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的磨難

冷明

1969年深秋，我正在放羊，突然接到家裏電報，要我火速回京。父親戴著“反革命”帽子勞改多年，我插隊一年有餘，第一次離家這麽久，歸心似箭。十天後到家，沒能見到父母，他們領著弟弟、妹妹，被強製轟回了四川老家。

大姐結婚不久，二姐當了工人，在北京還有年逾花甲的奶奶，我一心革命，奔赴祖國邊疆，誓把一腔熱血獻給黨中央、毛主席，可現在有誰能知！我一個大小夥子在北京無所事事，無工資、無糧票，隻能吃奶奶的口糧，父母一家生死未卜，心灰意冷，百無聊賴，恰逢牧民其木德、波丹僧來北京玩，我決意一起回去。

10月底北京漸寒，我買了頂栽絨帽，身穿蒙古袍，腳蹬高腰馬靴，與好友一起到照像館合了影，我就穿著這身衣服與其木德、波丹僧踏上了回草原的路。

坐火車到赤峰，聽說西烏又是大雪災。每年冬天，巴林左旗農民趕著驢車、馬車到草原，用炒米換些油肉，其木德是大隊會計，會幾句漢話，心地善良，一向憐憫搞副業的窮農民，名聲在外。我們來到左旗與西烏交界處，往日翻過麥日圖壩就是錫盟草原，大雪把麥日圖壩堵的嚴嚴實實，插翅也難飛過。

壩根烏蘭壩村有個張姓包工頭，自告奮勇送我們走黑裏黑壩。老張頭趕毛驢車，我們仨坐著輛膠輪小車，一匹瘦瘦的老馬，馱著我們幾個走了一天來到黑裏黑腳下。黑漆漆的大山不見一個人影，老張頭趕著毛驢車打道回府，幸好找到個用樹枝搭起的窩棚，半蹲半坐將就一宿。其木德、波丹僧出身貧牧，一個會計一個主任，第一次出遠門有備而來，他倆身穿羊羔皮裏兒藍綢緞麵蒙古袍，既輕快又暖和，袖口是水貂馬蹄袖，頭戴火紅的狐狸皮草原帽，腳蹬帶氈裏兒的蒙古靴。我把栽絨帽紮緊，隻有一層薄薄棉花的夾蒙古袍穿在棉衣外，腳上是高筒單馬靴，寒風刺骨，四周一片寂靜，肚裏餓，身上冷，打著哆嗦，盼著天明。

天剛蒙蒙亮，套上瘦馬翻越大壩，沒走幾步，幾個人全傻了眼。一條小路又陡且險盤旋而上，路上巨石擋道，老張頭說黑裏黑壩除了蘇聯紅軍打日本鬼子那時候走過一次，這些年從來沒人走過，讓我們恍然大悟。突然，灌木叢裏的牛群讓人眼前一亮，其木德、波丹僧不愧是經驗老道的牧民，我們把牛群攏到一塊，他倆慢慢靠近大犍牛，嘴裏咂咂有聲，用手一把抓住牛犄角，解下蒙古袍腰帶拴在小車上，如法炮製，連抓了兩頭套車的大犍牛，中間是馬，兩邊是牛，一個人牽馬，兩個人在車軲轆兩邊，牛和馬往上拉的同時，一邊一個人搬住車軲轆發力，大約六七個小時，終於登上了壩頂。黑裏黑名不虛傳，南邊樹林密布怪石嶙峋，北邊白雪皚皚，好像是兩個世界。天氣變得異常寒冷，雪地裏老馬不堪重負，我們隻能走走停停，饑寒交迫，疲憊不堪，天剛擦黑，摸到一處罕烏拉公社北京知青的冬營盤，吃飽喝足，第二天往罕烏拉公社走去。

老天仿佛有意考驗我，清晨，飄起了雪花，不一會兒，白毛風撲天蓋地席卷而來。

其木德、波丹僧用馬蹄袖捂著臉在前麵開道，我緊跟著小馬車蹣跚而行，嘴裏哈出的氣在栽絨帽子邊結成了白霜，單薄的馬靴踩在雪地上發出哢嚓哢嚓的聲音，又是一整天，筋疲力盡，天黑前總算到了罕烏拉公社所在地。

第二天，我們與大隊七八輛買糧食的牛車結伴而行，人和車裹在風雪裏，前麵的人看不見後麵的車，凜冽的寒風吹透身上的衣服，我用兩隻手揉搓僵硬麻木的臉，後來手也僵了，不知道身上哪個部位凍得更曆害，更需要照料。一陣陣強烈的風雪不停地襲來，在耳畔怒吼咆哮，凶狠地撕扯我單薄的衣帽，刀割般刺痛著我的臉頰，簡直要把栽絨帽下的腦袋揪下來。在狂風暴雪中，幾乎難以呼吸，像有個魔鬼用鐵爪把人緊緊抓住，拖進地獄。昏天黑地，什麽都看不清，風一直刮，雪一直下，天寒地凍步履維艱，坐車吧，會把人凍僵，走吧，一天沒吃東西，我虛弱得簡直要一頭栽進雪裏。牛鼻孔裏噴出的熱氣被刺骨的寒風向後吹去，牛嘴巴、鼻子、眼睛、眉毛凍上了一團團冰霧。出奇的寒冷讓健壯的牧民在牛車上坐不到幾分鍾，就要跳下車，趟著厚厚的大雪一步步艱難地向前跋涉，有這樣一個交通工具，畢竟不會把人拋棄在荒山野嶺。

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十幾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了。體壯如牛穿著鎧甲似皮衣的牧民在寒風中疲憊不堪，一長串牛車在風雪中一步一步緩慢挪動，暴風雪越刮越猛，我坐在牛車上蜷縮成一團，身上、頭上都是雪，好似一尊冰雕。

冰冷的大隊部空無一人，其木德一家收留了我。大嫂用自家白茬羊皮縫了頂草原帽，白森森又醜又大的羊皮帽遮住我流膿淌水滿是凍瘡的臉，幾天後，我騎上馬與其木德、波丹僧又踏上了二百裏外走場的征程。十八歲與死亡擦肩而過，殊不知，這隻是我在草原二十二年的開始。

                                201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