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大學了,要把我在農村的戶口和糧食關係轉到大學所在城市。辦理轉戶口手續要到鄉政府有關辦公室,不記得當時是不是叫派出所,隻要把大學錄取通知書帶上,他們就二話不說,立即給你辦。等我去辦的時候,辦公室的門是開著的,但空無一人,隔壁房間的人告訴我說人不在,明天再來吧。我隻好離開,走在大院中間的時候,聽見一聲大喊,“小夥兒”,從左側籃球場上走來一個年青人,滿頭大汗,穿著個紅色跨欄背心,左手臂上搭著一件綠色軍裝,右手衝著辦公樓指了指,我明白了,他這是打完了籃球準備給我辦理轉戶口。我一進大院他就看見我了,他說一看我這學生模樣就知道又是一個考上大學辦戶口的。他剛打完籃球,汗還沒消,寫字的手有點不聽使喚,把我的名字都寫錯了,但他很巧妙地給改過來了,左手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紅油印盒,右手從自己褲兜掏出他自己的一個油戳,在油印盒蘸了一下就在我的名字旁蓋了一下,說這就不會有問題了。我心裏稍有不快,但也沒說什麽,畢竟一切順利,他態度很好,還問我,“你這個怎麽這麽晚?人家別人都已經走了”,而且我終於要離開農村去上大學了,心裏也高興。
下一步是辦理轉糧食關係,相關人員解釋說,要轉走我的糧食關係,我必須交500斤糧票,如果沒有糧票,那就交上500斤糧食。我知道我家糧票是沒有那麽多的,在農村很少用糧票,即使用,也就幾斤糧票用來買餅幹蛋糕一類的。對500斤糧食我沒有概念,我以為交上500斤糧食是小菜一碟,我回家一說,我媽說上哪兒去弄500斤糧食?9月份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去年的陳糧剩下不多了,今年的新糧還沒下來。那就隻能交糧票,需要到瓦房店去買,可能是黑市吧,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買到那麽多糧票的,時間上有點來不及了。我老姨家的二表哥認識那個負責辦糧食關係的人,就通融了一下,打一個欠條,我先把糧食關係轉走,日後再補交糧票, 而且也不用交500斤了,300斤即可。我也不懂得糧食關係是怎麽回事,不明白辦戶口為什麽還要糧食關係。後來到了大學以後有人解釋說沒有糧食關係,戶口是沒有用的,隻有伴隨著糧食關係的戶口才是有效的。
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的承包,隻是把土地均分給大家,我的那一人份的土地和我爹我媽的土地合在一起成為一戶。上高中時我住在我姐家,我爹我媽已經不能下田勞動了,我的大哥二哥給我們種地,秋收的糧食收成仍歸我們,秸稈歸他們,可以用來喂牛。糧食有盈餘,我父母養了三頭豬,都不到200斤重,還沒有完全長大,賣了兩頭以填補我上學費用。我大嫂二嫂各給了我一張50元的鈔票,都是嶄新的,可能是從我們家附近的一個農村合作銀行用零錢換的。我三哥給了我20張皺皺巴巴的一元鈔票,但卻整整齊齊的,厚厚的一遝,不知是攢了多長時間的了。我姐是最早知道我考上大學的。當高考成績剛出來時,我還在家裏幫助幹農活,我高二時的班主任孫老師就告訴我姐我的分數已經超過錄取線了,隻是不知道最後能被哪兒錄取,我姐就立即著手給我準備上大學時住宿需要的行李用具。我姐夫當時和幾個合得來的同事兄弟合夥挖煤,告訴我不用擔心學費,隻需要好好念書。其實我高中三年的學習費用也主要是我姐夫靠挖煤資助我的。
學校在山西太原,我從來沒有去這麽遠的地方,我以前去過的最遠的地方就是瓦房店,結果這次去上學,瓦房店卻隻是乘火車的起點。我們村有出行經驗的一個本家大叔曾經為生產隊搞副業時去過包頭,他指導我說從瓦房店可以買一張通票到太原,到北京後隻需要進行中轉簽字。我大哥送我到瓦房店,出發當天一大早,扛著一大卷行李,我大哥和我一起擠著公共汽車到瓦房店火車站。用錄取通知書買火車票時半價,我的行李辦托運了,手裏隻有一個背包,一切妥當,心裏輕鬆了,我和我大哥到一家餛飩館美美地吃了一頓,我大哥還盤算我應該是四年後的1990年畢業,當時我就核計醫學院可能不是四年。火車是從大連始發到北京,到瓦房店時就是傍晚了,我大哥也沒有必要一直等到送我上火車了。
火車準點到站,車廂裏人不多,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個座位。拿到錄取通知書時,我高中的老師都叮囑我路上要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和陌生人搭話,不要讓別人知道你的目的地,不要告訴別人你的真實姓名,等等等等。我牢記在心,坐在一個靠窗的座位上,雙手緊緊地抱著包,這包可太重要了,錄取通知書,戶口和糧食關係都在包裏,但錢卻不在包裏。怎麽帶錢還是費了一番心思的,首先我們是聽別人的經驗故事,比如,可以把錢放在腳下的鞋墊下麵;把褲腿紮起來,再把錢放在紮緊的褲腿裏麵;把錢放在行李裏麵隨著托運到學校。最後,我媽還是照搬了別人的經驗,在我的褲衩內側縫了一個小布口袋,錢就放在這個小口袋裏。
一路經停的車站很多,仍然有印象的有熊嶽城 (在營口市蓋縣)、大石橋(也在營口)、海城、鞍山、遼陽,但當時心情忐忑不安,心緒不寧,對它們印象都不是很深了,似乎在遼陽或是鞍山看到高高的煙筒出口有晃動的大火苗,混著淡淡的黑煙。到沈陽前,在瓦房店上車時還很寬鬆的車廂裏已經擠滿了人。“各位旅客,沈陽車站就要到了。沈陽車站是一個大站,沈陽是遼寧省的省會…”對沈陽的一通介紹之後又回到老本行:“前方到站,沈陽車站,有下車的旅客請提前做好下車準備,下車站台在左邊”。已經是晚上了,看車窗外燈火通明,但我對麵的人倚著車窗,是閉目養神還是睡覺說不清楚,我也學著像是見過世麵、見怪不怪的樣子。後來迷迷糊糊地聽到報站,“溝幫子車站到了”,然後就聽到站台上的小販叫賣,“燒雞,新鮮的燒雞了”。旁邊有人點評說,“溝幫子燒雞很有名的。”後麵還有錦州、天津等大站,我都睡著了沒看到。
北京站到了,很激動,來北京了,盡管隻是路過,但心裏又很忐忑。還不知道怎麽中轉簽字,怎麽去找下一列開往太原的火車。出站台時我隻是隨著人流,下台階進地下道,人們都是奔著前麵不遠處的一個大鐵門。我不想像在車廂裏那麽囧地雙手抱包,我就把包挎在右肩,右手五指張開托著包的底部,左手拉著右胸前的背包帶,側著身子快步向前。快到出口了,突然被拽了一下,回頭一看,一個瘦小的中年人拖著一個碩大的行李,看著像是用很多剪開的塑料編織袋子縫在一起,紅藍白不同顏色混合著,“你幫我抬,我給你錢”,他可能看我隻背著一個包,就請我幫忙。看著確實是很著急的樣子,他穿著一件藍色上衣,和我大哥送我時穿的一模一樣,我也立即就有了同情心,“你不用給我錢,我幫你抬”,我就用左手拽著他的大行李的一角,和他一起拖著出了大門,他趕緊向我點頭致謝,我也沒有再去理會他,我內心著急怎麽去中轉簽字。我的目光掃射著,看到幾個紅色校旗,其中還有北京大學的,顯然是為新生接站的,辦戶口的說我晚了,這也不晚呀,北大不也還在接站嗎?我的目光越過人群,看到一個低矮的鐵皮窩棚,似乎那兒就是辦理中轉簽字的地方,我急匆匆地奔過去。
“同誌”,我好像聽到有人喊我,我側身回頭,隻見一個30歲左右的年輕女子。她個子不高,皮膚白皙,麵容姣好,穿著一件白色襯衫,雙手抱著正在睡覺的孩子,孩子不是豎著抱在她懷裏,而是橫著抱在肚子前,一隻腳還耷拉著垂下來。她表情很淡定,似乎並不是很著急,見我慢下腳步,“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見我表情疑惑,又來了一句,“你不用害怕,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嗎?”她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嗓音也很好聽,就是這講話內容讓我摸不著頭腦,一陣恐懼感襲來,我轉過身快步離開,隻聽她在我身後惡狠狠地說,“等下一次的,我告訴你”。神經病,不理她,我要辦簽字呀。到了窩棚,還真是簽字的地方,把車票遞進去,還沒等我說話,已經在我的車票上用膠水貼了一個小紙條,上麵打印著車次和時間,是第二天的。簽字這麽容易呀,心情一放鬆,也沒細想這晚上怎麽過,先去找到上車的地方,從車站再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也是新生報到的,他家是我們隔壁的交流島鄉,他要去鄭州。我們就結伴去看天安門去。
人真多真密集,象我們課間操全校做第六套廣播體操一樣,天安門應該朝哪個方向走啊?還是上午,有的是時間,走就對了,走到哪兒都是我們沒去過的地方。看到一條非常寬廣的大街,我倆猜測這是長安街,長安街連著天安門,可站在街邊連個天安門的影子都看不到。過來一輛長條形的紅黃相間的公共汽車,有前後門,人們都擠過去,我倆不知道該怎麽坐北京的公共汽車,也跟著擠進後門,我右手拉著背包帶,左肩往前擠,正要回頭用左手拉住包,車門關上了,我的包還在車門外,我在車門裏扯著包帶。隻聽見前麵有人大喊一聲,“車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替我喊的,見沒有反應,我也學著北京腔調,把舌頭向上用力抵住上顎並狠狠地卷起來,非常羞澀靦腆地喊了一聲“師傅,後門”,我對我自己的嗓音很不滿意,太沒有底氣了,算了,就別丟人了。我眼瞅著騎著自行車的路人盯著我的包看,我猜測他們是好奇而不是想搶走我的包。天安門,我看到天安門了,車怎麽還不停,車停了,我是第一個下來的,背上包,若無其事地向回走,去天安門呀。第一次坐首都北京的公共汽車,我倆都沒有買票。
我倆中午回到北京站,他的火車是下午的,他走後我一個人核計為什麽我不能當天走?回想著北京也不是那麽好呆的,特別是想起那個漂亮的女惡人就害怕,就再去那個窩棚試一下。這時候已經沒有旅客了,我奔到一個窗口,一個麵目和善的中年婦女在裏麵,我就說我想今天就離開北京去太原。她也和前麵的那位一樣不說話,隻扔出一個小紙條給我,我一看是今天晚上的。就趕緊又回到車站內找到檢票口,就在就近的候車廳等著,不亂走了。晚上9點的火車,我老早就去排隊了。我前麵是一個慈眉善目的50歲婦女,她麵前好幾個包,估計她還有同伴。她看到我排在她後麵,就主動跟我搭話,“看你像個學生,是去上大學嗎?”我點了點頭。“是什麽學校?” “哎呀,我兒子也是山西醫學院。” “你看著很小,我兒子胡子拉碴的看著比你大多了。”一會兒,她那胡子拉碴的兒子來了,聽說我倆是同一個學校的,還是同一個係的,顯見著是非常高興,眼睛放著光。其實我也是很興奮,一掃白天恐懼,但我隻是微笑著,不那麽外放。“說不定我們還是一個宿舍的呐!”後來好幾次學校新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們兩個都在北京站不期而遇。在大學畢業臨別贈言時他寫道:“今日與君別,何日再相見,直覺告訴我,相會北京站”。
晚上在火車上,一個中年偏上但老年還沒到的那麽一個幹瘦的乘務員過來查票,把我的票給拿走了,一會兒回來了,把一張發票都準備好了,我需要補票,他解釋說,這是“變徑”,我的通票是按最短路徑賣的,現在這個車次的路徑變長了,我需要補交這多出來的一段路途的費用,這是我後來搞明白的,當時一聽說我要補交錢我的腦袋就大了,根本聽不進去他的解釋,其實,我明白和不明白的科學價值都是一樣的,都要交錢。後來明白了為什麽一開始給我第二天的簽字,因為那是最近的路線,叫石太線,經過石家莊,是通票應該走的線路。而我改簽的是原平線,比石太線要長,所以要交“變徑”費。不管怎麽說,一路有驚無險、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地到達了太原站,出來後我們就什麽都不用管了,學校接站的幫助取行李,不用行李單,隻要看到行李上貼著“山西醫學院”的字樣,太原站就允許提走,接站的汽車把我們一直送到我們的宿舍樓門口。我的大學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