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六·四槍殺的鄰居是段祺瑞的侄孫

去年六·四過後不久我去了日本妹妹家，小妹也在，姐仨聊起小時候的事，其中談到胡同裏的各家鄰居。

那時每門每戶都有我們姐妹的同學，打打鬧鬧一起長大。我們80年代初就離開了那裏，也不知道兒時的夥伴都怎樣了。我想起隔壁高家一個大眼睛的漂亮女生後來嫁了個出租車司機；小妹說起斜對門髒兮兮的張家小姑娘後來長成了一個美人；二妹聊起她記得胡同裏最漂亮的女孩子是她班上男同學段昌隆的姐姐，還說好像段家是段祺瑞的姨太太一支。說到這裏我提出了質疑，因為很久前讀過段祺瑞的小傳，他雖然有好幾房姨太太，但是除了正房，好像都沒有留下男性子嗣；而段昌隆一家是和奶奶住的，我奶奶稱她段太太。我記憶中的段太太是個儀態端莊，不苟言笑的老人，好像中過風，一隻手臂不能動，身板也比較僵直。姐妹意見相左，我們就放狗搜了一下，沒想到搜出了一條驚人的信息：段昌隆在六·四的時候被戒嚴部隊槍殺了。

這條消息是這麽搜出來的，搜段祺瑞，結果跳出來一個文章標題：《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這是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2004年的文章。這個題目不但回答了我們認識的段家和段祺瑞的關係，還直接涉及到二妹的同學段昌隆。

對段昌隆的死，網上是這麽說的：

段昌隆，男，清華大學化工係84級應屆畢業生。

1989年6月4日淩晨，在民族宮附近，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眾形成對峙，段昌隆上前準備勸解，被戒嚴部隊一名軍官用小口徑手槍近距離開槍，射中段左側心髒大動脈，於6月4日淩晨死於郵電醫院。其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段昌隆的母親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最初成員之一；父親也是群體成員，現已去世。

後來我們又讀到，段昌隆的母親也去世了，現在是他的姐姐，也就是我家二妹說的當年胡同裏最漂亮的女生，代替母親，繼續和“天安門母親”小組一起，為弟弟和六·四的死難者請願。

看到這個消息，我們姐妹沉默了很久：世界原來這麽小，曆史離我們這麽近！40年前認識的一個人，30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被這個偶然的發現重新帶進了我們的生活。有些人，有些事，想忘卻，卻怎麽可以忘卻？

我們當時一起讀了劉曉波的文章，今天我又讀了這篇文章。文章是為祭六·四事件發生15年而作的。又一個15年+1過去了，諷刺的是今天再次讀來，一切都沒有變，如同劉曉波還活著，在訴說。我節選部分原文在此，因為有些話我自己不敢說。

劉曉波2004年文章--《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節選於網絡）

在衆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爲文，絕非因爲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曆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 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麵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曆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盡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啓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盡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爲，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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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媒體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麵，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恤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體上皆被“遮蔽”，。。。這種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懺悔的頑固態度，即便與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曆史倒退。

在社會方麵，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呐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爲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沈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種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強權和懦弱的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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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六四亡靈，這種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麵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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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曆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曆程。我想，親曆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今還在懺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製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後，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著暴政的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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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卻陌生於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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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麵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什麽；要是沒有，那就什麽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爲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援，也就隻能以沈默來逃避。。。

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沈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沈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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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麽精英，充其量是個良心未泯的沈默者。所有我做的隻是每年的這一天，寫一篇博文作為紀念，為的是自己的良心，也為這又一個不能忘卻的紀念。

2020年6月4日，我紀念我們曾經的鄰居，二妹的小學同學-段昌隆，這個男孩31年前無辜死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槍擊，那年他24歲。

（此圖為段昌隆的姐姐和段昌隆的遺照，來源於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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