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嚴冬。在撲麵而來的批判大潮麵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親和原“都委會”秘書長王棟岑趕去清華園探病，已經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強撐著起來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後的能量，當麵向王棟岑駁斥對梁思成的種種批判，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無畏的辯護。 她對王棟岑說，你們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曆史，有一天後代子孫懂得它們價值之時，你們再建的就是贗品、是假古董。那一天會來的！她還談了許多對批判“大屋頂”的不同意見。思路之清晰，鋒芒之銳利，還有那不減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氣勢，完全不像個距生命盡頭隻有幾個月的垂危病人。在此之前，鄭振鐸曾請文物界名人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對亂拆古建大為傷感，說推土機一響，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壽終正寢了。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對拆城牆是堅決反對的，此後他親筆寫下的《拆除城牆問題》，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從那些鏗鏘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顆坦忱炙熱的赤子之心。在場的曆史學家兼副市長吳晗卻不以為然，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官話”。 梁先生說，那種味同嚼蠟的官話，連比他位高權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講，他卻大言不慚、津津樂道。林徽因雖已病得弱不禁風，聽後仍當即拍案而起，點著吳晗鼻子，疾言厲色怒斥的聲勢如擊鼓罵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開文物建築保護問題討論會，由吳晗主持會議。林徽因在會上發言：“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隻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藝術從來就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麵，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吳晗的回答是：“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
父親一向激賞林徽因的嫉惡如仇，才高如天，稱“她的敏捷銳利，鞭辟入裏，不是不讓須眉，簡直是讓須眉汗顏”。但父親還說，林徽因早逝，也許是她的造化。她是個多麽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語，從不會審時度勢，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後來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們無法想象魯迅活到解放後會是什麽命運一樣，或許正像某權勢人物斷言的一樣，要麽閉嘴，要麽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厲害了，需要進城就醫。她的身體已完全禁不住從城內到清華的往返顛沛，可城內一時還沒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親回家和母親商量，決定把梁思成夫婦接到我家來住。我剛從住宿的學校回家過周末，聽到父親的提議，歡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華接他們！”
母親邊織毛衣邊皺著眉頭，猶猶豫豫地說：“肺結核可是要傳染的呀。”
父親說：“注意隔離就行了，準備幾套專用碗筷，多煮一煮，問題不大。再說，梁先生正在城裏找房子，隻暫時住些日子。”
“我擔心孩子年紀小，萬一傳染上，是一輩子的事。”母親仍憂心忡忡。
20世紀50年代雖已經有了治療肺結核的“雷密鋒”，但家家戶戶對肺結核還是談虎色變。“你說呢？”父親抬起頭看著我，“梁伯伯和徽因媽媽需要幫助，你怕不怕傳染？”
“我不怕！”我揚起臉，一副劉胡蘭赴刑場的英雄氣概。
“為什麽？”父親饒有興致地盯著我。
“隻要我喜歡誰，就什麽都不怕，連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聽聽，聽聽！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親搖頭笑起來，“女小囡這種脾氣，大起來事體多煞啦！” 父親燃起一支煙，緩緩講起他在英國讀書時聽到關於蓬皮杜母親的故事。他說，當時蓬皮杜是與他年齡相仿的一個普通法國人，1944年前後，蓬皮杜在戴高樂臨時政府辦公廳任職。認識他的人，都會談論他有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蓬皮杜母親讀書時，一位要好的女同學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樣躲開她，隻有蓬皮杜母親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著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後一口氣。當她知道自己也傳染上了肺病時，平靜地說，這是早就預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這麽聽上帝的話，上帝為什麽不保佑她，還讓她也得了肺病？”我憤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種神聖的奉獻，如果付出什麽，就要得到回報，甚至是加倍的回報，那就不是什麽信仰，而是一種交易，做生意，懂嗎？”父親拍拍我的頭。
我雖然點點頭，其實一點也不懂；正因為不懂，才記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後來，我不敢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麽。童年時父親的話刀刻似的印在心裏，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為我在與他做交易而褻瀆了神明。 1954年初冬時的林徽因，已經形銷骨立，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從學校回來，站在她住的房間門口，悄悄地向屋裏張望。徽因媽媽穿著一件藍色的舊棉袍，頭發編成辮子盤在頭頂。她半倚在床上，輕輕向我擺擺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門框上，遠遠望著她，眼前總是出現新林院8號一張張照片上那些讓我難忘的美麗麵龐。 我永遠記得那雙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雙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閃耀。在那雙眸子的注視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將成為秘密，任何齷齪汙穢都無處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風中搖曳的燭火，盡最後的力量掙紮著。
記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時會討論各種問題，有時也會興之所至地讀起某位詩人的詩篇。父親說，林徽因的博聞強記令人驚異，無論是濟慈、雪萊，還是勃朗寧夫人、葉賽寧、裴多菲、惠特曼……有誰記不住、背不出的詩句，林徽因都能準確無誤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歡諾貝爾獎獲得者、愛爾蘭詩人葉芝的《當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讀那首詩時，在座的陳岱蓀、金嶽霖曾被感動得淚光閃爍。
回家的那個下午，我什麽話都說不出，隻覺得心裏壓著什麽，很重很重。我看著梁先生親自打開爐筒上方的爐門，一鏟一鏟地往裏添著煤塊。那間臥室的取暖爐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問父親，為什麽不讓阿旺娘幫忙？連我也可以幫忙的。父親輕聲告訴我，梁伯伯說了，爐火是徽因媽媽的命，稍一著涼就有危險。梁伯伯一直是親自侍弄爐子，別人弄爐子他不放心。這麽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動手，時刻監視煤火的燃燒情況，決不能讓煤塊燒乏了。其實他自己，也患著多種疾病，由於患有脊髓灰質炎，常年穿著鋼背心，但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嗬護著跟自己一樣多病的妻子。正說著，梁先生走過來，從客廳爐子上一隻蒸鍋的金屬盒子裏，用鑷子夾出消過毒的針頭針管，放進一隻白搪瓷的腰形盤子裏。
“又該打針了？”父親問。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點點頭。梁先生拿著注射器進臥室了。無論是靜脈注射還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藝精湛，水平與專業護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長年照顧妻子練就的本領。林徽因體弱，切除過一隻腎髒，有時忽然無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緒激動。但梁先生永遠不慍不火，輕聲細語，耐心安撫。為了怕主人誤會，他和父母聊了很多關於中醫的醫理，說起陰虛陽亢患者常有的症狀。他說，健康人往往不能體會病人的狀況，我也是病人，對此有切膚之痛。物質決定精神，髒器的器質性病變，真的會改變人的脾氣性格，那就是病，很難用理智控製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沒區別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談起他對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難言之痛都被他對妻子博大深厚的愛意融化了。
“這是我見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無數次聽到父親的感慨，“都說母親對兒女的愛才是無私的，我看梁先生對林徽因的愛才是無條件的，義無反顧的。”
母親準備為客人燉她拿手的上海“醃篤鮮”。梁先生得知後，先向母親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個很誇張的摘帽行禮動作，“夫人，可容老夫進一言？”
母親忍俊不禁，微微屈膝還禮道：“願聞其詳，請先生明示。”
梁先生這才說：“徽因腎功能差，她的進食有許多禁忌，冬筍竹筍即在其中，醫生要她盡量勿食筍。”
母親說：“這好辦。冬筍是最後下鍋的，下筍之前，先把肉湯盛一些出來就是了。”
梁伯伯笑著作揖道：“善哉，有勞夫人，多謝多謝。”
梁先生的幽默樂觀，經常給我們家帶來歡樂輕鬆的笑聲。無論是燉好的雞湯肉湯還是銀耳湯，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總是先用小勺嚐一嚐冷熱鹹淡，覺得合適了，才端進屋裏。有時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給林徽因喂食。母親為此曾有感而發道：“我一輩子不羨慕誰家榮華富貴，有錢有勢；最羨慕人家夫妻恩愛，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婦那樣。” 當我進入知天命之年時，忽然懂得了葉芝那首《當你老了》：
當你老了，
頭白了，
睡思昏沉，
爐火旁打盹，
請取下這部詩歌 慢慢讀，
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
假意或真心，
隻有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靈魂，
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垂下頭來，在紅光閃耀的爐火旁，
淒然地輕輕訴說那愛情的消逝，
在頭頂的山上它緩緩踱著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間隱藏著臉龐。
每讀到這首詩，眼前就會出現目光柔和、微微躬著背，在林徽因床邊忙前忙後的梁先生，那應是人間最美的畫麵。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麵積感染，高燒不退，住進了同仁醫院。不久，梁先生也發現被傳染上肺結核而住進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親去同仁醫院探望時，命懸一線的林徽因已經氣息奄奄，她隻是以生命中最後的力氣，用力注視著梁先生和父親。
“我隻見她的嘴唇輕輕動了動，說不出話來。”父親說，“看見她和攜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對視，久久無語，那種訣別前的相依不舍，真讓人肝腸寸斷。我別轉頭衝出門，才敢讓淚水流下來。”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婦結婚二十七周年的日子。當年的那一天，結束了美國學業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當時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周希哲先生（梁思成大姐梁思順之夫婿）家中舉行了婚禮。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作為婚期，緣於這一天是宋代《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刻碑上的唯一日子。他們為自己心愛兒子取名梁從誡，也是為了紀念這位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建築師。李誡字明仲，鄭州管城縣人。不僅是宋代一位傑出的建築家，還是卓越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在地理學、文學、繪畫、音樂方麵都有非凡的造詣。作為一位建築師兼工程師，他的官職高達“將作監”，主持過的工程包括朱雀門、龍德宮、棣華宅、慈欽太後佛寺等難以勝數；而他親筆寫下的《營造法式》，是迄今為止一部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重要著述。但這部巨著，卻成了一部無人能明了的“天書”。文化底蘊深廣的知識者不諳書中早已失傳的“匠作術語”，有手藝的匠人們不懂李誡艱深的文字描述。為此，梁思成夫婦應朱啟鈐先生之邀，於1931年4月1日加入由“庚子賠款”讚助的“中國營造學社”，梁先生任法式部主任兼研究員，開始了對中國古建築曠日持久而又可歌可泣的研究考察工作。
父親說：“那是一種朝聖式的奉獻。梁思成夫婦一生的跋涉奮鬥，是這條探索道路上不熄的火把。有良知的後來者，都會對這光焰心存感激，那是一對摯愛中華文化的赤子，用生命點燃的。”
3月31日，他們研究了一生的宋代建築家李誡刻碑上的日子，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夜晚。也許，這就是一代才女與中國古代建築史的不解之緣。預感大限將至，她用最後一點力氣請求值班護士，“我要見見梁思成。” 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那個年代的護士良知尚存，她把自己職業生涯中的終身遺憾，坦誠地告訴了梁思成先生。她不說，這個遺憾將成為永久的秘密。父親說：“誠實是一切品德中最可寶貴的，坦誠自己的過失，就是消除過失的開始。最可怕的是文過飾非，還要指鹿為馬。” 幾個小時後，清晨六點，林徽因沒有等到見丈夫最後一麵，在昏迷中辭世，享年五十一歲。
“一生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這是一生摯愛她的朋友金嶽霖先生送來的挽聯。梁思成親自為妻子設計了一座簡樸的墓地。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決定，將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碑，作為她自己的墓碑。
林徽因生命的最後日子 摘自我的父親陳占祥 / 陳愉慶
icehands (2014-05-17 17:34:36) 評論 (0)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嚴冬。在撲麵而來的批判大潮麵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親和原“都委會”秘書長王棟岑趕去清華園探病，已經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強撐著起來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後的能量，當麵向王棟岑駁斥對梁思成的種種批判，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無畏的辯護。 她對王棟岑說，你們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曆史，有一天後代子孫懂得它們價值之時，你們再建的就是贗品、是假古董。那一天會來的！她還談了許多對批判“大屋頂”的不同意見。思路之清晰，鋒芒之銳利，還有那不減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氣勢，完全不像個距生命盡頭隻有幾個月的垂危病人。在此之前，鄭振鐸曾請文物界名人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對亂拆古建大為傷感，說推土機一響，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壽終正寢了。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對拆城牆是堅決反對的，此後他親筆寫下的《拆除城牆問題》，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從那些鏗鏘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顆坦忱炙熱的赤子之心。在場的曆史學家兼副市長吳晗卻不以為然，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官話”。 梁先生說，那種味同嚼蠟的官話，連比他位高權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講，他卻大言不慚、津津樂道。林徽因雖已病得弱不禁風，聽後仍當即拍案而起，點著吳晗鼻子，疾言厲色怒斥的聲勢如擊鼓罵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開文物建築保護問題討論會，由吳晗主持會議。林徽因在會上發言：“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隻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藝術從來就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麵，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吳晗的回答是：“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
父親一向激賞林徽因的嫉惡如仇，才高如天，稱“她的敏捷銳利，鞭辟入裏，不是不讓須眉，簡直是讓須眉汗顏”。但父親還說，林徽因早逝，也許是她的造化。她是個多麽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語，從不會審時度勢，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後來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們無法想象魯迅活到解放後會是什麽命運一樣，或許正像某權勢人物斷言的一樣，要麽閉嘴，要麽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厲害了，需要進城就醫。她的身體已完全禁不住從城內到清華的往返顛沛，可城內一時還沒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親回家和母親商量，決定把梁思成夫婦接到我家來住。我剛從住宿的學校回家過周末，聽到父親的提議，歡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華接他們！”
母親邊織毛衣邊皺著眉頭，猶猶豫豫地說：“肺結核可是要傳染的呀。”
父親說：“注意隔離就行了，準備幾套專用碗筷，多煮一煮，問題不大。再說，梁先生正在城裏找房子，隻暫時住些日子。”
“我擔心孩子年紀小，萬一傳染上，是一輩子的事。”母親仍憂心忡忡。
20世紀50年代雖已經有了治療肺結核的“雷密鋒”，但家家戶戶對肺結核還是談虎色變。“你說呢？”父親抬起頭看著我，“梁伯伯和徽因媽媽需要幫助，你怕不怕傳染？”
“我不怕！”我揚起臉，一副劉胡蘭赴刑場的英雄氣概。
“為什麽？”父親饒有興致地盯著我。
“隻要我喜歡誰，就什麽都不怕，連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聽聽，聽聽！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親搖頭笑起來，“女小囡這種脾氣，大起來事體多煞啦！” 父親燃起一支煙，緩緩講起他在英國讀書時聽到關於蓬皮杜母親的故事。他說，當時蓬皮杜是與他年齡相仿的一個普通法國人，1944年前後，蓬皮杜在戴高樂臨時政府辦公廳任職。認識他的人，都會談論他有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蓬皮杜母親讀書時，一位要好的女同學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樣躲開她，隻有蓬皮杜母親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著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後一口氣。當她知道自己也傳染上了肺病時，平靜地說，這是早就預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這麽聽上帝的話，上帝為什麽不保佑她，還讓她也得了肺病？”我憤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種神聖的奉獻，如果付出什麽，就要得到回報，甚至是加倍的回報，那就不是什麽信仰，而是一種交易，做生意，懂嗎？”父親拍拍我的頭。
我雖然點點頭，其實一點也不懂；正因為不懂，才記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後來，我不敢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麽。童年時父親的話刀刻似的印在心裏，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為我在與他做交易而褻瀆了神明。 1954年初冬時的林徽因，已經形銷骨立，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從學校回來，站在她住的房間門口，悄悄地向屋裏張望。徽因媽媽穿著一件藍色的舊棉袍，頭發編成辮子盤在頭頂。她半倚在床上，輕輕向我擺擺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門框上，遠遠望著她，眼前總是出現新林院8號一張張照片上那些讓我難忘的美麗麵龐。 我永遠記得那雙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雙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閃耀。在那雙眸子的注視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將成為秘密，任何齷齪汙穢都無處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風中搖曳的燭火，盡最後的力量掙紮著。
記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時會討論各種問題，有時也會興之所至地讀起某位詩人的詩篇。父親說，林徽因的博聞強記令人驚異，無論是濟慈、雪萊，還是勃朗寧夫人、葉賽寧、裴多菲、惠特曼……有誰記不住、背不出的詩句，林徽因都能準確無誤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歡諾貝爾獎獲得者、愛爾蘭詩人葉芝的《當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讀那首詩時，在座的陳岱蓀、金嶽霖曾被感動得淚光閃爍。
回家的那個下午，我什麽話都說不出，隻覺得心裏壓著什麽，很重很重。我看著梁先生親自打開爐筒上方的爐門，一鏟一鏟地往裏添著煤塊。那間臥室的取暖爐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問父親，為什麽不讓阿旺娘幫忙？連我也可以幫忙的。父親輕聲告訴我，梁伯伯說了，爐火是徽因媽媽的命，稍一著涼就有危險。梁伯伯一直是親自侍弄爐子，別人弄爐子他不放心。這麽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動手，時刻監視煤火的燃燒情況，決不能讓煤塊燒乏了。其實他自己，也患著多種疾病，由於患有脊髓灰質炎，常年穿著鋼背心，但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嗬護著跟自己一樣多病的妻子。正說著，梁先生走過來，從客廳爐子上一隻蒸鍋的金屬盒子裏，用鑷子夾出消過毒的針頭針管，放進一隻白搪瓷的腰形盤子裏。
“又該打針了？”父親問。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點點頭。梁先生拿著注射器進臥室了。無論是靜脈注射還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藝精湛，水平與專業護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長年照顧妻子練就的本領。林徽因體弱，切除過一隻腎髒，有時忽然無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緒激動。但梁先生永遠不慍不火，輕聲細語，耐心安撫。為了怕主人誤會，他和父母聊了很多關於中醫的醫理，說起陰虛陽亢患者常有的症狀。他說，健康人往往不能體會病人的狀況，我也是病人，對此有切膚之痛。物質決定精神，髒器的器質性病變，真的會改變人的脾氣性格，那就是病，很難用理智控製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沒區別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談起他對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難言之痛都被他對妻子博大深厚的愛意融化了。
“這是我見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無數次聽到父親的感慨，“都說母親對兒女的愛才是無私的，我看梁先生對林徽因的愛才是無條件的，義無反顧的。”
母親準備為客人燉她拿手的上海“醃篤鮮”。梁先生得知後，先向母親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個很誇張的摘帽行禮動作，“夫人，可容老夫進一言？”
母親忍俊不禁，微微屈膝還禮道：“願聞其詳，請先生明示。”
梁先生這才說：“徽因腎功能差，她的進食有許多禁忌，冬筍竹筍即在其中，醫生要她盡量勿食筍。”
母親說：“這好辦。冬筍是最後下鍋的，下筍之前，先把肉湯盛一些出來就是了。”
梁伯伯笑著作揖道：“善哉，有勞夫人，多謝多謝。”
梁先生的幽默樂觀，經常給我們家帶來歡樂輕鬆的笑聲。無論是燉好的雞湯肉湯還是銀耳湯，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總是先用小勺嚐一嚐冷熱鹹淡，覺得合適了，才端進屋裏。有時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給林徽因喂食。母親為此曾有感而發道：“我一輩子不羨慕誰家榮華富貴，有錢有勢；最羨慕人家夫妻恩愛，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婦那樣。” 當我進入知天命之年時，忽然懂得了葉芝那首《當你老了》：
當你老了，
頭白了，
睡思昏沉，
爐火旁打盹，
請取下這部詩歌 慢慢讀，
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
假意或真心，
隻有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靈魂，
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垂下頭來，在紅光閃耀的爐火旁，
淒然地輕輕訴說那愛情的消逝，
在頭頂的山上它緩緩踱著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間隱藏著臉龐。
每讀到這首詩，眼前就會出現目光柔和、微微躬著背，在林徽因床邊忙前忙後的梁先生，那應是人間最美的畫麵。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麵積感染，高燒不退，住進了同仁醫院。不久，梁先生也發現被傳染上肺結核而住進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親去同仁醫院探望時，命懸一線的林徽因已經氣息奄奄，她隻是以生命中最後的力氣，用力注視著梁先生和父親。
“我隻見她的嘴唇輕輕動了動，說不出話來。”父親說，“看見她和攜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對視，久久無語，那種訣別前的相依不舍，真讓人肝腸寸斷。我別轉頭衝出門，才敢讓淚水流下來。”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婦結婚二十七周年的日子。當年的那一天，結束了美國學業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當時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周希哲先生（梁思成大姐梁思順之夫婿）家中舉行了婚禮。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作為婚期，緣於這一天是宋代《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刻碑上的唯一日子。他們為自己心愛兒子取名梁從誡，也是為了紀念這位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建築師。李誡字明仲，鄭州管城縣人。不僅是宋代一位傑出的建築家，還是卓越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在地理學、文學、繪畫、音樂方麵都有非凡的造詣。作為一位建築師兼工程師，他的官職高達“將作監”，主持過的工程包括朱雀門、龍德宮、棣華宅、慈欽太後佛寺等難以勝數；而他親筆寫下的《營造法式》，是迄今為止一部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重要著述。但這部巨著，卻成了一部無人能明了的“天書”。文化底蘊深廣的知識者不諳書中早已失傳的“匠作術語”，有手藝的匠人們不懂李誡艱深的文字描述。為此，梁思成夫婦應朱啟鈐先生之邀，於1931年4月1日加入由“庚子賠款”讚助的“中國營造學社”，梁先生任法式部主任兼研究員，開始了對中國古建築曠日持久而又可歌可泣的研究考察工作。
父親說：“那是一種朝聖式的奉獻。梁思成夫婦一生的跋涉奮鬥，是這條探索道路上不熄的火把。有良知的後來者，都會對這光焰心存感激，那是一對摯愛中華文化的赤子，用生命點燃的。”
3月31日，他們研究了一生的宋代建築家李誡刻碑上的日子，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夜晚。也許，這就是一代才女與中國古代建築史的不解之緣。預感大限將至，她用最後一點力氣請求值班護士，“我要見見梁思成。” 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那個年代的護士良知尚存，她把自己職業生涯中的終身遺憾，坦誠地告訴了梁思成先生。她不說，這個遺憾將成為永久的秘密。父親說：“誠實是一切品德中最可寶貴的，坦誠自己的過失，就是消除過失的開始。最可怕的是文過飾非，還要指鹿為馬。” 幾個小時後，清晨六點，林徽因沒有等到見丈夫最後一麵，在昏迷中辭世，享年五十一歲。
“一生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這是一生摯愛她的朋友金嶽霖先生送來的挽聯。梁思成親自為妻子設計了一座簡樸的墓地。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決定，將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碑，作為她自己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