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張宏傑《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

張宏傑的《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寫了五個皇帝的命運：王莽、隋煬帝楊廣、朱元璋、明正德帝朱厚照、光緒。其中王莽、楊廣、光緒三位寫得比較有新意。張宏傑是一個有自己觀點的曆史研究者。他寫過中國的國民性演變曆史，認為元明清以來，國民性越變越壞。

白居易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代表了傳統看法：王莽是偽君子。與此說不同，書中認為王莽早年的恭儉孝順出自天性，並非偽裝。得到社會肯定後，王莽把道德完善作為自己人生目標。口碑和讚譽是王莽的最好動力，被扶上牆後不能自已，努力鞭策自己成為聖人。本身和虛影相輔相成。就像雷鋒、金訓華那樣的人被社會追捧真誠地做虛偽之事。王莽代漢，一半由於民眾的推動， 一半是處高位後被榮譽和萬世偉業的誘惑。王莽改製失敗，於其說是由於偽，不如說是由於迂腐。為理想蒙蔽，一味複古仿古，與現實脫節。

長期以來，作為慈禧的對立麵，悲劇人物光緒帝變法圖強，一直是進步的標誌，也是同情的對象。其對甲午戰敗和變法失敗的責任被掩蓋。光緒的成長環境的極端，造成了他性格的缺陷：自視過高，暴躁、偏執、乖戾。在師傅翁同龢的儒家文化的陳腐教育下，對世界缺乏真實認知。日本侵犯朝鮮，光緒認為是自己顯示能力的機會，堅決主戰。不聽從李鴻章的避戰忍讓，等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的建議。開戰後，光緒又拒絕了李鴻章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主張，主張陣地戰和速戰速決，不斷地把中國最精銳軍隊送進日本的虎口。光緒還擔心日本海軍進攻天津，威脅北京，嚴令北洋艦隊放棄製海權出洋遠巡，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大敗消息傳來，先是逃避，躲在宮內不聞不問，接著由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為求和不惜割地。

明末崇禎上吊前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誤朕”。光緒變法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不肯承認自己無能，而諉過於臣民，諉過於環境。他的急躁性格和急於證明自己有能力，導致變法過激，過快，樹敵過多。康梁依靠一個脆弱的皇帝和真正掌權的慈禧對抗，隻能是失敗的結局。

中國史學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懲惡揚善”，“使亂臣賊子懼”。為了揚善和懲惡，不惜曲筆。

中國曆史不是人的曆史，而是神和魔的曆史。前者包括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諸葛亮、文天祥這些頂天立地、完美無瑕的形象；後者包括夏桀商紂、秦皇、曹操、秦檜這些窮凶極惡的角色。中國曆史人物，不是神性就是魔性，唯獨缺少人性。

在傳統中國，每一個人身上都係著一個“名分”的標簽。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則中的第一款。寧可要嫡長製的草，也不要自由競爭的苗。中國文化，不追求最優，穩定壓倒一切。要求每人安於名分，是反競爭體製。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歧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貧窮文化與富足文化的區別。西方文化肯定欲望。欲望是快樂的源泉，是人生的動力；希臘人主張大膽追求享樂。 羅馬和希臘人熱衷於建造劇院、競技場、鬥獸場、公共浴室與神廟。羅馬人每年的節日長達三個月。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懼、敵視欲望的文化。中國文化的底色是貧困，數千年來一直在貧困和人口壓力中掙紮的這片土地確實承載不起太多的欲望。程朱理學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 

最後是中外皇權的對比：

第一，中國皇權更集中。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製。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相比之下，西方國王們的政務則相當輕鬆。英國的政府機構十分簡單，一直到１３世紀，才形成了三個部門：財務署負責收稅；最高法院管司法；內務部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由於國家在法律下運轉，國王用不著事必親躬。亨利二世在位期間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國，但英國的社會秩序卻相當良好。西方國王們每天隻用很少的時間處理政務，剩下的大把時間，可以用來舉辦宴會和舞會，理直氣壯地玩。

第二，中國皇權更具競爭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國曆史上經曆了二十六次改朝換代，平均每個朝代的統治不足百年。農民起義不斷，問鼎中原，逐鹿天下。日本皇權萬年一係，朝鮮隻經曆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英國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諾曼征服後至今，一共出現的四十一位國王，都帶一點兒威廉一世的血統。血緣在王位爭奪上作用極大。農民起義的改朝換代絕少發生。

第三，中國皇權呈逐漸擴張之勢，而西方王權日漸減少。換句話說，在中國，是統治者把民眾關進越來越嚴密的籠子。而在西方，是民眾逐步把國王裝進了籠子。中國的專製統治方式從粗放簡單發展到精密深刻，統治層麵從控製人的身體逐步發展到控製人的精神，民眾奴化的程度越來越深。

西漢以前，皇帝起立歡迎丞相；之後至宋初，宰相在皇帝麵前坐而論道；宋初之後，宰臣隻能站在皇帝麵前說話；而到了明清兩朝，大臣在皇帝麵前都必須跪著了。有清一代，對皇帝要自稱奴才。宋代以前，中國很少文字獄；明清兩朝都大興文字獄，株連九族，挖墳鞭屍。及至清代，人們的私人日記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明代以前，士人們可以隱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願當官居然成為被皇帝殺頭的理由。明清兩代，民間可以私刻出書，審查都是事後的，現在中國民間沒有出版自由，嚴格的出版三級審查，防火牆和微信刪帖，都超越了曆代皇權的控製。保甲製發展到戶口製，現在攝像頭更是無處不在。政府履行職能救災還要求老百姓感恩。

西方貴族和君主之間是契約關係，大憲章更是限製了君主權力。發展到君主立憲製把國王架空起來。

在兩千多年皇權下，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做不穩奴隸”之間掙紮。奴才性和專製性成為中國民族性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