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發展出這樣一套國際公認、成功的醫療衛生體製的成就，提到的一些問題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以不斷改進的。它丟棄傳統的西方模式，而發展出一套有創意、適應中國建國後三十年內的實際情況的體製。的確，世界衛生組織有感於這樣偉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開的、著名的阿馬阿塔（Alma Ata）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推崇為世界範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模範（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國獨特的醫療衛生體係創建，深刻的影響了其它國家的醫療改革，啟發那些改革者們多多發展適合自己的醫療衛生製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國家的製度（Jamison et al. 1984）。
解放前的一個世紀中，中國飽受內戰和反帝戰爭的蹂躪。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爛攤子經濟蕭條、社會危機重重、民眾中傳染病、寄生蟲疾病、營養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戰後初期，平均壽命不到35歲，嬰兒死亡率高達250㏑（Jamison et al. 1984）。醫療衛生從業人員總數少的可憐，無力解決當時人民群眾大量的健康問題。從事醫療服務的主體是傳統中醫和草藥醫生，許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訓和鍛煉，無法應對和處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當時，全國性的預防計劃和體係是不存在的（Sidel and Sidel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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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必須發展醫療衛生體係，以有效解決人民當前迫在眉睫的健康問題。當時，世界上其它麵臨同樣問題的國家最常用的解決途徑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這種模式主要的特點包括：（1）嚴重依賴通過昂貴財力投入培養出來的高技術的專科醫生；（2）非常強調較高的醫療技術水準；（3）治療為主的導向；（4）關注個人醫療服務，而不是建設公共衛生計劃（Li and Wang 1995; Wilenski 1976）。這種模式對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也許適合，因為在這些國家裏人口死亡率隨人民生活和醫療水平的提高、衛生設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實踐證明這種模式是不恰當的。有限的國家資源使得發展中國家無法培訓足夠數量的高技能的西醫醫療人員，以完成當時大量的、緊迫的醫療任務。而且，一旦這些醫療人員從學校畢業了，大部分都會呆在城市裏，農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醫療；昂貴的醫療技術，多半也隻有城市居民才能負擔得起；以極少數高技能的醫療人員提供個人醫療以及個人衛生服務的方式，無法有效解決在農村貧困人口中傳染性疾病蔓延和營養不良疾病充斥的問題（Wilenski 1976）。
新中國提出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四項指導方針（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這些指導方針確定了接下來30年時間內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框架。這四項指導方針是：
1. 醫療衛生體係為工農兵服務；
2. 預防為主；
3. 中西醫相結合；
4. 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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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農民和工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處於最弱勢，傳染病、寄生蟲疾病、營養不良性疾病在工農群體中肆虐。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中國把工人、農民、士兵作為最重要的服務對象（注一），這一點也反映在醫療衛生體係的發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時還強調預防為主，而不是治療為主。在建國後的三十年時間裏，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新中國實際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預防而不是醫療部門（Jamison et a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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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環境衛生狀況，新中國發動了公共衛生運動：消滅了「四害」——老鼠、蒼蠅、蚊子、臭蟲（注二）；消滅了性病；控製住了瘧疾、血吸蟲病等主要地方病的傳染源；給民眾注射多種預防傳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們免受天花、白喉、肺結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 1984;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New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1，應為「《新中國預防醫學曆史經驗》編委會」，譯者注）。為了保證這些運動能取得成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了以預防為主的基層組織。許多公共衛生工作者受到培訓，傳染病預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區建立起來，並配置了必要的衛生設施（注三）（Heller 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這些防疫站同生產隊衛生站、公社衛生院以及其它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相互緊密配合，成功的執行了公共衛生計劃，發動了公共衛生運動（Rifkin 1972; Heller 1973）。這些運動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通過動員群眾、發動群眾來完成。動員群眾、發動群眾是公共衛生運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後麵的章節將專門討論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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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醫療體係是中國農村為公社的農民提供預防性的服務、基礎醫療和疾病治療服務的籌措資金和支付係統。在1949年，大約85％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地區（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醫療體係建立之前，農民看病必須自己掏錢支付醫療費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農業合作化之後，這種個體支付方法同集體經濟之間越來越不協調（Zhang 1960）。結果在50年代中期，當時正值農業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開始實驗性的、為解決農民醫療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籌措資金及支付體係（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於合作醫療製度在執行疾病預防計劃方麵非常有效，可以保證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診斷、治療，並且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的基層衛生組織，因此，黨和政府大力鼓勵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並為之創造便利條件（Zhang 1959）。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運動期間，合作醫療製度取得長足發展，相繼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來。到1976年為止，大約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醫療製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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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員繳費是合作醫療體係的兩大資金來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當中，集體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從30％到90％不等，平均水平大約為50％。每年公社成員從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繳納給合作醫療體係（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員繳費標準，以上一年合作醫療支出情況為依據進行計算，經過一段時間標準就會發生變化（注四）。在大多數人民公社裏，如果農民患嚴重一些的疾病，合作醫療體係因為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設備條件，而需要轉到縣醫院進行治療時，農民必須支付基本的掛號費和部分醫療費用。合作醫療體係提供衛生教育、家庭生育計劃、預防注射、傳染病監測及報告和其它預防性的服務，同時備有基本的醫療設備和藥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醫療體係的管理由大隊幹部、赤腳醫生和農民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負責（Zhang 1966; Zhu 1989）。赤腳醫生——後麵會專門討論——是合作醫療體係的核心衛生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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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是合作醫療體係的資金來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員繳費），公社具有非常強烈的動機降低合作醫療體係的開銷（Wen and Hays 1976）。這種降低作用體現在四個方麵：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公社確保成功執行「預防為主」政策和開展公共衛生運動，以便減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發生，自然而然合作醫療體係的醫療費用就減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醫療體係努力為病人提供預防性的和基本的醫療服務，並提醒農民一旦病情惡化，治療費用會更高，督促農民采取預防措施；再次，為了減少藥物的花費，合作醫療體係盡量避免過度使用或濫用藥物，公社種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廣闊前景的當地藥草、藥材，而減少使用昂貴的西醫藥物；第四，合作醫療體係限製送到縣醫院去的病人的推薦數量，因為縣醫院比農村合作醫療診所的費用高昂得多。赤腳醫生充當這些推薦病人的「看門人」，決定病人是否需要轉送縣醫院（Zhang 1965a; Zhang 1965b; Kwangchow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1978，應為「廣州省婦幼健康照護所（1978）」，譯者注; Hu 1981; Zhu et 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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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農民們的經濟地位怎樣貧困，合作醫療體係都提供給他們基本的醫療服務。這也為農民節省了不少時間，在之前，農民為了取得醫療，他們必需要花很多時間走遠路；在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裏，合作醫療體係使赤腳醫生和其它醫護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級醫療服務技術，使醫療服務在空間上同農民生活融為一體。此外，合作醫療體係還加強了公社衛生所的地位，通過公社基金確保衛生所人員獲得必要的培訓（Zhang 1965a; Feng et al. 1995）。
赤腳醫生的工作內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產大隊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們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務，包括預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衛生防疫、環境衛生、急救、公共衛生運動，以及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為赤腳醫生需負責完成合作醫療體係的工作，上麵這些職責也是合作醫療體係的主要工作內容。赤腳醫生的收入計算方式跟其它農民差不多。公社成員的收入取決於所在公社的總收入和個人的「工分」數量。赤腳醫生的醫療衛生的工作也被視為農業勞動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計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同西方醫療模式相比，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係統有幾個鮮明的特征。首先，赤腳醫生為數眾多，經過短期培訓可以滿足農村地區緊迫的衛生醫療事業需要。其次，赤腳醫生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誰患有什麽病症、什麽季節會複發了如指掌，比從城市來的西醫更了解實際情況。再次，作為農民，赤腳醫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樣的階級地位，比那些來自其它地方技術高超的醫師有更強烈的為本階級成員奉獻一生的願望。此外，半農半醫的工作方式縮小了醫護工作中的腦體差距，阻止了脫離群眾的精英醫師的出現，而在西方模式中，這種精英醫師大量存在，社會地位都是明顯高人一等的（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Wei 1975; Miao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第四，赤腳醫生的推行不僅僅讓醫療服務普及化，也讓衛生知識普及化，使醫療工作不再成為專職醫療工作者的特權（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 Chu and Tien 1974; Wang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