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曆史，隻看到自己肚臍眼的中文讀者認為，美國駐軍歐洲是保護歐洲保護德國，其實略有曆史常識的人都懂得，“美國優先”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壓製德國軍國主義的複發，阻止第二個希特勒出現。
不知天高地厚的馬斯克公然公開支持德國的AfD， 至少我個人認為，馬斯克笑了，但不是笑得最好，更不是笑到最後，因為他根本違反了美國的利益。
2月24日是俄烏戰爭屆滿三週年的日子，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皆舉行會議討論俄烏局勢。然而，在歐洲強調對烏克蘭支持之際，美國卻在聯合國會議上拒絕采取譴責俄羅斯的立場。美國推出的決議草案並未點出誰是侵略者。僅哀悼了俄烏“衝突”的受難者，重申聯合國的目的是透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並呼籲應迅速停止衝突、推動持久和平。
針對此，以法國為首的歐盟國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草案。最終通過的版本納入了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指俄國是侵略者的敘述，並強調應實現“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全麵持久和平。
美國的前身是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1776年獨立建國之初，大多數美國人對歐洲懷有一種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一方麵，由於血緣、曆史和文化上的聯係，他們視歐洲為“祖國”並對之懷有某種難以割舍的情感。美國國家的建立亦是得益於歐洲的思想啟蒙，正是人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歐洲思想催生了“美國夢”，而作為美國社會的基礎的法律和行政體製及宗教習俗等也是從歐洲引入的。正如美國曆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所言，“我們根子上是歐洲人，我們的宗教、習慣法、憲政主義和自由政治理想，以及司法和平等都源自於歐洲”；沒有了歐洲這個根，美國人的身份就難以被正確地理解與辨別。
美國人認為有理由對歐洲心存一份“愛”。但另一方麵美國人又“恨”歐洲,他們厭惡“舊大陸”的封建專製體製、僵化的社會結構及宗教專製，並對歐洲人的文化傲慢和自負感到不滿。他們對歐洲還存有不安全感，擔心狡猾的歐洲外交官把天真的美國人拖入他們製造的對外戰爭。
隨著美國的經濟實力超越歐洲列強，“門戶開放”成為其新的國際戰略。美國欲通過該政策開拓世界市場，並有效地保護美國的利益，塔夫脫總統稱這等於“用美元代替子彈”。隨著海外擴張的展開，美國對既有的歐洲大國關係框架感到越來越難以接受，而歐洲也感受到了美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存在。
20世紀初德國在歐洲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原有的力量平衡，也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形成了挑戰。隨著德國威脅的凸現，美歐之間的權力競爭逐漸地從“域外”地區向歐陸轉移。為化解德國的威脅，美國一度嚐試與之實現和解，但由於雙方矛盾太深而未果。當時德國試圖建立一個由它主導的中歐集團，而美國將此視為對其門戶開放政策的挑戰。戴維· 卡萊歐（David Calleo）從兩國地緣政治觀差異的角度分析了美德矛盾，認為20世紀初美德兩國走向對立主要是因為雙方對未來世界秩序及各自的國際作用有著不同認知。美國的地緣政治夢想是建立一個泛美帝國以取代注定要消失的大英帝國，為此需要複興和完善19世紀中期以後形成的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觀。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將這一世界秩序觀具體化了，其目的是要建立美國的全球霸權。
德國的目標則是獲得足以摧毀歐洲均勢的世界大國地位，進而謀求重新瓜分世界。美德兩國地緣政治觀的差異決定了其世界秩序政策的不同取向，德國統治者尤其不認同威爾遜的和平變革理念。
為了應對德國的威脅，美國調整了對歐政策，即由原先的警惕性中立轉變為謀求歐洲均勢。這一調整為第一次大西洋戰時聯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保持了中立立場，但是它早就有了參戰的準備。威爾遜對他的顧問說，“如果歐洲落入一個軍國主義集團之手，我國的和平與民主將會受到極大威脅，我將敦促美國參戰。”
實際上，美國對歐均勢政策的目標不僅是要防止德國稱霸歐洲，也要防止任何其他歐洲大國取代戰敗的德國主導戰後歐洲事務。
1920年代的美國對歐政策不應被貼上孤立主義的標簽，美國實際采取了“不承擔義務的卷入”和“獨立和合作”的政策，目的在於通過經濟接觸將戰略上不做出承諾的政治需要與促進歐洲的穩定（以及美國的繁榮）結合起來。美國利用本國資本和政府的支持，通過道威斯和楊格等銀行家的參與，在締造歐洲“經濟和平”尤其是規製歐洲重建的財政結構方麵發揮了領導作用。美元從此時起即開始發揮作為歐洲儲備貨幣的作用，而最惠國待遇、貿易自由化等原則也在歐洲得到了進一步擴展。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通過締造歐洲“經濟和平”重建了歐陸大國特別是法德之間的權力平衡。
德國在中歐擴張勢力範圍並日益向拉美市場進軍，進一步加劇了美德矛盾，並促使羅斯福的對歐政策進一步向國際主義路線靠攏。1934年美國建立了旨在向外國政府提供貸款的穩定基金，1936年同英法就開展貨幣合作達成了三方協議，此外還頒布了互惠貿易協議的法案。通過這一係列行動促使大西洋兩岸重新走上了合作軌道，以美英同盟為先導，經由1941年租借法的實施和大西洋憲章的簽訂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參戰，第二次大西洋戰時聯盟正式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外交史上又一個重大轉折點。美國通過這場戰爭進一步鞏固了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並躍升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正如丘吉爾所言：“此刻美國位於世界之巔”。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決心以全新的方式參與國際政治，並推動建立一個由其主導的國際新秩序。
德國因素對美國的歐洲一體化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鑒於德國的資源對於歐洲經濟重建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將德國納入西方體係之必要性，美國試圖通過歐洲一體化將西德納入並限製在西歐聯合體當中，此所謂對德國的遏製。
歐盟成立的根本理由是要奉行一種“雙重平衡”政策，即在內部平衡統一的德國，在外部平衡美國。可見歐洲一體化的長遠目標實際是與美國的對歐霸權目標相衝突的，其反映的是美歐控製與反控製的矛盾。
美歐競爭雖不至於引發地緣政治衝突，但美國並不會因此而忽視歐盟的挑戰。美國將防止大國或國家集團獲得歐亞大陸的主導權視為其冷戰後的最大挑戰。基辛格說：“從地理上講，美國是一個島國……而歐亞大陸的資源和人力大大超過美國。如果某個大國控製了歐亞大陸的任何一端——歐洲或亞洲——那對美國來說都是真正的戰略危險。”
美國的利益首先是“防止某個大國主導歐洲”及“保持東亞的力量平衡”。
參考
1806年拿破侖征服普魯士後，停戰要求之一是普魯士應裁軍至42,000人以下。為了使普魯士不再那麽容易被征服，普魯士國王在一年內招募了允許的人數，訓練後解散了這批人，又招募了另一批同樣規模的人，如此循環。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裏，他能夠召集一支由42萬名至少受過一年軍事訓練的軍隊。軍隊軍官多從擁有土地的貴族中抽調。最終，一方麵逐漸建立一批龐大的職業軍官階級，另一方麵則是人數更多的一般官兵階級。這些士兵已經習慣於默默地服從軍官的所有命令，形成了一種階級分明的敬畏文化。這一製度導致了幾個後果。一是，由於民政官僚亦出身自軍官階級，軍隊利益被視為是國家利益；其次，統治階級為維持其淩駕於普通人的權力繼續推行該製度，提升了容克貴族的影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誌帝國解體，盟軍視普魯士/德國軍國主義為大戰原因之一，試圖用凡爾賽條約加以限製。魏瑪時期，1920年爆發由失勢軍人對抗共和國的卡普政變。政變後，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逐漸聚集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與希特勒旗下，而較溫和的德國國家人民黨逐漸衰微。魏瑪共和受到軍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長期威脅。許多德國人視凡爾賽條約是對自身尚武文化的羞辱。右翼軍國主義者紛紛組成非法民兵組織，如鋼盔前線士兵聯盟、自由軍團及黑色國防軍等；1920年代早期，納粹組織衝鋒隊。此時期，德國發生一連串政治謀殺，彌漫一股內戰氣氛。
第三帝國，隨後取代魏瑪共和，成為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1945年，帝國毀滅後，盟國管製理事會在德國推行再教育計劃，以防止軍國主義在德國複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