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為什麽能贏，還贏兩次？

【一分鍾速讀版】

民主黨 2024 年總統選舉敗選的最深層原因是巨大的貧富差距。

1980 年後，裏根推行共和黨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的經濟政策重啟了加大貧富差距的進程。遺憾的是，克林頓和奧巴馬都大體延續了類似的經濟政策，所以，在他們執政期間，美國的貧富差距繼續增大，造成中產消失，底層的生活日益貧困。

共和黨的理念本來就是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追逐資本，而適當約束資本，為民主負責，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權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種平衡，並尋求更公正的社會，一直是左翼黨派的曆史使命。是左翼政黨在約束市場經濟方麵的缺席才是川普當選的因。

當藍領的境遇在一屆又一屆民主黨總統任上都沒有改善時，用選票懲罰一下民主黨，也是選民政治智慧的一種。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怕 2016 年希拉裏贏了，或者說這次賀錦麗贏了，看上去美國是躲過一劫，但貧富差距繼續加大，經濟階層固化的問題依然存在，很難說以後會以怎樣的形式再次爆發。

民主黨欠選民一個正式、公開、誠摯的道歉。既然已經辜負選民幾十年了，不拿出最大的誠意，何以證明這一次是真的？

民主黨需要公開宣布，Make the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gain!（讓藍領再次成為中產！）將是今後全黨上下一致的政策目標，告訴選民，財富分配的趨勢不扭轉，貧富差距水平不回複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民主黨的使命就沒有完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請選民不僅再給民主黨一次機會，而且還要給民主黨兩院的絕對多數。

貧富差距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民主的重要因素。深究下去，這是美國製度中民主的成分還有多少的問題。美國該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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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失敗，從30年前就開始了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在幾天前的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Devi Harris，中文名為賀錦麗），成為下一任總統。

這是川普第二次在總統競選中獲勝。上一次是 2016 年。

川普 2016 年贏得總統選舉時，人們震驚之餘，似乎有一個共識，即這是一個頗具偶然性質的事件。

但今年就無法將川普的勝選看成是偶然事件了。要找理由永遠是有的，比如拜登退選太晚了（其實是不該競選連任）；巴以衝突的影響；沒有一個有意義的黨內初選；女性候選人的天然劣勢；通脹；邊境問題；不健康的媒體環境；對川普的兩次暗殺企圖，其中一次幾乎得逞......如果這些都不存在，民主黨候選人贏得 2024 年總統選舉也不是不可能。但我認為，這些都不是關鍵，甚至這次的輸贏也不是關鍵。

這次輸了，而且比 2016 年輸得更慘，背後必定有更深層的原因。看見很多分析，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社交媒體廣為流傳的謠言對川普當選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我非常同意。但這沒有解釋為什麽川普 2024 贏得比 2016 更幹脆。

川普當選，是民主黨的失敗

我認為，川普當選，不是賀錦麗的失敗，也不是像某些人說的拜登的失敗，甚至 2016 年也不是希拉裏的失敗，而都是民主黨的失敗。是民主黨在不斷失去藍領這個基本盤。一旦大勢所趨，任何候選人都不可能以個人魅力去力挽狂瀾。

是民主黨與選民幾十年的脫鉤才成就了川普當選的土壤。川普看見並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選民的情緒和不滿，然後收割他們。

大選之後主流媒體和自媒體的各種分析已經很多，說經濟是決定這次大選的第一重要原因似乎已經是共識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我還想再走遠一點。

我要說，這個失敗的根源也不是始於 2016，而是從克林頓時期就開始了，奧巴馬時期也不例外。此話怎講？

自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稱 FDR）總統的新政後，美國社會經曆了一個貧富差距不斷縮小而且保持在那樣水準的時期。那也是美國社會高度融合的時期。那個時期，生產進步、效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紅利在社會中得到廣泛分享，不同經濟層次的家庭得到幾乎完全同比例的收入增長。

1980 年後，裏根推行共和黨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為富人大幅度減稅，重啟了加大貧富差距的進程。遺憾的是，克林頓和奧巴馬都大體延續了類似的經濟政策，所以，如下圖所示，在他們執政期間，美國的貧富差距繼續增大，造成中產消失，底層的生活日益貧困。



1913-2018 年流入最高收入家庭的稅前總收入份額（包括資本收益）（圖中紅線代表收入最高的 1%，橙線代表收入最高的 0.5%）。圖源：Emmanuel Saez，基於美國國稅局數據

其實，這不是我發明的觀點，隻是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觀點。這是不少政治經濟學家分析出來的結論，其中一個代表人物為哈佛的著名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桑德爾在其《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注】一書中毫不留情地說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藍領中產的消失，責任在民主黨身上。他說，共和黨的理念本來就是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追逐資本，而適當約束資本，為民主負責，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權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種平衡，並尋求更公正的社會，一直是左翼黨派的曆史使命。

【注】The Tyranny of Merit 這本書已經有兩個中文版本出版，分別譯為《成功的反思》和《精英的傲慢》。但筆者認為譯為《功績的暴政》更忠實原意。

桑德爾指出，克林頓雖然軟化了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的嚴酷性，但他對裏根時代市場機製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這樣的核心前提沒有提出挑戰，而且還鞏固了市場信仰。根據這一信念，克林頓政府接受了對市場友好的全球化版本，並歡迎經濟的日益金融化。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人一起推動全球貿易協定和放鬆對金融業的管製。這些政策的福利主要流向高層人士，而民主黨人在經濟上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政治中日益增長的金錢力量方麵幾乎沒有作為。

奧巴馬作為候選人所激發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義並沒有延續到他的總統任期中。他在金融危機中上任，任命了曾在克林頓時期推動放鬆金融監管的經濟顧問。在他們的鼓勵下，他在不追究銀行對導致危機所負責任的條件下對銀行進行了救助，而不是去救助那些失去房產的人，以至於政府救助的最終獲益人反倒是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

我曾以為“占領華爾街”運動會讓奧巴馬驚醒。但是，沒有。其實，會發生那樣規模的反抗運動，就說明底層老百姓已經過不下去，幾乎要揭竿而起了。

奧巴馬的另一重大失誤是擁抱以接受高等教育為擺脫貧困的唯一手段，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隻要努力，你就能成功）是他一直掛在嘴邊上的話，卻沒有為藍領也提供一條通向中產的途徑。

就是說，左翼政黨幾乎全盤接受了右翼的市場思維和市場價值觀，而這些都是以犧牲藍領的利益和中產地位為代價的。所以桑德爾說左翼政黨在約束市場經濟方麵的缺席才是川普當選的因。

說藍領投票川普是被賣了還替人數錢，可能是低估了選民的政治智慧

美國勞工部前部長、政治家、學者、作家、時事評論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關係學教授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非常喜歡講的一個故事是，2015 年他在鐵鏽帶做一個研究的調查時發現，當地藍領對 2016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中最感興趣的兩個人是川普和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當時都懵圈了：怎麽這兩個人會被搞到一起？難道他們不是無論理念還是競選綱領，都彼此遠得不能再遠了嗎？

原來，選民並不傻。他們看上這兩個候選人，一是因為他們倆都表達看見了藍領的痛苦，理解他們所處的困境。二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拋棄建製派民主黨了。

本文前麵說了，自裏根時期藍領就開始走向衰弱，逐漸失去中產的地位。但藍領依然一直是民主黨的基本盤，因為共和黨的理念和政策本身就是與他們的利益相悖的，民主黨至少還說在意藍領的利益。民主黨對藍領選民所傳達的信息也是這樣，即你不投民主黨，難道還投共和黨嗎？對你們來說，共和黨的政策隻會更糟。

但是，當藍領的境遇在一屆又一屆民主黨總統任上都沒有改善時，用選票懲罰一下民主黨，也是選民政治智慧的一種。否則就變成民主黨可以把藍領看作自己理所當然的票倉，而不必真正為藍領做什麽。

還記得當初奧巴馬的競選口號是 Change（改變）嗎？發生改變了嗎？對很多選民來說，沒有。這才是為什麽川普當選了。說投票川普更糟，但幾十年了你都隻是警告選民，並沒有用行動表現出兩黨的不同，選民為什麽不可以換一種方法來刺激政客？

所以，說藍領投票川普是被賣了還替人數錢，可能是低估了選民的政治智慧。其實，這是民主製度下選民揭竿而起的方式。

我不是說所有投票川普的選民都屬於這一類。當然不是。但可以說，相當大一部分是。這部分選民的數量足以改變選舉結果。更重要的是，我們隻有看清這個趨勢，才可能對症下藥。事實上，奧巴馬第二任的競選已經比第一任困難很多，其間甚至有認為這一次有可能輸的時刻，最後獲得的票數的確比第一次少很多。

還有一個數字也很說明問題。2020 年，為了把川普選下去，很多平時不投票的選民出來投票給拜登，讓拜登獲得了破紀錄的普選票。但川普那年的普選票也很高，高於奧巴馬第一次競選獲得的。拜登的高票當選讓民主黨人忽略了川普的高票，忽略了川普選民的投票熱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怕 2016 年希拉裏贏了，或者說這次賀錦麗贏了，看上去美國是躲過一劫，但貧富差距繼續加大，經濟階層固化的問題依然存在，很難說以後會以怎樣的形式再次爆發。

拜登在扶持藍領方麵做得很好

拜登 2020 年競選時的一個細節似乎沒有引起注意，至少主流媒體沒怎麽著墨：他剛出來競選時說的是，我們必須打敗川普，然後，隻要回到川普前就可以了。他的意思，我們要從不正常回到正常。但是，拜登後來改口了，說必須回到 FDR 的政策上去，我們要來一個新的“新政”。

拜登這個認知的轉變其實是個飛躍，而且他說到做到，真的是以 FDR 的政策為版圖，走打造藍領中產的路，走縮小貧富差距的路。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麵：

（1）拜登組建內閣時，一個華爾街的人也沒有雇，盡管他獲得了華爾街近 8000 萬美元和壓倒性優勢的選票。他是幾十年中唯一一個如此與華爾街切割的總統。

（2）拜登大力扶植工會。拜登治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是幾十年來最支持工會的委員會，拜登甚至創造了總統親自參加工會工人罷工活動的曆史。

（3）拜登大舉啟動了對壟斷的製約，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轉變，屬於動了大資本奶酪的行為，以至於拜登退選後，華爾街民主黨金主對賀錦麗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撤換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因為 FTC 就是負責反壟斷的，而拜登任命的主席反壟斷毫不留情。



2022 年家庭財富分配（來源：https://apps.urban.org/features/wealth-inequality-charts/）

遺憾的是，盡管拜登非常努力了，但對縮小美國的貧富差距還看不見什麽效果。原因大致有二。

一，拜登沒有民主黨兩院的多數，也沒有壓倒性勝選的授權，很多事情根本無法做，包括無法利用改變稅收政策這個最基本的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

二，工會運動對縮小貧富差距的影響需要時間的助力。工會會員收入的提高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數年時間才會看出明顯的效果。而工會會員收入提高對本行業非工會會員以及其他行業藍領收入的漣漪效應，就更需要假以時日才能實現了。

要重新吸引藍領，民主黨需要以誠意贏人心

拜登的努力一時看不見明顯效果，民主黨又敗了 2024 的選舉，川普的重新上台隻會讓情況更糟，怎麽辦？

我認為，要重新贏回失去的那些藍領選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不可能。

我從來認為，發現自己錯了，最有效的糾錯方式首先是承認錯誤。今天，民主黨很可能已經達成共識，必須重新把重點放到關注民生上麵，特別是要改變藍領的經濟地位，讓 upward mobility （向上移動）重新成為可能。

賀錦麗選擇蒂姆·沃爾茲(Tim Walz)為競選搭檔，其實就有很強烈的提攜藍領中產的信號。但這次賀錦麗輸了，說明不管是拜登還是賀錦麗的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那麽，民主黨就必須拿出更大的誠意。

我認為民主黨欠選民一個正式、公開、誠摯的道歉。雖然現在民主黨的競選口號都是要打造藍領中產，但為什麽不能以道歉的形式把這個信息傳達得更清晰明了，更讓人信服呢？既然已經辜負選民幾十年了，不拿出最大的誠意，何以證明這一次是真的？

民主黨需要公開宣布，Make the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gain!（讓藍領再次成為中產！）將是今後全黨上下一致的政策目標，告訴選民，財富分配的趨勢不扭轉，貧富差距水平不回複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民主黨的使命就沒有完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請選民不僅再給民主黨一次機會，而且還要給民主黨兩院的絕對多數。

我真的相信，如果民主黨能夠以這樣的方式道歉，宣布新的政策目標，那些因為經濟原因已經離開的選民會回來的。

為了美國的民主製度不被川普及其同夥破壞掉，民主黨必須首先贏得將來的選舉，然後才可能推行利國利民的政策。

但民主黨必須抓緊了，乘著藍領的大本營還沒有轉向。這也許是民主黨最後的機會了。

最後一點說明

最後再次強調，本文所提出的不是為什麽民主黨輸了這次選舉的全部原因，隻是我認為起關鍵作用的原因。

其餘原因不少，比如不完善/公平的選舉法；謠言泛濫的媒體；不完善的教育等等。這些都是影響選舉的因素。我也一直認為這些東西是潛在的危險，是定時炸彈，需要認真對待，還曾作文談論過。

但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也是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如此懸殊的貧富差距，必然是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而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要解決任何問題都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就說很多人認為對這次選舉起了最關鍵作用的信息戰吧。我還是認為，如果日子過得滋潤了，就不容易成為謠言的捕捉對象。不僅是關乎辨別力的問題，更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

所以，一個融合而不是分裂的社會，很可能對所有問題都有極大的緩解作用。

這就是為什麽我認為第一重點應該集中在縮小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民主的重要因素。深究下去，這是美國製度中民主的成分還有多少的問題。美國該警醒了！

參考資料

https://www.cbpp.org/research/poverty-and-inequality/a-guide-to-statistics-on-historical-trends-in-income-inequality

https://www.stlouisfed.org/institute-for-economic-equity/the-state-of-us-wealth-inequality

https://apps.urban.org/features/wealth-inequality-charts/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