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新聞報道顯示，全紅嬋回家探望父母的過程中，因村子湧入了大量外來者拍攝、直播甚至高唱紅歌，嚴重幹擾了她和家人的日常生活。這一幕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中突出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識缺失現象，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文化和流量經濟對個人隱私的侵害。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網絡直播和短視頻平台的興起，眾多網紅通過製造熱點話題、蹭名人效應等方式獲取流量，並借此牟利。全紅嬋的家鄉無疑成為了這些網紅追逐流量的“寶地”。當人們看到她在國際賽場上的出色表現時，讚美與祝福鋪天蓋地而來。然而，網紅和直播博主們顯然並不滿足於僅僅表達讚美，而是希望通過蹭全紅嬋的熱度，借機為自己帶來關注。
這些網紅在全紅嬋家鄉進行直播時，毫無顧忌地拍攝她的家人和家鄉的場景，完全忽視了她和家人的隱私權。他們為了博取更多的關注，不惜一再打擾全紅嬋及其家人的生活，甚至深夜圍堵在她家門外。這種行為暴露了當今社會中部分群體為獲取流量而不擇手段的現象，彰顯了流量至上的扭曲社會風氣。
網紅文化的興起，原本是一種自我表達和娛樂方式的創新。然而，隨著商業化運作的介入，網紅逐漸成為了一種職業，不少人為了吸引粉絲和增加收入，不惜誇大事實、蹭熱點、甚至侵犯他人隱私。全紅嬋家鄉被“圍觀”的現象正是這種網紅文化膨脹的典型體現。許多網紅為了獲得即時關注，利用全紅嬋的成功進行炒作，完全忽視了她和家人的真實感受。
流量經濟是當今互聯網時代的一種重要現象，它推動了商業模式的轉變。然而，流量經濟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麵影響，特別是在人們對流量的追逐中，許多不道德的行為被合理化。網紅們為了吸引更多觀眾，打破了公眾與個人之間的界限，甚至將個人隱私變成了公共商品。全紅嬋和她的家人不過是這種惡性競爭中的無辜受害者，而這些網紅的行為進一步揭示了流量經濟對社會道德的侵蝕。
與網紅們的流量至上相比，另一群引發廣泛關注的人物則是那些在全紅嬋家門口高唱紅歌的大媽們。這些大媽們以一種看似“正能量”的方式表達對全紅嬋的支持，但她們的行為卻嚴重幹擾了全紅嬋及其家人的生活，成為了公共道德缺失的典型案例。
這些大媽之所以選擇在全紅嬋家門口唱紅歌《我的祖國》，並非出於單純的愛國情懷或對全紅嬋的支持，而是為了滿足自身的表現欲。她們通過這種方式尋求存在感和成就感，將自己的行為與“正能量”聯係起來，認為這是表達愛國情感的正當方式。然而，她們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任何具有基本公共道德意識的人都會尊重他人的隱私和生活空間。
在這些大媽的心目中，唱紅歌是一種“正能量”的表達，似乎與全紅嬋為國爭光的成就相契合。然而，她們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錯位表達，變成了打擾他人生活的工具。正能量的表達應該是在不影響他人正常生活的前提下進行，而不是打著正能量的旗號侵犯他人的權益。這種行為不僅沒有給全紅嬋及其家人帶來任何積極的影響，反而成為了他們的夢魘。
全紅嬋家鄉成為“網紅打卡地”，不僅僅是個別網紅或大媽群體行為的個例，更是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中更深層次的問題。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技的進步，雖然提升了國家的國際形象和經濟實力，但社會整體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識並沒有同步提升。
改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家更加注重經濟效益和科技創新。然而，基礎教育和社會宣傳在塑造公民道德素質和公共意識方麵卻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全紅嬋事件反映出許多人在行為中缺乏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識，他們更多關注自身利益，而非他人感受。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體係對個人人格的塑造和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引導嚴重不足。
中國的教育體係和宣傳導向，長期以來注重宏大敘事和國家發展目標的宣傳，而忽視了個體道德素質的培養。許多網紅和大媽在全紅嬋事件中的表現，正是這一現象的具體體現。他們的行為展示了政治意識的空前強化，但缺乏對個人人格和價值觀的關注。這種不平衡導致了社會道德水準的降低，許多人在追求“正能量”時，忽視了基本的公共倫理。
全紅嬋的成就為國家爭光，但她和她家鄉的遭遇卻暴露了國家在公共道德教育方麵的短板。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不能僅僅依靠少數個人的優秀表現來支撐，而是需要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基本的公共意識和道德水準，那麽即使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也可能被國內不良的社會風氣所抵消。全紅嬋家鄉成為“網紅打卡地”這一事件，暴露了當前社會中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識的嚴重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