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7）

在1947年最終促使熱振與大劄之間發生流血衝突，並導致熱振死亡的導火線，是熱振與中國國民政府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早在1945年熱振就向國民政府要求支持他重新執掌攝政大權。1946年，國民政府將熱振選為中國“國民大會”代表，同時邀請他到南京參加該大會，但由於噶廈政府不同意而沒有前往。

1947年4月14日，噶廈政府接到駐南京的西藏外交局發來密報，稱熱振已向國民政府提出緊急請求，要求國民政府提供軍隊、軍事裝備和飛機以幫助他推翻大劄，作為回報，他提出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管轄。此事引起了大劄和噶廈政府的極大不安，他們不知道一年前發生的“西藏革命黨”事件是否與此有關，而如果該激進組織與熱振結為聯盟，將對他們構成重大威脅，於是大劄和噶廈政府當天即決定逮捕熱振並馬上派出軍隊執行。

“熱振事件”在今天已成為西藏曆史一大話題，不過大多數爭論都還是局限在熱振和大劄“親漢”或“親英”的層麵上。而這個問題實際並不重要。因為對於熱振或大劄這些西藏僧侶集團的上層喇嘛來說，中國人和英國人並無任何本質的差別，所有這些外部世界國家，都是世俗化和價值多元化的代表，都會對西藏“政教大業”構成致命威脅。如同曆史上與蒙古部落、元帝國、明王朝、滿清帝國、中國（包括班禪喇嘛的親中共）和英國，以至後來的美國及今天的世界各國的關係一樣，“親”誰不“親”誰，完全取決於是否有利於保證寺院和僧侶集團的利益，是喇嘛們維護自己傳統製度的政治策略，但從來不是他們的真實意願。

1947年在西藏發生的這些事件，並不僅隻是熱振與大劄的權力之爭，或者如中共所稱是帝國主義陰謀之類曖昧的意識形態話語。“熱振事件”揭示出，西藏曆史上的宗教社會生活，並不像今天外部世界想象得那麽神聖和聖潔，盡管許多同情並支持西藏爭取自由的人們，都有意或無意地忽視這一問題，但事實是，世俗中的不道德和反人類行為，並不總是能影響喇嘛們對世俗權力和利益的理解。一旦他們進入政權，開始追求和眷念世俗權力帶來的利益，人性的缺陷便會顯露。由於佛教嚴密的團體性和嚴格的等級製度，僧侶們並不是以一種整體的狀態進入世俗的政治，這就必然引起這個集團中上層喇嘛與中下層僧侶在價值認同上的分裂。

公元1911年之前，西藏的政治生活幾乎被外部力量支配，上層喇嘛們在政教合一的製度中還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獨立，他們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整個社會的價值理論體係的控製方麵。但在1911年以後，當所有的外部政治力量離開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僧侶集團的上層喇嘛們，開始全麵支配西藏的政治生活，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使政教合一政治製度，能具備獨立應對西藏基本治理的能力。但製度的過度宗教化和上層喇嘛們對權力控製的無節製和貪得無厭，使得與掌握工具性世俗權力的世俗上層集團之間的社會契約搖搖欲墜，龍廈改革運動意味著僧俗兩大集團之間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資源和利益爭奪，“西藏革命黨”事件更代表了年輕一代藏人中存在的世俗化願望。

這種爭奪必然侵蝕到僧侶集團的內部，使其賴以生存的價值層麵產生裂痕。寺院同質化的生活方式開始變成二元化，不能進入政治生活的中下層僧侶，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直接承受廣大普通民眾對宗教的正義和道德期望，因此與他們生活一直相伴隨的，是對宗教的正義性、人道和普世價值的關注，隻有他們，才能保持僧侶集團群體信用不被侵蝕。

如果上層喇嘛們對世俗權力和利益的追逐，使“僧侶的宗教”變得虛偽，“百姓的宗教”也就難以維係，大多數中下層僧侶們將因此無法定義自己的身份。這種價值認同的分裂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加上寺院內部小團體（如紮倉）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導致許多中下層僧侶與上層喇嘛和噶廈政府屢屢發生對抗與衝突。

自1912年以來所發生的如哲蚌寺朗色林紮倉與達賴喇嘛對抗事件、班禪出逃事件、林周宗事件，直到色拉寺和熱振寺僧侶在熱振事件中與噶廈政府的對抗都表明，在這些 事件表麵原因之外，還有著深層次的製度結構性原因。“熱振事件”對那時的西藏所造成的直接影響，是僧侶集團的群體信用受到削弱，喇嘛們建立的製度宮殿搖搖欲墜的危牆增加了幾條巨大裂縫，在以後的歲月裏，這些裂縫還在不斷擴大。直到三年之後中共軍隊進入西藏，這座衰老的宮殿便轟然倒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