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破解不了經濟階層問題

社會現象剝離不開各種因素的盤根錯節，製度、經濟、法律、潮流不一而足。而當論述方按照自己的主觀判斷，放大某些因素的比重時，即使從同一個原點出發，也會分流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這段時間讀了不少關於美國種族問題的資料。一類是把問題歸罪於福利係統，摧毀了非裔的意誌。也看到分析70年代開始的司法改革，重刑和三次入獄監禁終身的法律，加劇了對非裔家庭的搗毀。

這些文章都沒有提到另外一個背景，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根源，那就是經濟因素。南北戰爭讓南方奴隸製壽終正寢以後，被解放了的黑人開始往北遷移幾十年，芝加哥、底特律和紐約這些北方大城市的非裔多了起來，很多在肉類加工、鋼鐵或汽車行業找了工作（點擊前文）。盡管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是伴隨著70年代啟動的去工業化進程，這些部門衰退，男勞動力開始麵臨失業。雖然60年代末期，民權運動取得成效，促使美國政府推出各種彌補政策應對種族歧視，但是黑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還沒來得及獲得全麵的穩固改善，就陷入了這輪漸進的衝擊。

 

美國製造業工人數量統計，來源勞工局

 

一係列社會問題開始形成，包括犯罪率上升、吸毒泛濫、家庭破碎、形成一代代的貧困陷阱。這聽起來很熟悉，跟現在鏽帶州窮白人的困境一樣——白人同樣因為產業轉移而失業，墮落吸毒，單親率上升，人均壽命下降。

現實就是每一次產業調整、技術革新的發生，都會造成社會資源重新分配。有的變革能減少社會貧富差異，而有的工業革命則恰恰相反，拉大貧富差異。事實上，所有的工業革命都導致了勞動力結構的巨大變化，例如，當人們從農業社會往工業化進程的過程中，農業就業率從70%轉變為2％，數百萬人失去了生計，不得不搬遷。這造成過受影響的社區的衰敗搗毀，文化凋謝。

非裔對白人的曆史積怨，讓他們的底層窮人區形成一種對“裝白人”(acting white)的不屑和對白人文化的戒備性抵製。奧巴馬都曾經批評過，不能把愛看書的黑人孩子汙蔑為“裝白人”，要提高對黑人孩子的期望，培養上進心。但是這種從反歧視變異出來的反智，卻給生活在“內城(inner city)”的黑人構成了一種文化陷阱。

 

無論是受70年代開始漸進的去工業化首先波及的黑人，還是發展到後麵因全球化自動化影響失去工作的鏽帶白人，麵對貧困的打擊，同樣都是走向頹廢。

 

《鄉巴佬的挽歌》一書裏麵，作者以西佛吉尼亞、肯塔基、俄亥俄一帶的白人生活為基礎，揭示了鏽帶州為主的中西部居民的文化衰敗危機。症狀同樣是表現為喪失吃苦耐勞的拓荒精神，沉湎於文化墮落和毒品之中。

 

這些地區的白人，以愛爾蘭裔歐洲移民為主。他們不同於東北部的白人精英(俗稱WASPs，早期來美的新教徒後代），在美國幾百年的移民史，社會地位並不比底層非裔強多少。他們的先祖在奴隸製時代，也是南方被任意買賣勞動力的廉價白人勞工。上世紀20年代後，伴隨著美國的工業化進程，這些人往北方遷移，棲居在阿巴拉契亞山脈及周邊地區，成為煤炭工人、采礦工、鋼鐵工人等藍領階層。收入和教育水平一直在社會中低層，突破階級玻璃天花板的希望同樣渺茫。這些是白人裏的“少數族裔”，在藤校錄取率中，甚至比不過非裔和墨西哥裔。

 

如何喚起這些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而在身份政治的語境下，這些同一族群內部的差異就會被忽視。飽受奴隸製曆史傷痕的黑人，跟從60年代移民改革後開始增加的從非洲移民到美國的新非裔移民，有不同。新非裔尤其在1980年後開始大批移民進入美國，他們主要來自非洲，加勒比海及西印度地區。他們沒有曆史包袱下的文化陷阱，跟其他移民別無二致，有更多開放的心態去擁抱、躋身主流社會。也同時從美國針對族裔的代償性政策中把握了機遇。

各種扶持政策中最著名的就是華人社區討論廣泛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AA)”。

平權法案最早始於美國總統肯尼迪1961年的第10925號總統行政令，內容很簡單：法案旨在促進和保證任何人向聯邦政府以及與聯邦政府有合同關係的機構謀職的時候，“無論其種族、信仰、膚色、祖籍國，人人都有平等機會”。原文裏，並沒有有關族群優惠的條文。此法案正式簽署於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第10426號總統行政令，對以上法案加以補充。它更具體地規定，凡與聯邦政府有含1萬美金以上合同的機構，都必須接受平權法案的限定。這些機構可以是接受政府教育和研究基金的私立學校，與政府機構有商業關係的大小私營企業，或者是接受政府發展基金的中小企業。

SY教授

 

也就是說，平權法案主要牽涉這幾類機構中的三個方麵的機會：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承接政府項目的機會。

來自非洲的新移民更多地抓住了機會，創造了成功的“美國夢”。比如尼日利亞裔美國人高學曆比例超過亞裔，有幾乎一半在教育界工作，很多是頂級大學的教授。而2005年之後，紐約皇後區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多次高於白人家庭。其中加納移民家庭的收入最高，他們在醫務行業有雄厚實力。相比之下，像前東歐、蘇聯的新移民屬於白人，但是他們的新移民在美國的語言障礙遠大於前英屬殖民地國家來的非裔新移民。

而非裔中最需要幫助的是內城貧民窟的本土非裔，他們中不少人因為環境所困，沒有能力或者意願走出自己的社區，對於政府提供的許多資助項目也缺乏了解而沒有去積極獲得。教育上，他們最急需的是在K-12階段獲得更多的幫助，等到大學已經太晚。能從內城走出的非裔，上州大的都是鳳毛麟角，背後往往有個內心強大的家長在逆風周邊的環境，支撐孩子的教育。導致實際操作上，非洲新移民拿走了很多大學AA的好處。

這有點像疫情期間美國推行2萬億經濟拯救方案時出現的現象。盡管政府麵向小業主出台了援助項目PPP，結果多數最需要這筆貸款的小業主並沒有拿到，很大一部分被上市公司拿走了。（注：因為規定，連鎖店在一個地方的分店不超過500人，就可以申請。結果，這些大公司都有專業律師和財務人員，第一時間就申請，把資金用光了。點擊前文）

結果造成，一方麵，本土非裔包括民權領袖認為，一些非裔精英的成功，麻痹了社會對於依然存在的針對黑人的歧視的重視度。我們熟悉的前總統奧巴馬其父親是肯尼亞第一代移民哈佛博士、現副總統卡馬拉·哈瑞斯父母一個印度裔一個牙買加移民、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的父母也是牙買加移民，這類例子還有很多。

 

另一方麵，這種照顧挑起逆向歧視的爭議，亞裔支持AA的比其他少數族裔人數都少。本質上是小族裔，比如上升壯大中的華人，跟非裔西裔精英層之間因為資源衝突而產生的矛盾。競爭最容易發生在水平差別在一級上下的人之間，政治較量也最容易發生在彼此利益接近的群體之間。這一點，對於教育和社會資源豐富的人群感觸並不深，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部分名校精英華二代N代，由於從小距離華人平民的生活太遙遠，他們缺乏了解華人社區一半以上人的生活狀態。

這裏就不得不提一下華人的組成，華人社區並不都是所謂的“精英階層”。由於美國施行的是基於家庭為核心的移民政策，像其他移民一樣，華人技術移民包括配偶在內，占不到20%，其他組成來自家庭移民、難民、政治bi護，還有通過偷渡等方式在美國的無證移民（點擊前文：唐人街頭號人物）。

 

“模範少數族裔”的綽號，掩蓋了亞裔有16%左右貧困人口的事實。在紐約市，亞裔的貧困率是所有少數族裔中最高的，尤其是65歲以上的老人中，每四個亞裔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根據2018年的統計，華人中高中以下學曆者占18.5%，明顯高於美國高中以下學曆15.9%平均水平（點擊前文）。

 

這部分華人與從事專業技術、管理等工作的華人精英和知識分子生活上缺乏交集，他們通常從事餐飲、日貨等服務業，不少蝸居在平民區，生活、工作上與美國底層有相當多的接觸。他們被打、被搶甚至被殺的事往往缺乏廣泛的關注，但是受欺負是真的。不少也不能講英文，是屬於最難通過社會常規渠道發聲的弱勢群體。對於他們來說，很多吃苦的動力，對移民生活的堅持，來自於對下一代的希望上。教育是華人平民的核心利益，不是簡單的一句話，而是刻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裏。

很不幸，在身份政治下他們都成了跟一些華二代熟悉的“醫生、律師、教授、高管”一樣的privileged的華人，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中不少跟內城黑人、鏽帶州窮白人都一樣屬於需要很多同情和幫助的無產階級，僅此而已。

所以對於生活在貧民區下城飽受犯罪侵害的華人，和被AA正好切到孩子教育利益的華人中產，以膚色劃分的身份政治對於他們來說太霸道了。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為自己發聲，遊戲規則之內，並不是過錯，也談不上是被什麽勢力利用。更多還是因為觸及到了核心利益。

顯然每個族裔內部根本不是鐵板一塊，身份政治把族裔內部的經濟、社會階層、意識形態等多元性一筆勾銷，導致了更多內耗。華人雖然總體占美國人數不多，但是比較特殊，一方麵有幾千年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麵近代曆史各種分裂，再加上過去幾十年大陸的飛速發展讓人群分層極為複雜。移民自14億人的大池，想法本來就是千差萬別。“華人團結”更像一種願望，口號的背後其實是要求犧牲個體的多元性。

總的來說，美國如能回歸二十世紀那樣由經濟問題決定的政治，對小族裔更適宜。如果不按膚色而是按照經濟水平劃分，華人則可以匯入中產階級這個大部隊，有更多的盟友。美國政治是按鬧分配，按票分配，有政治實力的人群就能贏得更多的社會關注，並形成正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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