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做dissertation，沒等放假就回國度假，趕上學生運動。以下是幾個零星的經曆。

我的一個畫家朋友正好那時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個人展覽。開槍前，去她的展覽。院裏都是軍人。意識到事態嚴重。

不記得是哪天了，經過西直門，看到那個被毆打之後，又被燃燒，最終致死的戰士被掛立交橋上。社會氣氛開始緊張，學生與政府的衝突升級， 街上，集資者還在，捐款的人開始明顯減少。廣場上仍舊可以看到送食品和飲料的市民，大多是50歲以上的退休老年婦女。

隔日再去廣場，紀念碑上麵，以及周圍，太多的垃圾，一堆一堆的，空氣很不好，整個廣場臭氣熏天。少數抗議者躺在地上，旁邊堆著市民送去的飲料和食物。五，六輛紅十字的車輛停在廣場上準備隨時救援。沒有警察，沒有人管理。

晚上新聞聯播中播了對戴晴的現場采訪，戴晴利用此機會宣傳把公共汽車豎過來排列可以更有效的阻擋交通，使軍隊難以進入市區。

六月三日晚，市民間傳說木樨地放槍傷人，有人說是橡膠子彈。斷斷續續地槍響了一夜，並不密集，早上五點槍聲開始密集，直到早上七點停止完全停止。

之後，騎車去位於北太平莊的北京電影製片廠看望曾經一起工作過的XX導演和他的夫人。過了小西天，看到三輛卡車載著荷槍實彈的軍人在街上行駛，在北太平莊丁字路口轉彎時，其中一輛車向我前邊不遠處的幾個騎車的人扔催淚彈，一個年輕女孩遭到催淚彈騷擾，摔下車，跌倒在地，剛巧另一個方向有車經過，撞到了她。我不知深淺，想去幫助女孩，與我同行的人對我大喊，不要過去。我頓時雙腿發軟，從自行車上下來。後麵的一輛軍車過來，槍口對著我們，一個軍人喊，”散開”。我推著車朝相反方向跑。腿仍舊發抖。那時不許聚集，隻要超過兩個人一起，就會遭催淚彈襲擊。軍車對幾個騎車人發催淚彈可能以為他們是一夥的，其實就是大家一起從南往西轉彎，恰巧同行。我決定改日去北影，掉頭。

下午，我去看一個我哥哥曾經的同學，那時已經在某大醫院做院長的大朋友，乘他的紅十字救護車陪他在北京轉了一圈。街上人很少，我們驅車從六部口開過大會堂，到前門，再繞回來，經過曆史博物館。廣場仍舊是戒嚴狀態，但是車輛可以行駛，22 路公共汽車，4路環形都在行駛。沿路看到軍人用灑水車結出水管清洗廣場，焚燒垃圾。此時的煙霧比早上已經少了許多。並沒有任何恐怖景象，隻是長安街上停著兩輛抗議者用來做路障的公共汽車還沒有被清理，停在那裏。

之後，同朋友一起去了總醫院看他的一個朋友，又順便去了長椿街醫院，又去了禮士路醫院，那是接受傷者最多的醫院，其中40 幾 個死者。太平間接納不了這麽多，屍體都在自行車棚子那裏。屍體不在袋子裏，蓋著白單子。知道單子下麵是屍體，令人感到恐怖。醫院仍舊營業，人們自由出入。街上行人很少，沒看到軍人，隻有偶爾開過的軍車。都是三輛一起行駛。軍車開得很快，他們也不敢停，隻是偶爾向路邊超過兩個人一起的高喊“散開”。

經過西便門時看到一個平板車拉吃力的行進著，車上躺著一個人，旁邊有兩個騎車的人跟著，看上去像是拉受傷者。

實事求是地講，放空槍的不少。不然醫院接的受傷者絕對不隻那個數字。有了白天的經曆，生理上反應強烈，一天沒有吃飯。

六月五日，一個過去的同事來看我，他那天在廣場，清晨六點幸運安全地回到位於沙灘的家裏。他到廣場既出於對事態發展的關注，又出於職業習慣。他說，行動之前，廣場一直在廣播戒嚴令，告誡人們撤離廣場，並警告如果10點不出廣場，一切後果自負。10點，廣場熄燈，人群開始騷動，軍人大概是八點就開始，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以三排的隊伍形式開始包圍廣場上的學生群體，隻留出一個出口，要他們從前門方向撤出。可能是軍人沒有組織好，混亂下，造成一部分從前門撤，另一部分卻走向長安街。廣場上，使用擁擠驅逐的方法，沒有開槍。被迫之下，學生一邊唱國際歌，一邊高呼口號，緩慢地走出廣場。行進到六部口時，有人提議停止撤退，留在那裏繼續抗議。此提議得到一些人支持，也導致軍隊開槍。當時人群非常擁擠，學生後邊是擁擠他們，力圖將他們迅速驅逐的軍人。放的都是朝天空槍。槍響後，一些人開始向各個方向跑，也有立定不動，主張繼續堅持抗議的。直到軍人和學生間距離拉開後，軍人開始射擊。有些人從路邊撿起磚頭向軍人投擲。我的同事，被驅散後，躲到電報大樓附近。 大概清晨六點鍾，抗議者人群不再。我的同事由小路回家。

社會秩序恢複很快。六日，一切恢複正常。去美國駐京領事館申請回美簽證。人山人海，領館決定在院子裏辦公。我上學的地方正好是我的簽證官的家鄉，聊了幾句，她說，在院子裏辦公也是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