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頑皮大男孩 vs 一支精兵強將的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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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我寫了一點,從小時候玩的半導體收音機,看中國早期半導體工業發展曆程的感想。有網友跟帖說,以計劃經濟下的舉國之力能搞出來,就是搞不好(經濟效益高)。這就扯到了,讓很多人不快的,關於所謂體製的爭論了。

就事論事,來看一個關於晶體管收音機研發的case study吧。

關於中國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官方說法是1958年上無三廠的功勞。但中科院的陳春先聲稱是他們在1956年,就研製出了中國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他不無感概地說:“當年中國的半導體技術比日本隻差半年,可是現在看看,中國半導體技術與日本要差20--30年。”

還有另一個公安部的團隊在網上發文說是他們首先搞出來的。這是一個牽涉到毛澤東的有趣的故事。公安部在北京有一個實驗廠,具備生產小型電子設備的能力,設備和人才是全國一流的。61年日本在北京辦了日本商品展覽會,群眾非常擁擠去看半導體收音機,秩序不好,對外影響很壞。周總理聽了很生氣,說:“中國人要有誌氣嘛!”  於是引發了這個廠試製半導體收音機的念頭,要爭口氣。這一想法得到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的讚同。於是搞了一個代號為904會戰的項目。遼寧省廳的實驗工廠研製出了鍺晶體管是第一步。當時中科院半導體所、冶金部、四機部等單位才開始研製鍺、矽單晶和晶體管,仿蘇聯的放大倍數很低的(禮帽式)管子。, 除了管子,還要超小型元器件。公安部決定係統內自己搞,先走一步,還可為國內半導體電子配套的超小型元器件補充缺門。武漢實驗工廠試製出了小塊的9伏疊層電池;上海實驗工廠生產了音色豐富的小揚聲器:杭州實驗廠生產了精密的超小型接插件;哈爾濱實驗工廠也生產出立式小型電解電容器等。

到1963年秋,公安部這些廠協作試製出兩批樣機,先在內部發售了兩種規格的2千餘台(定價70-90元),還為出國訪問的代表團作禮品送給朝鮮等國。公安部副部長汪東興和主管政法的彭真對這一試製成功,都非常興奮。要樣機向毛周匯報。公安部選了兩台送去。毛見到後還問汪:這是勞改工廠的產品嗎?汪告訴他,是公安部技術局生產的。毛拿出日本的收音機作了比試後,說:“這可是尖端嗬!”當即把日本人送他的那台交給汪東興,轉公安部作參考。周看了也很高興,把日本人送他的半導體收音機也轉送做參考。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了半導體生產的問題。原部長羅瑞卿也過問此項目。

再往後,當事人的回憶就是抱怨了。公安部的主要領導人不同意專用和民用相結合擴大生產。沒有量,成本高,無效益。後來公安部將全套設計和工藝資料,通過四機部,無償地交給吉林省,由長春一家工廠換用其它牌子生產了。“文革”一來,新公安部長謝富治不關心現代科學技術,撤消原有業務,把在重慶新建成尚未啟用的研究所和遼河、天津、上海、杭州、武漢、長沙、哈爾濱的實驗工廠,一個不留地都劃給了有關部門,這支國家隊就散夥了。

這就是計劃經濟,政治掛帥,不尊重市場,不尊重人才的惡果。其實,從50年代起,國立研究院所沒少花錢搞電子技術,就是乏善可陳。難怪柳傳誌當初說“計算所成立這麽多年,推出一台老百姓買的起的計算機嗎?”

與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靠半導體收音機做大的索尼公司的創業發展曆程。

索尼公司創始人井深大,1933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就以"動態霓虹燈"獲得巴黎萬國博覽會優秀發明獎。1946年5月,他同盛田昭夫以19萬日元,在滿目蒼夷的東京,共同創立了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當時,所謂公司,就是20幾個樂觀進取的年輕人。工作場所隻是一間“任憑野風肆虐的簡陋小屋”,條件異常艱苦,機械設備一點沒有,材料奇缺,工具都是自製的,改錐是用從戰爭廢墟裏撿來的摩托車彈簧做成的。購買元器件想都不敢想,線圈隻能自己纏。資金更是困難,多虧了盛田昭夫的父親及各方友人的幫助才得以運作起來。租賃廠房又是件難事,在被炸成廢墟的東京,尋找出租的房屋是十分困難的。工廠幾易其所,每次搬遷都是一次心酸曆程。公司惟一擁有的財富就是領導者超凡的智慧和優秀的技術人員。感到極其困難的事情。他們隻有一個念頭:想方設法做下去,以維持生計。公司接到的第一宗大業務是駐日美軍要求對日本過去的NHK的播音室加以改造。而這宗業務對東通工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機。業務接過以後,美方代表每天都要催促一次,最終由於放心不下去了一次工廠,結果被破舊不堪的簡易廠房嚇壞,以為被騙。他沒想到,事後會大喜過望。

1950年,東通工經過艱苦的攻關克服了各種困難,模仿著生產出亞洲第一台磁帶錄音機。 1955年,推出日本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TR-55; 1958年1月,盛田將公司的名稱由“東京通訊工業株式會社”正式更名為“SONY股份有限公司”。SONY = sonus (聲音的拉丁詞根)+ sonny(50年代美國俚語中的男孩)。它沒有局限於電氣或者哪個特定的行業,也與創業者的名字無關。這個名字在當時的日本被視為異類,但它充分顯示了井深和盛田的品牌理念:“自由豁達,活潑調皮的小孩”,沒有攜帶任何諸如民族複興等等的沉重。後來SONY在市場上的巨大成功證明了他們的遠見。

他們取了一個洋名字,是不是就崇洋迷外呢?索尼在創業之初,名聲很小。當時,美國的鍾表公司布洛瓦公司聲言,如果索尼用他們的商標出售索尼產品,就訂購10萬台半導體收音機。當時對於舉步維艱的索尼來說,這無疑是一筆求之不得的大買賣,但是盛田斷然拒絕了,並斷言:50年後Sony會和貴公司一樣馳名。對各國60、70、80年代的年輕人來講,SONY可能是他們知道的第一個“日本詞”。要放到中國,什麽?還拉丁詞根,地地道道的日奸,數典忘祖。

高喊“為國爭光”,往往事與願違。

1960年,索尼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晶體管電視機TV-8-301;1963年,世界上第一台晶體管錄像機;1968年,特麗瓏顯像管的彩色電視機KV-1310; 1975年,家用Betamax錄像機; 1979年6月,全世界第一部立體聲磁帶隨身聽Walkman。1981年,3.5英寸軟盤驅動器; 1982年,1/2英寸廣播用攝錄放一體機Betacam; 1984年,Discman。在強調集體的日本文化裏,索尼首創了給私人移動自由的微小型娛樂裝置的理念,可以說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消費市場,豐富了人類生活,也為多少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尊重市場,琢磨市場,開辟市場,尊重個體是與計劃經濟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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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執行和資源必須集於一身才能成大事。集體主義看似強大,但是這三者往往是分離的。開始也許能搞出點成績,但是最終會歸於平庸。個人主義的西方,事業都是某個個人帶頭搞起。微觀上看似撞大運,但宏觀上是玩的群體概率。早晚有人勝出,且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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