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抗戰時期的延安，不僅是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也是無數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心中的聖地。 無數懷著進步思想的作家、詩人、畫家、戲劇家、音樂家……衝破國民黨頑固派設置的重重阻撓，向這黃土高原上的偏僻小城匯聚。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形成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抗戰文藝事實上的中心。
1942年5月，中共中央邀集文藝工作者80餘人，在楊家嶺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兩次發表講話。這篇著名的講話，後來成為黨指導文藝工作的方針。它首次明確而深刻地提出了文藝為什麽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對於今天的文藝創作仍不乏深刻的啟示意義。
牙科診所的主人是德國醫學博士海伯特，中文名馮海伯。因為早年在上海時，他曾給張學良治療過牙病，就以張學良保健牙醫的身份跟著到了西安，開了這間牙科診所。
當然，這是公開的身份，海伯特其實是德國共產黨員，1931年的時候被納粹驅除出境，來到了中國。所以，他給自己養的狗取了那個邪惡的名字。
診所所在的七賢莊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築群，共有整齊劃一的10個院落，對外出租。蔣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後，時逢亂世，社會動蕩，人心惶恐，在此租住的文人雅士取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之名，給這裏命名“七賢莊”，寓意不言自明。
沒人想得到，這個“避世”的地方，卻是中國共產黨“入世救世”的一個重要所在。除了轉運醫療器械和大量物資，七賢莊還是大批仁人誌士和愛國青年奔赴陝北蘇區的“紅色驛站”。
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殘酷高壓的專製暴政，腐敗黑暗的社會現實，消極抗日造成的國土淪喪，讓越來越多的仁人誌士和愛國青年認清了現實，他們從四麵八方源源不斷地趕來，匯集到西安，再從這裏奔向心目中那個革命的聖地——延安。
斯諾在陝北蘇區呆了四個多月，采訪筆記記了滿滿14個筆記本，以此成就了名著《紅星照耀中國》。
見到丁玲時，《紅星照耀中國》尚未動筆，丁玲和史沫特萊成了斯諾最好的聽眾。
斯諾用難以遏製的激情，語速極快地向她們勾勒著英雄史詩般的長征，描述著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忍不拔、英勇卓絕的偉大鬥爭，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
丁玲雖然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對這個政黨和陝北蘇區的了解，卻遠不及斯諾的親見親聞。她徹底被斯諾的激情感染了。
丁玲是第一個從國統區前往陝北蘇區的知名作家，受到了熱烈而隆重的歡迎。
當時的中共中央還未到延安，而是在保安暫居。丁玲到達的當晚，中共中央宣傳部就找了一間最大的窯洞，為她召開了歡迎晚/會。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盡皆出席，窯洞裏的椅子不夠坐，周恩來幹脆坐在了窯洞的門檻上。
這樣的禮遇讓丁玲受寵若驚，她曾專門撰文回憶：我是那麽無所顧慮、歡樂滿懷地第一次在那麽多的領導同誌們麵前講話。就像從遠方回到家裏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麽親昵地喋喋不休地饒舌。
隨後，黨中央領導人又輪番請丁玲到家中做客。在毛澤東的窯洞裏，毛澤東操著湖南話問這位同鄉：“丁玲，你打算做什麽呀？”“當紅軍！”丁玲說。
詩人何其芳用熱情洋溢的筆墨描繪那時的延安。詩歌所表達的浪漫情懷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達延安之前，對延安並無特別形象具體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這3個詞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心潮澎湃。
各地青年和進步人士激情滿懷，或孤膽上路或拖家帶口，形成了奔赴延安的滾滾熱潮。
當時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車，有的人能幸運地搭上汽車，大部分人則是步行。油畫家王式廓從武漢到西安後，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編入一個十幾人的隊伍，步行奔赴延安。剛開始每天走幾十裏路就能找到旅館，後來要走100多裏路才能找到住所。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縱橫的溝壑中走了12天，一行人才到達延安。
然而通暢僅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國民黨政府意識到了這股洪流的洶湧之勢。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前往延安，國民黨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後設置了鹹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九處關卡，八百裏秦川變成了封鎖線。1941年以後，更有胡宗南40萬大軍把延安重重包圍。
一切艱險和阻撓反而增加了熱血青年們對革命聖地的神往和虔誠，阻力都轉為他們投身革命的決心，化成他們對理想追求的熱情。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國內政治形勢更加緊張。著名詩人艾青就在此時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
艾青因參加左翼文學活動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1935年底出獄後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41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對艾青說：“像艾青先生這樣的人，到我們延安可以安心寫作，不愁生活問題。” 一句話感召了詩人。
這三個人搞到了一張綏蒙公署高級參謀的通行證。張仃施展丹青妙筆，把通行證上的“一”字上下各添一筆，改成了“三”字。身材較高、氣質儒雅的艾青扮作參謀，張仃充任秘書，羅烽則扮演勤務兵。每到歇息處，羅烽還假戲真做地忙前忙後，搬行李，打洗臉水，有模有樣。
三個人混上國民黨政府鹽務局的汽車，由重慶到了寶雞。在那裏又碰上了正為如何去延安發愁的作家嚴辰、逯斐夫婦。畫家張仃再次施展筆法，在“三”字上又添兩筆，改成了“五”。一個人的通行證，成了五個人的護身符。
饒是這樣，他們一路上還是經曆了74次盤查，風險迭出。到了洛川、富縣之間一片國共交界的開闊地帶，人跡罕至。地平線上的一座碉堡是最後一個國民黨的關卡。五個人按捺著激動的心情，屏息凝神地交驗了證件。又往前走了許久，終於看到了手執紅纓槍的邊區兒童團，他們懸了一路的心終於放下來了。張仃一下子撲在黃土地上，放聲大笑。
陝甘寧邊區成立了邊區政府交際處，專門負責接待這些初到延安的人。他們先被安排到西北旅社（中共中央招待所）或陝甘寧邊區招待所，免費食宿。然後根據個人情況，或分配單位工作，或進學校學習。
延安在當時有30多個學校，包括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文藝工作者也組成了20多個藝術團體。古老的延安城充滿了生機，版畫、街頭詩、牆報隨處可見，抗日歌聲回響在每一個山溝裏，回蕩在整個延安城中。
很多人在延安第一次被人稱呼為“同誌”，有的人覺得有些陌生、新奇，更多的人則為這個新稱呼激動不已——從此別人就這樣稱呼自己了，自己也可以這樣稱呼別人了。
剛到延安的陳荒煤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他曾回憶：“我剛到魯藝的第三天，正是舊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見了紅五角星的燈，光輝地照耀著一群歡笑的臉……毛主席站起來，那樣歡喜地親切地向我們說‘同誌們，今天我們很快樂’的時候，我止不住流淚了。”
在延安，衣、食、住都是供給製，雖說條件艱苦，卻也衣食無憂。在所能獲得的物質資料極為有限的環境下，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們一樣享受著供給製的待遇，而那些已有成就和名望的文化名人，生活方麵特別優待，還有數額不等的津貼。
1938年3月到達延安的作家徐懋庸當上了抗大的教員，每個月有10元的津貼，同時又在魯藝兼課，另有5元補助。
須知那時，八路軍內部師級以上幹部，包括毛澤東在內，每個月的津貼一律才5元。而延安的物價也確實便宜，兩角錢可以買一斤豬肉，一角錢可以買十個雞蛋。所以徐懋庸說：“我是很富的，生活過得很舒服。”
關於文化人在延安的吃穿用度，最著名的當屬冼星海吃雞的傳聞。
據說，在為《黃河大合唱》譜曲時，冼星海要求“每天吃一隻雞，不然一行也寫不出來”。延安大學中文係教授朱鴻召認為，此說隻有孤證，不足為憑，更像是冼星海的一句笑談。即便這個笑談是真的，冼星海譜曲《黃河大合唱》其實隻用了6天時間，八個樂章一蹴而就。這部輝煌樂章若真是吃6隻雞就能創作出來，也算得上趣事一件。
在文藝工作上有天分和成就的人，往往個性鮮明，流露在言行舉止上，就常有率性而為、乖張出位之舉。“延安四大怪人”可以說是其中表現最鮮明的代表。即便是“四大怪人”都包括誰，也有多個不同版本，亦可見當時延安眾多文藝名人的個性張揚。
而這些個性張揚的文藝名人，在延安得到了他們最為渴望的平等和自由。延安用寬容開明的胸懷接納了他們。
在流傳最廣的“四大怪人”版本中，另外三個是，藝術家塞克長發披肩，言辭尖刻；作家蕭軍狂放不羈，性情暴烈；木刻家馬達沉默寡言，嘴裏總叼著個碩大煙鬥。
比如塞克，不但留著一頭在延安革命女性那裏都看不到的長發，而且性格倔強孤僻，常有怪誕之語。
1938年秋，塞克來到了延安。毛澤東與這位被人們譽為“抗戰吼獅”的劇作家多有交往，相談甚歡。不料，有一次毛澤東派人請塞克去自己的窯洞聊天，塞克卻當場拒絕，理由竟然是“進不得衙門，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動”。毛澤東聞訊，當即命令警衛員都撤掉，又派人去請，自己則在窯洞前的山坡上遙遙相候。塞克這才赴約。
另一個“怪人”蕭軍頭戴狗皮帽，肩背褡褳，拄著木棍，於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達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遊擊，此行隻是路過。毛澤東很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廳秘書和培元前去問候。
和培元熱情地提出，為蕭軍安排時間見見毛主席。哪承想蕭軍一點不領情：“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隻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對此毫不見怪，反倒是親身來到了招待所，上門拜訪。禮賢下士的態度讓蕭軍大為感動。此後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魯迅》，更覺心有戚戚焉。
更令蕭軍意外的是，他應邀參加一次會餐，幾張大桌子擺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毛澤東、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著他坐一桌。沒有凳子，幾個人就站在桌子周圍，一個大陶碗盛著酒，一口一口輪著喝。忽然狂風大作，塵土飛揚，幾個人以黃土下酒，倒也喝得痛快。素有豪俠之氣的蕭軍在延安終於找到了英雄豪情。
《解放日報》於1941年6月10日發表了社論《歡迎科學技術人才》，其中寫道：隨著抗戰以來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繼失去，以及國內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漲，大後方的文化陣地已顯得一片荒涼。隻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髒。
然而，與這種繁榮景象不相匹配的是，在1942年之前，整個延安文藝界的創作雖然百花齊放，數量眾多，卻似乎隻有《黃河大合唱》稱得起“不朽的偉大作品”，真正的傳世佳作乏善可陳。
探究其中原因，1938年的一場詩歌朗誦會頗為耐人尋味。
那一年的1月26日，延安最早成立的詩歌組織——戰歌社舉行了一場新詩朗誦會。晚/會共發出了三百張入場券，毛澤東親臨觀賞。
大煞風景的是，朗誦會開始不久，人群陸續散去，到結束時，場內隻剩下稀稀落落的不足百人。事後，戰歌社的發起者、著名詩人柯仲平幾近羞愧地承認：“這是近幾個月來延安最慘的一次晚/會。”
但是，朗誦會最重要的觀眾毛澤東沒有走，他“靜聽未動，一直坐到散會才走。”以毛澤東在文學方麵的造詣，很難說他是因為欣賞才留下來。他的留下，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鼓勵和關懷。
柯仲平很快對這場慘淡收場的朗誦會做了反思：“我們朗誦的詩歌，在‘大眾化’這一點上，還是很不夠的。我們朗誦的技術很幼稚。”
透過柯仲平留下的那份類似檢討的總結，大致可以想見朗誦會上的尷尬場景：詩人們在台上以誇張的、慷慨激昂的腔調和表情，詠唱著時髦的自由體，台下坐著的，卻多半是滿身塵土、麵色黝黑、習慣了山歌野調的將士、農夫。
很多詩人此後轉變了他們的語言，改寫極為淺顯通俗的新大眾詩歌。柯仲平、蕭三、艾青、公木等著名詩人都是積極的倡導者和參與者，發起了風靡陝北的街頭詩運動。
“提起朱德八路軍，日本鬼子就頭暈。八路軍的威風真正大，日本鬼子聽了就害怕。”很難說這樣的詩歌有多大的藝術成就，但這些街頭詩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式，通俗易懂，影響大，傳播廣，掀起了延安文藝的高潮。
隻是，這樣的反思並不是每個文藝工作者都能認識到的。曲高和寡的尷尬也在戲劇界上演著。
僅在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的兩年多時間裏，魯藝就上演了三十部大型話劇。其中不乏在延安誕生的作品，如《農村曲》《塞北黃昏》等，但更多的是從大城市搬來的大戲、洋戲，中國戲如《日出》《雷雨》《蛻變》《太平天國》等；外國戲有《欽差大臣》《偽君子》《慳吝人》《求婚》等。延安作家自己寫的東西太少，反映現實鬥爭生活的作品就更少。
作家是奔向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中人數最多的群體，發展出的文學團體也最多，參與者眾。他們活動頻繁，思想活躍，情調浪漫，成了延安的一道獨特風景。
1940年以後的一段時間裏，30多位作家匯集在藍家坪的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簡稱“文抗”）延安分會。他們除了看書，學習馬列書籍和時事外，其餘時間就是專心寫作。當時的“文抗”一員、作家方紀回憶：每逢開飯時間，“小鬼”（勤務員）用兩個半截煤油桶做挑擔，把飯挑上山來，一邊是香噴噴的小米幹飯，一邊是清水煮白菜，一吹哨子，大家各自從自己的窯洞中出來打飯。
但是這種“清客式”的生活並沒有讓他們的創作受益。很長時間裏，他們並沒有拿出與人數和名望相稱的作品。反而是在為數眾多的文人、作家之中，早有淵源的派係爭論也帶到了延安。原本創作觀念上的分歧，卻引發出紛亂的宗派之爭。
周揚的話，卻有些“冤枉”丁玲了。
丁玲在1936年到達保安時，就發起成立了陝甘寧特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文抗”正是在此基礎上衍生而來，不過在與“魯藝”紛爭乍起之時，丁玲在《解放日報》主編文藝副刊，已不在“文抗”。為此，丁玲後來還多次著文反駁周揚。
不過，丁玲與周揚意見不合卻幾乎是盡人皆知的。矛盾的種子也確如周揚所說，在上海時就埋下了。
當時在上海左聯的周揚，依據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文化工作要與抗戰結合的“國防文學”口號。而一直被視作左聯旗幟的魯迅，認為“國防文學”內涵不清，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
這兩個口號的爭論演變成了一場論戰，結果成了左聯解散的導火索。
丁玲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視魯迅為精神領袖，對周揚的態度可想而知。當時左聯的黨團書記是與丁玲“曾有過熱烈的愛情”的馮雪峰，一個參加完長征、由中央派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共產黨人，他也是魯迅的堅定支持者。論戰中也是周揚的對立麵。
丁玲對周揚心存芥蒂是不難理解的。不過，他們先後到達延安後，丁玲和周揚之間卻沒有產生過直接的磕碰。跳出來與之對戰的是另一個著名的魯迅弟子，蕭軍。
蕭軍對魯迅的尊敬和崇拜幾乎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蕭軍為先生守靈三天三夜。魯迅下葬，蕭軍是十六個抬棺人之一。他到魯迅墓前祭奠，把自己剛出版的作品焚燒為祭。此舉遭到了狄克（張春橋）、馬吉峰的譏笑。惱怒的蕭軍找了見證人，約這二人決鬥。
在上海徐家匯的一片草地上，蕭軍三拳兩腳把對手打倒在地，還衝著地上的兩人宣告：“你們有小報文章罵我，我沒別的，隻有這拳頭，揍你們！”
蕭軍就是這麽一個性情暴烈的文人，到延安後也沒有絲毫收斂。因為關於他個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語，他曾闖進文化俱樂部的一次會議，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在蕭軍日記中甚至有這樣的句子：“我是決心，如果真的衝突了，我決定用刀子對付他們。”
照此相比，蕭軍對周揚還真算是文明、客氣的。
事件起因是1941年6月，《解放日報》連載周揚的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文中諸多觀點引起了艾青、舒群、蕭軍等一批文化人的不滿。後來蕭軍執筆，寫成《〈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後漫談集錄並商榷於周揚同誌》。
周揚在文中說，“然而太陽也有黑點”，意在要求文藝家們不要對生活求全責備。這個觀點的確是對現實有所指的。
延安的文藝家們，大多是從光鮮亮麗的大城市，投奔到這個西北貧瘠之地。雖然他們滿懷著投身革命的熱情，但現實中的反差還是讓一些人感覺失落。而很多文化人對“泥腿子”為主體的邊區幹部群眾，頗有輕慢態度，嘲笑、諷刺他們言行粗俗、儀容鄙陋的話語時常見諸文字。丁玲的文章中就這樣寫過一些工農幹部對文化人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蕭軍在文中對周揚反唇相譏：“凡是到延安來的——連一個小鬼也在內——他們絕不是想到這裏來吃肉或者是補充維他命C的，這也正如周揚同誌參加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做院長，吃小廚房以至於出門有馬騎。”
可是蕭軍的文章寄到《解放日報》，卻被退了回來。他大感不公平，拿著刊載周揚文章的報紙和自己的文章，直接去找毛澤東。
蕭軍是延安時期與毛澤東過從最密的文化人之一。毛澤東一直對這個特立獨行的狷介狂士青眼有加，很喜歡找他聊天。而毛澤東也是為數不多的能夠讓蕭軍尊敬並親近的人，隻是仍比不上魯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熱之時，蕭軍曾對人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隻能算是我大哥。”
毛澤東並沒有用自己的身份幫蕭軍說話。他對蕭軍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你可以登在《文藝月報》上啊！”
蕭軍的文章發表後，周揚沒有回應。但紛爭並未完結，相反地，越來越多的作家卷入爭論，筆鬥不休。
爭論的問題也超過了藝術與生活，而是上升到立場、原則、階級的政治範疇。
首先是“歌頌光明”與“揭露黑暗”被人為地對立起來，互不相容。不少作家認為邊區也存在幾千年流傳下來的陳腐思想和行為，他們拿起了雜文這個“匕首和投槍”，想“用它劃破黑暗”。歌頌光明的文章被諷刺為“歌德派”。
中央青委創辦的壁報《輕騎隊》，就因為專挑邊區的毛病批評而轟動一時。《輕騎隊》創刊於1941年4月，其形式頗像大字報，用毛筆書寫了稿件貼在牆上，經常引起圍觀。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都是這一時期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
一時間，熱烈喧鬧的延安文藝界嘈雜起來，大有亂象紛呈之勢。
那時的蕭軍正處在爭論的漩渦核心，心情惱怒，準備離開延安去重慶。1941年7月，他到了毛澤東的住處辭行。經毛澤東極力挽留才留了下來。
那次談話中，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啊？”
“哪有什麽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哪還顧上！”毛澤東答道。
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
毛澤東聞言，當即表示：“你這個建議好！”並委托蕭軍幫忙收集文藝界的各方麵意見。
經蕭軍介紹，1941年8月的一天下午，毛澤東來到藍家坪“文抗”作家的住所，專程看望這一年來到延安的艾青、羅烽、舒群。
艾青也是毛澤東格外看重的詩人，兩人很快熟識親熱起來。
1942年初，毛澤東在和艾青的一次談話中，忽然提到：“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麽辦？”
這時，延安文藝界的問題已經尖銳起來，一些文章和詞句深深刺痛了從血雨腥風中走過來的革命家們。賀龍、王震都明確表示過不滿，連一向寬厚的朱德總司令也對某些詞句頗有微詞。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艾青建議。
“我說話有人聽嗎？”
“至少我是愛聽的。”艾青肯定地回答。
怎麽開這個會，製定一個什麽樣的文藝綱領，卻讓文采斐然的毛澤東分外為難。他在談話中對很多人講過：“這個文章不好作！”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慷慨就義。聞知噩耗，與瞿秋白互為知己的魯迅抱病收集瞿秋白遺作，收入了瞿秋白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學論文，以及高爾基的創作和論文，合成《海上述林》。國內的環境容不得這本書出版，魯迅就把書稿送到日本。書印好後，他精心設計了皮書脊、藍絨麵，挑選出裝幀精美的兩本，托馮雪峰轉送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
睹物思人，毛澤東哀痛地懷念著誌同道合的戰友和知己：“怎麽沒有一個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藝，要是秋白還在就好了。”
這句話，他對詩人蕭三說過，對留法歸來的作家李又然也說過。李又然還記下了這樣一個讓人動容的細節：“主席臉上立即顯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憂愁的臉！隔了很久，我又說：‘毛主席，什麽時候文藝界開個大會，毛主席親自主持！’主席始終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頭深深地埋著。我怕他這麽下去要累的。就說：‘毛主席，我走了！’主席這次沒有送我。”
為做好這篇文章，毛澤東秉行了他一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做法。從1941年年末到1942年3月，他頻繁地約請延安文藝界各方麵人士談話，調查情況，收集意見。
每次談話，毛澤東幾乎都要請人吃飯，先後有三四十位延安文藝界知名人士成為毛澤東窯洞的座上賓。
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草明、歐陽山3月底去毛澤東的窯洞時，正趕上食堂殺了一頭豬，餐桌上有三個葷菜：炒豬肝、炒豬肚、炒肉片，都是在延安並不多得的美味。歐陽山時隔幾十年後仍對那頓飯念念不忘。
黨的文藝政策已經浮現出了輪廓。
為著交換對於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麵的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於5月2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5月的延安，青山疊嶂，綠樹環抱，風光明麗。
2日中午，延安文藝明星——周揚、丁玲、艾青、陳荒煤、何其芳、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匯聚在楊家嶺“飛機樓”。
“飛機樓”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樓，當中三層，兩側一層，從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張開雙翅的“飛機”。人們依形而命名，都稱它“飛機樓”。
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就在中央辦公廳旁的山坡上，不到百米。按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他總是熬夜到淩晨，然後休息，中午正是他“早飯”之後。
中午1時左右，毛澤東從窯洞連接“飛機樓”的天橋上走過來，兩條肥大的褲腿上打著顯眼的補丁，上身穿著件薄棉襖，肘彎處還露著棉絮。
會場設在“飛機樓”底層南廳，是中共中央會議室兼飯堂，麵積不過20多平方米。這時，擺了二十多條長板凳，80多人擠了個滿滿當當。
會場中央靠牆一側擺著一張辦公桌，鋪塊白布，權且作為主席台。
會議開始，毛澤東語出幽默：“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朱總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總司令，而“魯總司令”倒是頭一回聽說。經毛澤東解釋，方知是指魯迅。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他用這樣的話，論述文藝工作的重要性。
接著，毛澤東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這些思想混亂情況，提出了關於文藝工作的五個問題，即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熟悉生活問題和學習問題，交給與會者自由討論。
開始時，眾人比較拘謹，有了一兩分鍾的冷場。
丁玲捅捅旁邊的蕭軍說：“你是學炮兵的（蕭曾當過炮兵），你就第一個開炮吧！”蕭軍就站起來，挽了挽袖子，口氣極大地開了頭炮：“這樣一個會，我看了情況就可以寫10萬字。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
等到蕭軍長篇大論地講完，就坐在他旁邊的胡喬木“謔”地站起來：“我要發言！”
胡喬木對蕭軍的發言進行了激烈的批駁。特別是針對蕭軍“文藝不受黨的領導”的論調，胡喬木語氣激動地說：“文藝需要黨的組織，共產黨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動，它是有堅實理論基礎的。”
蕭軍毫不示弱，馬上回擊。一下午的討論，幾乎就在這兩人的爭論中過去了。
5月16日，會議繼續。
蕭軍前次的“炮”似乎還沒放完，而且由於受到胡喬木的當場批駁，心中憋著火。會議一開始，蕭軍搶先發言，兩個人又吵開了。
民眾劇團團長、詩人柯仲平操著雲南話，用他慣用的大嗓門說：我們民眾劇團常年在邊區農村演出，我們的團旗上就寫著“大眾藝術野戰兵團”“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找我們劇團怎麽找呢？你們隻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從晉西北前線歸來的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還穿著一身戎裝，說話也像個將軍一樣鏗鏘：“這麽多文學藝術家集中在延安幹什麽？應該上前線去，那裏有寫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裏正需要你們。來吧！誰到我們戰鬥劇社來，我舉雙手歡迎！”
當時年輕的畫家羅工柳就在主席台旁席地而坐。他記得，毛澤東拿著幾頁紙走上台時，嘴裏還低聲咕噥了一句：“文章難做啊。”但是一登台，毛澤東就展現出揮灑自如、自信從容的氣度。
毛澤東做了個幽默的開場：“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誌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
隨後，毛澤東拿著提綱，洋洋灑灑地講了三個多小時。他以“為群眾、如何為群眾”為題，針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和爭論的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毛澤東說：“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具體講，就是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由此出發，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的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的源與流的關係、普及與提高的關係以及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兩次講話，都隻有一個提綱。文稿是由胡喬木根據自己的筆記，與速記員的速記稿比照整理而成。5月2日的講話，作為《引言》，5月23日的講話，則是《結論》，兩部分合成了現在能夠讀到的《講話》文本。
胡喬木的整理稿交給毛澤東之後，毛澤東又反複斟酌推敲，仔細修改。毛澤東對這篇他深感“難作”的文章極為慎重，很長時間都沒有公開發表。他還托人把文稿帶給在重慶的郭沫若和茅盾，征詢意見。
郭沫若後來讓人帶回了四個字的評價“有經有權”。“經”指的是普遍規律，“權”是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對這個評價很是欣賞，認為得到了一個知音。
直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的1年多，1943年10月19日，為了紀念魯迅去世七周年，經毛澤東仔細改定，《講話》才全文發表於《解放日報》。
而按照《講話》精神指引，延安文藝界的創作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時期。
一大批作家、藝術家背起背包，奔赴前線，與人民和戰士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的創作激情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戰鬥中得到釋放。《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種穀記》《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一部部為人熟知的經典之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百花爭妍。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至今已近70年，成為了黨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時至今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仍散發著灼灼光華,“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創作道路，構建了新時期文藝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