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能不能搞民主，從相隔一個世紀之遙的兩起海外留學生事件談起

最近我嚐試寫惡搞小說，說美國川大大修憲了，連任四界總統。話音兒還沒落呢，咱中國的習大大就給實現了，在憲法裏廢除了主席不能連任超過兩界的規定。有網友說還說不錯，讓中國鬧他的，至少咱美國還沒啥動靜，話音兒還沒落呢，川大大是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的，馬上羨慕了習大，說“習是終身總統了，真偉大，哪天我們也要試試”。

對習的修憲，海外華人的反映比較一致，不解，痛苦，憤怒，幻滅，怒斥獨裁。也有少部分人，覺得無所謂，因為中國本來就無民主可言，就算廢除了任期，也壞不到哪去。更何況，什麽樣的人民就產生什麽樣的政府，你又焉知一個鐵腕的習大大不是最適合當今中國社會的模式？也許是大部分中國人民之福也未可知？比如普京，上回競選總統，下回出任總理，巧立名目花樣翻新，都連任四界了，在這其中，壓製異議，暗殺政敵，壞事沒少幹，可是他在俄羅斯人民中的支持率還是很高，享有崇高威望。

說到底，中國人到底適合不適合公平選舉和民主議政的政府形式？當前黨的一個沒說出口的提法是，中國人民素質太差，貿然實行多黨製相互監督輪流坐莊，隻會把國家“蒸蒸日上”的局麵搞亂，把中國夢做成噩夢。這種說法的應聲蟲也不少，幾年前，成龍放過一個大炮仗，他覺得港台太自由太混亂了，得出一個結論“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馬上輿論就罵他是個奴才。

成龍“中國人需要管”的反義詞，是Self-Governance,自我管理，用林肯的話說：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孫中山把這句話翻譯成中文，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縱然能寫出這樣信達雅的翻譯，但也不認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有“自我政府”的能力。早在1924年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裏，他提出中國不能立即上馬憲政，而是要先經過鐵腕嚴苛的 “軍政”和“訓政”期，由他的中國國民黨主導，那是自然，抵禦外晦，發展經濟，提高民智，最後才能還政於民。1946訓政結束，終於等到憲政了，隻是可惜，人民也等得不耐煩了，夥同共產黨把國民黨推翻了。

民主憲政需要人民的素質，這樣的提法也不是中國人的發明。美國建國國父們就一致認為，self-governance requires virtuous people。華盛頓說，隻有富於美德的人民才能確保人權（Human rights can only be assured among a virtuous people）；富蘭克林道，隻有美德的人民有能力行使自由（Only a virtuous people are capable of freedom）；麥迪遜言：想要一個政府在人民缺乏素質的情況下確保自由和幸福，是一種虛妄（To suppose that any form of government will secure liberty or happiness without any virtue in the people, is a chimerical idea）。

約翰亞當斯總結的最好：沒有私德就沒有公德，沒有公德，就沒有共和國（Public virtue cannot exist in a Nation without private Virtue, and public Virtue is the only Foundation of Republics）。

說中國民眾民主參政水平不高，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有異議。那麽什麽樣的中國人的素質高呢？一般來說，受過高等教育，最好是留學海外，對中國國情和西方的民主實踐有一定的切身了解的海外學子，或許就是中國人搞民主的最好試驗田？這讓我不禁想到三年前發生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UCSSA）被校方勒令“停辦”的不幸事件。

哥倫比亞大學，因為位處紐約市這個美國文化政治中心和華人聚居地，又是全球享有盛名的長青藤名校，是中美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就連當年楊瀾拉虎皮扯大旗自我吹噓，也非要把自個包裝成所謂“哥大校董”，才夠上檔次。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其職責絕對不局限於一般院校的留學生學者買賣二手貨，互通有無出租房屋，逢年過節包個餃子這麽簡單的社區功能。它是中國留美精英，美國知識界楚翹和中國駐紐約領事館這樣政府機構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如此看來，這個哥大華人學聯主席的位子，可以說是非同小可，大有油水，說不定就成為日後在政商界崛起而搭建人脈的階梯。那麽，圍繞這個主席職務的競爭之慘烈，也就可以預期了。

激烈歸激烈，留學生入鄉隨俗，在異國他鄉辦校園社團，自然應當遵照當地慣例，照章辦事，平等公開透明地競爭就好了，可是誰都沒想到惹出了天大的狗血。本人當年也曾經在哥大學聯email list上呆過幾年，對當年的協會主席競選的醜聞，也有所風聞。據說是參與競選的兩票人互不服氣，矛盾升級，結果失利的一方氣不過，幹脆向校方舉報學聯內部的資金管理問題，更有甚者，居然把對手和中國政府“間諜”這個可怕的標簽聯係起來。學校學生社團管理機構眼看事越鬧越大，罪名越來越嚴重，幹脆一推六二五，眼不見心不煩，勒令哥大中國學聯停止活動了事。可憐見，哥大成百的學生社團，來自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留學生，都好好的，偏偏隻有中國這個出產哥大外國學生最多的國家的團體，被強行解散了，真是叫中國人臉上無光。

我寫這篇文章，為了核實當初的記憶，也上網google了一番。這一查不要緊，原來哥大學生會的醜聞並非孤證，早在哥大學聯事件的十年前，英國最高學府劍橋大學的中國學生會，也曾因為中國學生內部兩派的傾軋而被校方叫停過。這些留學哥大劍橋的莘莘學子，應該算的上中國人中龍鳳了，他們生活在西方這樣一個堪稱自由人本的樂土，用西方的契約精神來解決紛爭，但還是免不了一個魚死網破的雙輸局麵。一幫天之驕子，在自由開放的海外，選個學生會主席尚且如此，要是全國十五億人選個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那還不雞飛狗跳鬧成啥樣子？

中國人的民族性，就象一塊沉重的磨盤，把中國人的脊背壓彎，就是用上百年的時間，能正得過來嗎？哥大和劍橋的尷尬一幕，其實在一百年前就曾經上演過。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視片《河殤》，裏麵提及了一個叫陳天華的中國留日本青年，說他“當時正處於黑暗中的祖國，在日本蹈海自殺。那時，有幾個中國人能夠理解他呢？ 今天，我們回想起這個陳天華，仿佛可以推測他那深刻的絕望，也許正是對文明衰落的一聲微弱的歎息……”。

這個陳天華為什麽自殺？是留學海外思鄉心切？還是異國他鄉人生地陌得了憂鬱症？後來有了網絡，我一查才知道，原因是這樣的：

“清政府聯合日本政府頒發《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條規則對留日的中國留學生限製極大，剛剛頒布就遭到了全體留學生的抵抗”。

“而在如何抵抗上，留學生內部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為代表，主張全體同學罷學回國；一派以汪兆銘和胡漢民為代表，主張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求學”。

“兩派之間鬥爭激烈，以致於到了最後留日學生總會的幹事們為了不承擔責任都紛紛辭職不幹了。這種情況受到了日本的鄙夷，《朝日新聞》更是侮辱中國留學生為一群烏合之眾，是“放縱卑劣”的一群。陳天華就是看到這份報紙，當天就留下著名的《絕命辭》，第二天就跳海自殺了”。

一百多年前為了救國救亡而選擇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是沉睡中國中率先猛醒的一群人。可就是這些人，也終究不能放下派係之爭門戶之見，即使是在倍受白眼的異國他鄉，在急需團結的危難時刻，也要勢不兩立最後鬧個一拍兩散的結局。

再結合哥大和劍橋的留學生內訌事件來看，一百年來，中國人，哪怕是一向領風氣之先的海外留學生，在求同存異平等共贏上，進步委實不大，很可能還退步了。因為百年前還有一個陳天華，感憤於中國人在海外被誣為“放縱卑劣”之徒，為了刺激同胞深思猛醒，寫下這樣的肺腑之言，“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麵：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然後就“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了，犧牲自己生命以開啟民智。

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國內，今天的陳天華在哪裏？

中國的民主憲政之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等已經移居海外的，也不能上下而為之求索了，唯有遙祝祖國的父老鄉親攤上一個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