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想找點時間寫一寫當年如何在加拿大讀完書到美國找到工作的經曆。
正式文本上，位於北美有三個國家：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可在非正式場合，尤其是海外老中口頭流傳上，北美隻有兩個國家，加拿大和美國。不少加拿大老中和美國老中交流時，不願意稱自己來自加拿大，而是說自己在北美（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為了照顧情緒，又方便區分，我們不妨把加拿大叫做北美北，而把美國叫北美南。正式場合下北美的三個國家可以稱為北美北，北美中和北美南。
1992年9月份我從中國去北美北讀博士，老板（大小老板各一個，大老板出錢，小老板出力）左手遞給我一個RA（後來再加1/3 TA），右手跟著遞給我一個課題。從此，俺一邊接過他遞過來的錢，一邊幹著他的活，一幹就是五年半（中間脫產到一小公司掙了三個月的錢）。那時剛從中國來，在那裏我在讀了7年書後，作為一個講師，每月的薪水也就是每月300元左右的人民幣，那還是研究生畢業工作了6年以後的收入。所以，麵對每月有一千二百左右加元的毛收入，很滿足。再就是，不管在哪裏，我對工作/科研的熱情總是很高，早上去學校上課和幹活，下午在幼兒園/小學放學後接女兒，晚上吃完飯，又去學校幹活，總是在10點多11點才回家。每天中午，吃著太太早上準備好的午餐，還有一罐在國內喝不起的易拉罐，覺得生活待我不薄，心中美滋滋的。我待生活如初戀，生活“寵”我千百遍！
不敢說，自己的總體專業造詣水平有多高，但5、6年下來，對自己從事的研究課題方向上的各種研究流派可以說，是了如指掌。俺打心眼裏同意，無論幹什麽，搞科研也一樣，興趣第一重要。在那個計算機非常火爆的年代，各種專業裏的學生，改行去學計算機多了去了，自己身邊的很多人也走了計算路。土木工程中我是搞有限元數值模擬的，在土木工程各個領域中最接近計算機專業，我在做博士論文的那幾年裏，曾寫過一萬多行計算機程序，coding經驗很豐富，若想改行很容易，但我不為所動，經常和人說：“我學老貓而不是小貓釣魚，一心一意地釣魚，不會中間見異思遷，去抓蝴蝶捉蜻蜓。“ 我記得很清楚，太太也沒有給過我什麽壓力，要我去改行學計算機掙大錢。現在回想起來，我對太太很感激。
太太上外英語係畢業，在國內教大學生英語，到了加拿大，沒有了任何特長。好在太太不是大家閨秀，很能吃苦，一到加拿大，就想著為我們的家做貢獻，爭著去餐館打工。我沒有給她壓力，讓她去打工，但一直鼓勵她去大學讀圖書館方麵的學位。後來，她壯著膽子，也跟著別人去學計算機。兩年後，竟然從當地的一個community college 拿到了一張an associate degree 的diploma，而就是這張diploma，讓她後來到美國很順利地找到了工作。和太太廝守了大半輩子，我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任何時候，一個家庭裏的兩口子，如果眼睛不隻盯著錢，盡量把它看得淡一些，不僅可以減少很多家庭矛盾，還可以減輕壓力，生活中能找到更多的快樂。
雖然一開始對自己的（RA+TA）的收入比較滿意，太太也去餐館打工，幫忙掙一些補貼家用，但這種收入在加拿大人眼裏，還是處於赤貧階層。加拿大人的善意，很多是體現在他們的“社會主義”製度上。對於我們這種學生家庭，雖然持外國護照，但加拿大政府一視同仁。阿（Alberta）省不僅把我們的醫療保險包攬下來 （家庭隻需交$30/月），還給孩子提供每月近150加元的牛奶費，補貼最多的是，是政府給我女兒一開始的幾年托兒費。女兒到加拿大時，才四歲，所以上了近三年的幼兒園。幼兒園一個月的費用是$466，我個人隻需交$40，過了若幹年，在我懂得感恩以後，對加國阿省的悉心照顧，感激不盡。
在加拿大的六年間，搬過不少次家。上麵這兩張照片，是2017年7月份在去加拿大愛民頓懷舊之旅途中拍攝的。照片中的那棟三層小樓是我在加拿大讀書期間住過的最後一個地方。北麵三樓右側的那個apartment，便是我的家。當年我就是從這裏走出，來美國求生活的。
加拿大對有高等學曆的人有偏愛，大概在1994年左右，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外國人隻要有學曆，就能辦綠卡。當時很多中國學生包括我，都是自己填表申請，記得隻花了一年的時間就辦下了綠卡。老板把我當廉價勞動力做博士課題研究，開始憑著興趣，我幹得樂不可支。但畢竟要養家糊口，維持一個體麵的生活，必須有正式工作。在做了總共五年多的課題研究以後，我申請畢業，也得到老板的口頭同意，那是在1998年二三月份了。
研究課題基本做完，在寫畢業論文答辯以前，主要是找工作。因為做的課題偏於理論，實用性不大，盡管有一些麵試機會，但公司給的答複基本上大同小異：再等等看。幾個月下來，找工作無果，有人於是給我出主意，把簡曆向南投，美國的機會更多。其實我個人，不象很多二十幾歲的年輕留學生，對留在加拿大或去美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但美國畢竟工作機會多。記得是在四月份，在把找工作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美國兩三個禮拜以後，MIT的一家R&D 公司給我發來Email，邀請我做電話麵試。電話上我和該公司經理相談甚歡，電話麵試很順利，隨即被許諾給我寄飛機票，邀請我飛到波士頓麵試。那時，整個北美社會的各種社會環境非常寬鬆和友善，我去卡爾加裏的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簽證官看著我貼有加國綠卡的中國護照，笑容可掬，五分鍾內就幫我辦妥了去美國的旅遊簽證。
我到波士頓公司的麵試，被安排在六月初的某個禮拜六。在911以前的1998年乘飛機，登機前的安檢和現在比，寬鬆了不知多少倍。禮拜五上午，在愛民頓機場，美航（AA）的工作人員，象征性地用一個象雞毛撣子一樣的探測裝置，在我身上“撣”了幾下，安檢任務就算完成，我被允許登機了。當天下午，飛機在波士頓Logan機場降落後，我坐的去酒店的出租車被堵在查爾斯河邊長長的高速公路上，出租車司機告訴我，總統克林頓和第一夫人下飛機不久，他們被MIT邀請去做畢業典禮上的speech。克林頓被邀請在禮拜五的MIT畢業典禮上做speech，我被邀請在禮拜六去MIT的一個公司麵試，這是一個多麽有意義的巧合！兩件事情，迅即在我的腦子裏被編排成GRE考試第三部分中的一個邏輯分析比較題的一部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