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小燕和我那位被ISIS殺害的“戰友”（上）
枝上椿芽豔，白駒過隙寬。茫茫回首望，曆曆不成歡。
收香椿了！這是我的自產香椿“上市”的第四個年頭，產量一年比一年高。除了吃新鮮的，一時吃不完的，在開水裏過一下，分裝冷凍起來。後麵幾個月裏，應該每個月都能吃上香椿了！聖誕、新年請朋友來，端上一盤香椿炒雞蛋，總是讓他們喜出望外。
最初兩株尺把高的紅油香椿苗，是影友老李在大約10年前送我的。後來又從邊上發出了兩株，一共四棵樹（最近兩年剛發出來的小苗不作數）。小樹長得非常慢，但卻是逐漸加速生長。新冠開始的那年，終於吃到了香椿。今年等收獲完第二撥以後，我就打算把3米左右的樹鋸到僅2-3尺高，這樣會從邊上發些細枝，來年產量會更高，也便於收獲。
香椿豐收，當然要感謝老李。但這幾年我有關香椿的思緒，經常飛得更遠，飛到了1989年的那個春天。
“講師團”這個名字，年紀太大或太輕的人恐怕都不知道，但對於1980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畢業生，應該是比較熟悉的。當時中國大陸為提高農村中小學的教學水平，從機關、高等院校、重點中學等抽調一部分年輕人，參加培訓農村小學教師的工作，或直接在農村學校擔任教師。從1985年派出第一批講師團起，共持續了四年時間。我參加了最後一屆，在農村的時間是1988年8月下旬至1989年6月下旬。我剛剛分配去北京的一所大學工作不久就“下放”了。
我們這一組共6人都來自北京，4男2女。兩位女生加一位男生去了鄉中心學校。我與遼寧籍的小夥子小魯和北京籍的小樊被分到了另一所比較小的中學，隻有初中部。我是抱著長見識、做貢獻的態度去農村的，主動要求當了初二2班的班主任。農村這一年，我的體會五味雜陳，不是兩段話說得清楚的，先不去說它。
香椿讓我聯想到的，是我當時班上的學生小燕和她的母親。小燕是個老實、甚至有些木訥的姑娘。我家訪中發現，她家是我這個班的學生中最貧困的兩戶之一，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不為過。她的父親身體不好，處於半臥床的狀態。她有個弟弟，比她小一兩歲，倒是個活躍的孩子。
我和小魯很快就與學校裏的幾個當地年輕教師混熟了。能讓雙方成為朋友的重要因素是酒精。農村裏喝酒厲害，小魯原本就能喝，而我不知道自己能喝。經過勸與試，居然發現我在這方麵有很大的潛力，絲毫不落下風。於是他們笑對我說，原以為你們南方人不能喝酒，你行啊！每當酒過三巡，半醉半醒的時候，嘴上不把門，愛恨情仇、秘聞趣事就一股腦出來了。有一次他們告訴我，小燕和他弟弟，其實都不是他們父親的親生，而是“借種”生的。農村裏借種並不罕見，但有規矩，最重要的一條規矩是，一旦懷上了，就不能再保持關係……
這樣的事情，對當時的我來說有些匪夷所思，但並未帶來對小燕和她母親的絲毫惡感。小燕是個內相、老實的孩子。而她的母親善良、熱情。也許是因為他們家沒有勞力、要生存，她母親就在村邊的路旁擺個小攤子，賣些小商品。那個地方離校門不遠，我有時出門能碰見她，就聊兩句天。入夏以後，她還經常騎著一輛破自行車，馱著一個木箱子，沿街叫賣冰棍。有一次我和小魯在路上走著，她騎車迎麵過來，硬塞給我們一人一支，堅決不收錢。
那年暮春的一天，小燕的母親來到學校裏我和小魯的宿舍，送給我們一大把香椿，說是來自家中院子裏的香椿樹。那天下午，我們去了一趟供銷社，賣了些雞蛋（炒香椿用），一包炒花生，兩塊豆腐，幾根酸黃瓜，一塊醬豬頭肉，以及一瓶紅星二鍋頭（至今依然是我的最愛）。那天晚上，我們講師團的三個小夥子，在昏暗的燈光下邊吃邊聊，直到深夜。那年頭農村的生活比較艱苦，一般都是素食。那頓美味的晚餐讓我至今難忘。（更重要的是，那頓晚餐上我唯一一次與樊京輝近距離接觸和細聊。）
一根冰棍、一把香椿，在有些人看來不過是滴水人情，但我卻為之感動。學期結束、即將回城之前，我把通訊地址抄給小燕。小燕在初三的時候給我來過一封信，介紹她學習的情況。她的成績中等偏上，初中畢業以後肯定是要輟學的。在當時，那個地方的孩子極少有上高中然後考大學的。因為在教育不太發達的地區，這樣做代價大、成算小。相反，初中畢業班裏最優秀的少數學生都希望能考上中專，這樣就脫離了農村戶口。“轉戶口”這件事情對那裏的農民來說太重要了，如能成功，是全家特別榮耀的大喜事。但我當時所在的學校，每個班平均隻有2-3人能夠轉戶口。另外95%就隻能務農或另謀生路了。
果不其然，初中畢業以後小燕就在家裏呆著了。她來信說想去城裏打工，不知道北京可不可能，老師能不能提供一些門路和機會。唉，我也是一個北漂的，沒有根基和資源啊。又過了幾個月，我意外地收到小燕從北京豐台區發來的信，說她正在參加一個美發的培訓班。學完了想回鄉裏開個發廊。她問我能不能把辦公室的電話告訴她。她說培訓班裏有部電話，她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直接說。
一個多星期以後的一個上午，我突然接到小燕的電話，說她弟弟日前跟人打架被刺傷，現在正在北京宣武醫院做手術，錢不夠，能不能借她一點。我當時手頭隻有160元，於是找兩位同事借了一些，湊足300元，然後匆忙趕到她指定的地點去見她。
一見麵，我發現她的形象與兩年前相比變化巨大。衣著、發型、化妝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讓我不舒服的感覺。我問她弟弟的傷勢，醫生的手術和治療措施等。然而她的回答似乎漏洞明顯，讓我高度懷疑弟弟受傷住院等是子虛烏有。一瞬間我有些猶豫，這錢我到底給不給她呢？對於當年的我來說，這不算一筆小錢。（剛剛查了一下，1991年北京人的平均工資為每個月239.75元，我當時的月工資可能不到200元。）可是轉念又想，我怎麽可能揭穿，然後拂袖而去呢？如果我的判斷是錯誤的呢？哪怕看在她母親的人情、看在那把香椿的份上，我也不必細究了吧。於是我掏出錢給了她，並說希望她能將弟弟康複的消息及時通報我。
小燕從此以後杳無音訊。那年年底我還給她的家庭住址發過一封信，問她弟弟恢複如何，發廊辦得怎樣。我沒有提半句錢的事情。其實當我把錢遞給她的時候，我就不指望她還我了，我沒有懊惱或“上當受騙”的感覺。隻是這些年來，我有時想，那錢小燕拿去做了什麽用了呢？時光荏苒，她如今也已經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她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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