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文革》中的1968年，在黃土高原上的甘肅會寧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這個新聞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鎮居民，因為她的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餘年，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下鄉知識青年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經曆錘煉了意誌。首創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和王大娘的那句話一夜之間在全國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她心地善良，為人正直，經常幫助親朋好友，與鄉鄰們相處的很好。
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一有空閑就幫助縣麵粉廠抖掃麵袋，從來不要一分錢，經常義務積肥，無償支援農業生產，“文革”中她被樹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麽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閑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在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裏．城鎮居民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帶領兒媳下鄉落戶的事跡在會寧縣立即被作為典型，號召全縣居民學習。後來王秀蘭的事跡為什麽會傳遍全國，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呢？這件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的曆史背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五十年代初期，新興的共和國剛從連年的戰爭環境中走出來，工業、手工業、商業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城市的就業水平隻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中國經濟建設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階段，在這個工業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麵臨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麵教育事業發展較快，但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中小學生入學率雖較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卻不能滿足他們的升學要求，一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且愈來愈突出，1953年，全國小學畢業生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學生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麵，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又需要大批的勞動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地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下鄉的號召。
接著，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句：“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從上述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固然有解決城市就業難題的一麵，或者是說解決當時的“糧食短缺困難”問題，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的決策者要加快改變當時農村的落後麵貌，解決農村缺少文化的現實問題，爭取“幾年之後，就可以掃除一億多文盲。”（見共青團曆史大事記.1955年）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中，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年~1965年之間，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發布了通知。從此，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並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這一階段由於政策適當，步子穩妥，工作進展比較順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內全國共有１２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
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
毛主席、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把上山下鄉運動促成高潮，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紅衛兵曆史使命結束，就需要動員他們到農村去；而中蘇關係緊張，為了備戰，動員城市裏的人到農村去，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在”文革”的年代裏，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價、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評論，一般都是以“二報一刊”的形式及時披露出來，以供人民群眾學習、貫徹。《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全國有許多省縣派人來參觀學習。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她還被選為定西地區（現會寧縣屬白銀市）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兩名代表之一，於1975年1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縣後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8年1 2月23 日，會寧縣革命委員會做出了《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決定》，將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改為知識青年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在會寧縣召開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現場會議，總結會寧縣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安家落戶的經驗，要求全省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新高潮。會議期間組織城鎮居民2700多人和城區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794人，汽車裝家具行李，人員整隊從會師門出發，下農村安家落戶，並拍攝了現場記錄片。
1970年5月以後，下鄉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知識青年上，並形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製度。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停止。
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23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
走資派上台後的1978年10月“揭、批、查”運動中，下鄉居民要求返城。從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的四個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創造學習和就業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妥善就業。此後，隨著政策的落實，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告一段落。
促成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積極的一麵。一方麵緩解了城市就業困難，支援了農業建設，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知識青年本身得到了鍛煉。從另一個角度講，上山下鄉使他們更早地投身了社會，受到了磨煉，增長才幹，體驗了民間的疾苦。由於有這段經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了社會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