談國民性，二者實為一丘之貉，即都是讓中國人的精神矮化於人類的基本價值。所以我說，中國若要進步，現在亟需討論的是如何搬走這兩塊觀念上的絆腳石，理清曆史與現實的脈絡。唯其如此，才可能從點滴做起，誠懇應對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

2

去尋找屬於本鄉本土的小曆史

早在兩年前，我曾醞釀為這本書寫一篇題為“八千裏路雲和月”的後記。當時我駕車回到小堡村過中秋，接下來就一路東進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約四千公裏。

最難忘是過完中秋的轉天夜晚，車子快到胡適先生的績溪老家，空空蕩蕩的高速路上，幾乎隻有我一輛車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隨山轉。一個人若能帶著尋找的信念上路，將會是一段多麽孤獨而美好的旅程！

為了獲得更多有關中國農村的現場感，前後花了十幾天時間，我走訪了贛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蘇華西村、安徽小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個感觸是，許多地方雖然名義上仍叫“某某村”，其實與中國鄉村的概念相去甚遠。這也印證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國鄉村麵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樣後進的、不為人知的村莊。

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國城市化的真實水平，在那些明星村裏你同樣看不見最真實的鄉村。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立足或者回到故鄉，去尋找屬於本鄉本土的小曆史。

這次遊曆勾起了我許多回憶。比如鄰縣有個千年古村落，離我家直線距離不過四十公裏，至今仍保留著不少自初唐以來的古牌樓、門樓、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戲台。讓我留連不去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舊宅子，其中一個大戶人家竟然修了48個天井。

遺憾的是，近代曆經太平天國、抗日戰爭、WG三次洗禮，至今隻剩下26個天井。熟悉中國曆史的人知道，這已是幸運。而當我走上其中一間的木質樓梯，竟然有些恍惚，隻覺得一切似曾相識。那樣的樓梯，那樣的雕飾，那樣的陽光，那樣的氣息，讓我在樓梯間閉目良久，直至昔日重來，終於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樓梯時的情景。

大姑離我家隻有五六裏地，小時候我常去她家玩。當時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戶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鏟富填貧”時分給他們的一個大宅子。毫無疑問，這也是我在鄉下偶爾住過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間還有個難得一見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裏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憶。

最難忘的是在雨天，雨水從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飄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們開始圍著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設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會暗自讚歎，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於這個宅子因何換了主人，我卻是一無所知。直到寫這本書時，才了解到了一些浮光掠影的細節。話說土改時，這位殷姓屋主“馱了地主”（即階級成分被定性為“地主”），於是不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還丟了遠在縣城裏的一個小鋪麵。

不過，雖是地主，據說也隻是剛剛起步，換在今天充其量隻能算得上是個“富二代”。待被抄沒了家產，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說的“地主婆”嚇壞了，躲到山上，沒幾天就找棵樹上吊了。而這“地主”雖然沒被立即處決，但也很快病死了。

一年前，我和這雙夫婦的一個曾孫有過一次長聊。這位老實巴交的農民，滿麵謙卑的笑容，祖上的這點恩怨在他嘴裏仿佛完全是別人家的事情。而村裏人談起他們這些後人，時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個做了“國家老師”，屬於生活比普通農民有保障的那種。對此，這位曾孫也是羨慕不已。

而這個古宅子後來的命運，同樣令人悲歎。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村裏不少人家蓋了新房，姑父他們便將這房子全部拆掉了。幾年後，當其他村莊類似的古宅在古宅販子那裏賣出了好價錢，幾戶人家才後悔不迭。不過他們很快學會了安慰自己，說大概也賣不到幾個錢吧，因為宅子裏的石刻與木雕在WG時大多被毀掉了。

與此相關的新聞是，近些年在江西活躍著不少古宅販子。他們在鄉下購買古宅，通過拆解、修繕和異地重建，好的一轉手能賺上百萬元。而有關這些古宅的記憶自然在它們原有的土地上徹底消失了。

在歐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國人能看到什麽？在這個急功近利、弱肉強食的時代，過去是幾代人蓋一座房屋，守一份祖業，而現在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的人們，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著換個更大的房子，將來又能有多少關於房屋的記憶留給子孫後代呢？更別說，今天的高房價已經毀滅了無數年輕人的生活與夢想。

我聽父親說，我爺爺年輕時住的也是村裏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燒了。可有時候我還是會暗自揣測，如果沒被燒掉，我們村會不會打破零地主的記錄呢？我知道這種想法很荒誕，就像我們的曆史一樣。

除此之外，那時候村子裏還有很多古樹。可惜它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被生產隊賤賣。至此，讀者或許更能理解我為何會為故鄉失去一棵樹而變得絮絮叨叨。

須知，我今天為故鄉失去一棵樹而痛心不已，更是因為故鄉已經所剩無幾。準確說，我傷痛的不是故鄉失去一棵古樹，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後一棵古樹，是故鄉丟掉了它的曆史與時間。

我們有怎樣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們對過往文明的態度。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一座城市還是一個村莊，如果它的過去總被連根拔掉，那麽它也會丟掉它的未來。

幾千年文明延續至二十世紀時，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窮二白，中國農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貧——這個念頭在我走進胡適先生留在績溪上莊的老宅子時尤其強烈。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由於各種原因，我們已經失去了太多美好的東西。而且，我們在繼續失去，有的甚至比過去還更嚴重。

3

有故鄉的人必須心存敬畏

相較於城郊或礦區農村來說，小堡村人或可說幸運，因為它既偏僻，又無資源，至少短期內不會因為城市化或者工業化而淪陷。然而這些年，我的內心卻越來越感到不安。

早些年是擔心三峽大壩，如地質災害、洪水侵襲等等。我不知道這種擔心有多少人雲亦雲的成分，但可以想見，一旦三峽大壩有不測，會危及我長江邊上的家園。當然，你也可以說，據以往經驗，如果洪水隻是浸漫上來，對家園不會構成毀滅性的打擊。而且，那漲起來的洪水終究會離去。

真正讓我憂慮的是近在眼前的一些事情。比如就在2011年，在小堡村十幾公裏以外的地方剛建起一個號稱要打造“全球最大有機矽廠”的化工項目。據說這是沿海大城市放棄的項目，從選址到投產，“項目建設推進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而且，就在大連人為反對PX項目而散步一兩個月後，縣裏有63個化工項目集中簽約生產。我在網上看到當地有些年輕人為此消息振奮，認為它們勢必會帶動當地經濟的大發展。可問題在於，在此大幹快上的背景下，當政府的GDP衝動和企業的創收衝動合而為一，當環保部門甚至進不了汙染企業的大門，誰來確保這一片錦繡河山不重蹈各地發展飲鴆止渴的覆轍？

我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就在我寫這篇後記的時候，《中國企業報》的記者給我打來電話，透露包括該報在內的三家媒體正在當地就有關化工廠的汙染情況進行調查，因為有農民向他們反映，靠近化工廠的稻穀發黑，有的甚至顆粒無收。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受汙染稻田範圍至少在千畝以上。盡管某有機矽廠每年都會對受損村民以“汙染補償費”之名進行補償，可低廉的補償費無疑是杯水車薪。村民更要問的是，受汙染的稻穀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而記者也不忘向我感慨，以該有機矽廠為龍頭發展起來的有機矽城，裏麵有幾十家中小化工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的監管更難，如果監管失控，這個化工城就會成為定時炸彈。

這些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有關“癌症村”的報道可謂層出不窮。2011年，雲南陸良鉻渣傾倒事件引起網民的關注。在被遺忘的興隆村，依然有癌症病人在吃臭蟲治病，村民稱近10年共有37人死於癌症。

一位得了癌症的老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了這樣一番話——自己死也就死了，但希望把事情調查清楚，因為對生活在這裏的子孫後代放心不下。麵對如此有責任心的農民，聽者情何以堪？

事實上，在離小堡村不到50公裏的新建縣的一個墾殖場，就有有關“癌症村”的報道。“從化工廠裏外漏的汙水流進水稻田，將田裏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戶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為主。”

而我在縣裏走訪的時候，聽不少人談起縣裏不少人罹患鼻咽癌，不知道是否與環境有關。

自從當地不少年輕人得肝病死了後，由於擔心病從口入，一次性碗筷開始在鄉下的酒宴中流行。相較從前，農民的確越來越珍視自己的生命與健康，代價是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日常的恐懼之中。然而，村民賴以自救的一次性碗筷並不能幫助他們抵擋可能的生態危機。

我至今無法求證這些事情，也不敢對將來妄下結論，我更希望自己是“杞人憂天憂地”，但我無法平息心中的憂慮，因為一旦環境汙染形成，一旦故鄉的土地與空氣裏長毒，其危害將遠高於季節性的洪水，將遠比我的故鄉失去一棵古樹嚴重一萬倍。而我的這種憂慮，是整個時代的憂慮，而非獨我一人。

明朝《夏商野史》裏有一段故事，說的是周文王問薑子牙如何治國平天下，薑子牙的回答是：“王者之國富民，霸者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君廩。是之謂上溢而下漏，為國大臣不可不知。”周文王頓悟，遂派人開倉放糧賑濟窮人，西周從此強盛。

據我查考，這段在網絡上改頭換麵，廣為流行的話是作者從《荀子·王製》或《尉繚子·戰威》那裏借來的。雖然“版本混亂”，不難看出的是，無論早在春秋戰國、明王朝，還是現在，人們對“王者之國富民，無道之國富國家”等藏富於民的思想總會有著強烈的共鳴。

讓人痛心的是，今日中國許多農村地區正遭受雙重困境：一方麵，農民不僅沒有享受到藏富於民的政策，還要承受種種非國民待遇，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支付巨額成本卻老無所養、病無所醫；另一方麵，還要在工業化過程中擔負“藏禍於民”“藏禍於未來”的壞處。而且，後者的危害仍在不斷擴大，因為中國農村整體性的不設防。因為農民既不是政策製定者，也沒有真正能夠維護他們權益的製度保障。

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城市開始借助網絡完成散步，試圖“遇見可說服的市長”，大多數有責任心的農民依舊隻能散兵遊勇地抗爭，或像安徽蚌埠的村民一樣繼續“有組織地下跪”，跪請環保總局檢查組的官員前來治汙。

“比薩斜塔不會倒，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會長高。”經濟學家趙曉這樣表達了自己對中國發展的憂慮。為了各自的故鄉還能回得去，還請這個時代忙於建設的諸位記住這句話吧。有故鄉的人知道如何熱愛並捍衛屬於自己的土地，有故鄉的人知道在他人故鄉中看到自己的故鄉的命運，有故鄉的人必須心存敬畏。

4

“中國不亡，有我”

人不能永遠活在憂慮之中。在結束這篇文字之前，讓我繼續說一些感恩的話吧。

感謝我多年前的選擇。目前的生活雖然不盡完美，大學雖然清貧，終歸是有充足的時間由自己支配。我常和朋友們開玩笑，別人考慮何時休假，我則考慮何時上班。而且，我又是那麽幸運，一直在做自己有興趣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緣故，我也常會對自己或所在知識群體說，生活如此清閑，不用朝九晚五，若不誠心誠意盡些社會責任，不去多說一些真話，甚至還要說假話，於良心何安？

感謝《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評論部諸君，雖然你們中很多人已經星散四方，但我仍記著你們的友情。感謝劉雁女士，早在三年前便盼著這部書稿完成，一直督促我完成。感謝理想國的劉瑞琳女士幾度邀約，她是理想國沙龍裏最動人的女人。感謝謝剛社長的禮賢下士，中國的出版事業因為他的出現而變得開闊；同時感謝新星出版社支持並參與“十分努力”計劃，即每本書都會有十分錢用於鄉村公益。

感謝編輯王光燦的一絲不苟，感謝他與我談起上學時在河南上蔡縣附近隨處可見的農民賣血隊。這個細節讓我又一次想起那群被遺忘的人，更意識到本書中所寫的農村及其傷痛，不過是中國鄉村微不足道的一角。遇上光燦這樣有耐心、有學識又有社會關懷的編輯是作者的福氣。

.....

我要感謝的名單還有很長，恕未一一列出。

最後，更要特別感謝我聚少離多的家人骨肉，並為我終日身心繁忙而深感內疚。感謝我村裏村外的鄉親，希望這本書裏的不足或無意的冒犯能夠得到他們理解與原諒。感謝南開大學尤其是文學院諸位老師和學生們為我營造的輕鬆而寬厚的環境。

二十年來，我最愛的是《未央歌》與《巨流河》裏的南開，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並踐行張伯苓先生“中國不亡，有我”這六個字裏的大自救與大擔當。

不幸的是，就在我斷斷續續寫完並準備結束這篇後記時，史蒂夫·喬布斯先生在今天早晨離我們而去了。這個消息讓我不得不暫時停下來。我承認我喜歡喬布斯更甚於喜歡蘋果。

我像他一樣相信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費時間去過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相信人不能欺騙，因為你能騙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對於這樣一位偉大的創造者的離去，我實在沒有理由為他哀悼，因為我活得還不夠盡心盡力，不夠全心全意，因為在他麵前，我的慚愧多於悲傷。

“要麽忙著生，要麽忙著死”，許多人都記住了《肖申克的救贖》裏的這句台詞。其實，對於任何一個生命來說，生與死都是同時進行的。生是一輩子的事，死也是一輩子的事。從這方麵說，我很慶幸看到我的故鄉以及這個世界，雖然時刻經曆著衰朽與死亡，卻也時時在生長。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參與到這個萬物生長的過程中來。

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離去，我還可以做另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殮師》裏的大悟一樣，回到故鄉，領悟生命的真諦與尊嚴，讓那些逝去的人與事，在我的回憶裏獲得溫情與敬意。我相信，即使故鄉淪陷，我仍可以在一個美好的世界裏度過一生，因為我的一生都在為那個美好世界而努力。

作者：熊培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