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沒有經受過戰爭的苦難，沒有經曆過上一輩人所受的種種折磨。小學第一課學的是“毛主席萬歲”，老師告訴我們，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全中國的貧苦百姓都是他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他是我們的大恩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像決了堤的洪水，滾滾而來。學校停課了，工廠停工了，農民也不種地。全民大串聯，全民大批判。“紅衛兵”這種新生事物應運而生，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紅衛兵。“保衛毛主席！”、“打倒劉鄧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不但是當時我們這代人喊的口號，也是發自我們肺腑的心聲。
隻要有“最高指示”發表。無論刮風下雨，白天黑夜，全都群情激奮，刻不容緩，打著紅旗，喊著口號，跑上街去遊行慶賀。
隻要有人說一句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話，我們就要麵紅耳赤地和他爭論，跟他鬥爭。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萬句，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記得當時學校上晚自習要讀30分鍾的報紙，報上把毛主席稱為“毛澤東同誌”。我們班的楊同學首先發現這個稱謂有問題。他說毛主席那麽偉大，那麽崇高，年齡又那麽大，我們怎麽能稱他“同誌”呢？那不是大不敬嗎？他的話提醒了大家，以後無論讀報還是讀書，都把“毛澤東同誌”自覺改讀成“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們曾經批鬥當權派。我們在縣委書記胸前掛上黑牌，上麵寫著“打倒XXX”的字樣，頭上還給他戴上一頂紙糊的尖尖帽；我們把縣上的當權派拴在一根黑色的麻繩上，押出來遊街示眾，叫做打倒“劉鄧”黑線；我們不用任何人組織，一聽到“破四舊”，就把家裏的書籍、字畫燒得幹幹淨淨，把所有繪有龍鳳圖案的家具、臉盆、杯盤、鏡子當場砸得稀爛。碑刻、雕塑被我們推倒，連大廟裏的觀音菩薩、如來佛祖也被我們給“革命”了 。
“文化大革命”變成了大革文化命。我們把大批判的標槍刺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沿用上百年上千年的舊地名、老字號，統統成了“革命”的對象。我們忙著幫人改人名、改地名、改鄉名、改校名、改店名……凡是帶有“封資修”色彩的名字，全部予以更改。天仙區改為“飛躍區”，鳳鳴鄉改為“文革鄉”，古佛鄉改為“新生鄉”，大廟鄉改為“勝利鄉”，官升鄉改為“紅岩鄉”……我們班有一個同學為了趕潮流，競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東林”，以示對毛澤東和林彪的崇拜。
我們都以為自己才是響當當的革命派，別人和自己意見不同，就是保皇派，就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我們把觀點相同的組織起來，成立革命造反組織，“東方紅造反司令部”、 “井崗山戰鬥隊”、 “韶山造反兵團”等等。
我們把《毛主席語錄》作為武器，肆無忌憚地攻擊對方。對方也以牙還牙，如法炮製。開始是大字報大辯論，爾後升級為各種規模的武鬥。我們迎著子彈飛，我們迎著死亡上。我們在武鬥中高喊著“為了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完蛋就完蛋！”，我們把戰死的紅衛兵小將的屍體掩埋在青山翠柏之下，立上墓碑，刻上“XXX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樣。麵對死亡和血泊，我們毫無懼色。我們腳踩著烈士的鮮血，又繼續戰鬥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的飛機墜落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我們不敢相信，一個步步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突然間就走到反黨反毛主席的絕路上去了。記得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不久，物理老師教我安裝了一個電子管收音機，晚上調試時突然聽到美國之音給林彪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警告林彪說，劉少奇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當時我聽了嚇愣了，認為是美帝造謠惑眾，惡意挑撥毛主席和他親密戰友的關係。林彪“叛國”的消息是由上而下，逐級傳達下來的。剛在坊間流傳時，人們還膽顫心驚，心有餘悸。要知道，在文革期間，誰要說了林彪的壞話，誰就是現行反革命。直到文件傳達到社會底層，我們才知道林彪確實死了。
林彪摔死了，後來四人幫也垮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些年的那些事雖已成為了曆史，但卻一樁樁，一件件鉻刻在我心裏，使我終身難忘。
我們生在新中國，我們長在紅旗下。我們這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正是長身體的時侯，卻偏偏趕上了大躍進餓飯；正值讀書的年齡，卻被弄去上山下鄉。三十多歲了，才去考大學讀書。我們這些新中國的同齡人，既是這段荒唐曆史的經曆者，也是它的見證者。願我們的下一代不再吃我們吃過的苦，受我們受過的罪，經曆我們所經曆的那些難忘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