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其時，共產主義還控製著半個地球，中國的青年人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讓他們推翻共產黨，他們還真接受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鄧開槍是誤判了。然而民運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先河，學生領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種社團必然層出不窮，中共失去在政治組織上的唯我獨尊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鄧倒未必就真誤判了。
全文：
六四時鄧下令開槍是否誤判？
很多認為鄧下令開槍是誤判。這種看法對也不對。
六四與文革，其實有著共同的原因。簡單點說，就是鄧和毛一樣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受到了事實與自己的理智的挑戰，但同時自己拒絕麵對這個事實，拒絕承認這種挑戰。通俗點講，就是已經騎虎難下。
公正地講，共產黨人最初是懷有真誠的救國救民的理想的。這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落後與及蘇聯的鼓舞關係很大。然而，所有的理想，一旦落實到行動時，必然會被錯綜複雜的現實所包圍。他們於是東奔西走，疲於奔命，還時時麵臨著死亡的威脅，此外，他們自己人內部鬥爭也是你死我活的。他們隻好用極其崇高的信念來支持自己接受周圍這非人的一切，繼續拚命跑，拚命跑。終於跑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當他們跑上了天安門城樓，還喘著粗氣時，他們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政權到底是怎麽得來的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犧牲兩千萬人得來的，這還不算“敵人”的死亡數字。所以，當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就意識到他們絕不能回頭望一下，因為後退一步就萬劫不複。那就向前看吧。“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了。”毛如是說。說完之後，他馬上豎起耳朵，想聽一聽世界的反應。可是也許是因為城樓下人太多了，也許是因為自己站在曆史焦點的正中而過度興奮，他似乎沒能聽到別的，隻是聽見了呼呼呼呼宏大地風聲。那是來自那黃河古文明的，吹了五千年的大風。
毛發動文革，直接起因是大躍進的失敗。毛是軍事天才，但是他發現運動戰的方式卻無法進行經濟建設。但是如果不這樣搞，而像劉少奇那樣搞，自己的戰爭天才就發揮不出來，自己在黨內的威信會下降，這是這不用說的。此外，按劉的做法中國遲早也要回到國民黨的老路上去。這是他的直覺，他隱約感到那是人性使然。這時，毛發現他畢生為之奮鬥的共運並沒有達到其效果，而他自己一手建立的世界，則體現了一種內在的不可持續性。這時他腦子再度出現了平生所經曆過的無數槍林彈雨，與及人民群眾的熱烈歡呼。難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一個不存在的目的嗎？於是他一拍桌子，腦子裏有了個現在看來更荒謬的設想，就是改變人性本身！張國燾說毛搞文革是出於他的哲學考慮，這種說法不無道理。隻不過毛是用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來給自己打支強心針罷了，雖然他自己一直到死，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呀。。。”他感歎道。說這句話時他躺在中南海的沙發上，沒力氣抬起脖子。
而鄧和毛則有著同樣的恐懼。
恰恰是因為他身據高位，他和毛一樣是全黨最先懷疑共產主義信念的人。為什麽這樣說呢？土改他搞過，大躍進他也很積極地搞，一直到文革。所有的措施管不管用，他遠比老百姓清楚。曆史文獻說他文革時在痛苦的思考，他在想什麽呢？他在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這句話嗎？他在想，難道這光輝的一切都是錯的嗎？他的性格和毛不一樣，處事方式和毛不一樣，對國家，對世界，對革命，對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和毛都不一樣。但有一點他和毛是一樣的，就是從瑞金的槍林彈雨中和毛一起逃，逃，逃，跑，跑，跑，緊接著一起寧將剩勇追窮寇，才奪取了政權，坐在高位上的。所有這些事情，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有一個高尚的理想支撐著。如果有誰說，這個理想是個幻覺？。。。。。。不，我不能這樣想！我有辦法的，不是嗎？相信我，我一定有辦法的。他這樣想著。
換句話來說，雖然經濟政治的事實是明擺著的，但他自己絕不能容忍自己懷疑自己的一生,因為這種懷所產生的荒誕感讓他無法接受。於是他走另外一條路，就是不看未來，先把經濟搞起來再說。
當然,他不全麵否定毛，並且一直堅稱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原因就是他害怕世人說他們都錯了。“所謂光輝的一生其實是罪惡荒唐的一生”他是多害怕別人指出這一點呀。所以六四前一旦有人說要打倒鄧，就簡直刺著了他最痛的神經。於是他對幕僚說：讓他們成功了，我們是要上斷頭台的。
他的顧慮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大躍進死了幾千萬人，全國人民都沒有明確認識。如果全國人民知道了，非但他們位子坐不下去，安全可能都沒保障。所以李鵬，陳希同之流一鼓搗，立刻引發了他意識深層裏巨大的恐懼。這個恐懼既包含對失去安全的恐懼，也包含對認識自己一生荒誕性的恐懼。
我認為，直接刺激他痛下殺手的，其實是學生運動提出的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要求。
這樣的要求使他感到無法妥協。他明白中國一旦有了新聞自由，共運的種種罪惡必然暴露在全國人民的視野之內。一旦有了結社自由，新社團必然和他們對著幹，並把新聞自由堅持到底。他也明白他無法通過與學生談判來消解學潮。因為如果他不下狠手，這次學潮平息了，學生沒有受到嚴懲，則新的學潮必然會再來。而當時民運已經成勢，新聞自由會成為既成事實。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學生、群眾一方。他們被中共教育了很多年，可是社會的發展總讓他們覺得有什麽不對勁，不是一般的不對勁，是很不對勁。但他們卻無法洞穿曆史時空看清問題的本質，進而無法概括他們想要的到底是什麽。換言之，如果有人幫他們概括說“整個共運都是荒謬的。”他們反而覺得太反動，接受不了。於是他們鼓足幹勁追求他們可以理解的東西，比如：政治民主，新聞自由，反腐敗等等。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要民主要新聞自由，已經遠遠超過了鄧的紅線，因為，問題遠遠比群眾想的要嚴重。群眾不是誇大了中共的錯誤，而是對中共的錯誤嚴重估計不足！
於是，對於他下令開槍到底有沒有誤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來觀察：當時，共產主義還控製著半個地球，中國的青年人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讓他們推翻共產黨，他們還真接受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鄧開槍是誤判了。然而民運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先河，學生領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種社團必然層出不窮，中共失去在政治組織上的唯我獨尊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鄧未必就真誤判了。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鄧在自己後花園散步。警衛發現他踱步比平時要長久很多，以他的年紀，不一定吃得消，就勸他回去休息。他歎口氣，說：“沒事，再走走”。於是他繼續往前走，竟然發現前麵是一堵牆，於是他就覺得無路可走了。開槍吧。他想。。。。。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深夜。親曆過無數戰爭的鄧，他正在看什麽，在聽什麽，在想什麽呢？他畢竟見慣了流血。所以當時他的精神狀態未必是瘋狂的。他也許確實是想聽聽曆史和世人對他的評價，隻不過，他已經八十多歲，耳朵不是很好使了。於是他冷靜留神地聽了一下，卻發現自己隻聽到一陣陣的呼呼的風聲，還夾雜著斷斷續續的，年青時聽慣了的，類似爆竹一樣的聲響。風聲和爆響聲越來越大，呼----呼----呼！突然，他覺得一切都很荒涼，很荒涼。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了了了。。。。。。”
他後來找了個機會，向全國人民表白他是愛祖國愛人民的好人。
濫殺無辜，不能說是好人。但愛祖國愛人民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隻不過他絕不比站在坦克前麵的學生更愛祖國愛人民。學生為了良知連命都不要，他呢？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
六四時鄧小平下令開槍到底是否誤判？
紅先生 (2010-06-04 12:49:07) 評論 (44)核心提示：
其時，共產主義還控製著半個地球，中國的青年人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讓他們推翻共產黨，他們還真接受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鄧開槍是誤判了。然而民運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先河，學生領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種社團必然層出不窮，中共失去在政治組織上的唯我獨尊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鄧倒未必就真誤判了。
全文：
六四時鄧下令開槍是否誤判？
很多認為鄧下令開槍是誤判。這種看法對也不對。
六四與文革，其實有著共同的原因。簡單點說，就是鄧和毛一樣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受到了事實與自己的理智的挑戰，但同時自己拒絕麵對這個事實，拒絕承認這種挑戰。通俗點講，就是已經騎虎難下。
公正地講，共產黨人最初是懷有真誠的救國救民的理想的。這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落後與及蘇聯的鼓舞關係很大。然而，所有的理想，一旦落實到行動時，必然會被錯綜複雜的現實所包圍。他們於是東奔西走，疲於奔命，還時時麵臨著死亡的威脅，此外，他們自己人內部鬥爭也是你死我活的。他們隻好用極其崇高的信念來支持自己接受周圍這非人的一切，繼續拚命跑，拚命跑。終於跑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當他們跑上了天安門城樓，還喘著粗氣時，他們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政權到底是怎麽得來的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犧牲兩千萬人得來的，這還不算“敵人”的死亡數字。所以，當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就意識到他們絕不能回頭望一下，因為後退一步就萬劫不複。那就向前看吧。“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了。”毛如是說。說完之後，他馬上豎起耳朵，想聽一聽世界的反應。可是也許是因為城樓下人太多了，也許是因為自己站在曆史焦點的正中而過度興奮，他似乎沒能聽到別的，隻是聽見了呼呼呼呼宏大地風聲。那是來自那黃河古文明的，吹了五千年的大風。
毛發動文革，直接起因是大躍進的失敗。毛是軍事天才，但是他發現運動戰的方式卻無法進行經濟建設。但是如果不這樣搞，而像劉少奇那樣搞，自己的戰爭天才就發揮不出來，自己在黨內的威信會下降，這是這不用說的。此外，按劉的做法中國遲早也要回到國民黨的老路上去。這是他的直覺，他隱約感到那是人性使然。這時，毛發現他畢生為之奮鬥的共運並沒有達到其效果，而他自己一手建立的世界，則體現了一種內在的不可持續性。這時他腦子再度出現了平生所經曆過的無數槍林彈雨，與及人民群眾的熱烈歡呼。難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一個不存在的目的嗎？於是他一拍桌子，腦子裏有了個現在看來更荒謬的設想，就是改變人性本身！張國燾說毛搞文革是出於他的哲學考慮，這種說法不無道理。隻不過毛是用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來給自己打支強心針罷了，雖然他自己一直到死，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呀。。。”他感歎道。說這句話時他躺在中南海的沙發上，沒力氣抬起脖子。
而鄧和毛則有著同樣的恐懼。
恰恰是因為他身據高位，他和毛一樣是全黨最先懷疑共產主義信念的人。為什麽這樣說呢？土改他搞過，大躍進他也很積極地搞，一直到文革。所有的措施管不管用，他遠比老百姓清楚。曆史文獻說他文革時在痛苦的思考，他在想什麽呢？他在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這句話嗎？他在想，難道這光輝的一切都是錯的嗎？他的性格和毛不一樣，處事方式和毛不一樣，對國家，對世界，對革命，對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和毛都不一樣。但有一點他和毛是一樣的，就是從瑞金的槍林彈雨中和毛一起逃，逃，逃，跑，跑，跑，緊接著一起寧將剩勇追窮寇，才奪取了政權，坐在高位上的。所有這些事情，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有一個高尚的理想支撐著。如果有誰說，這個理想是個幻覺？。。。。。。不，我不能這樣想！我有辦法的，不是嗎？相信我，我一定有辦法的。他這樣想著。
換句話來說，雖然經濟政治的事實是明擺著的，但他自己絕不能容忍自己懷疑自己的一生,因為這種懷所產生的荒誕感讓他無法接受。於是他走另外一條路，就是不看未來，先把經濟搞起來再說。
當然,他不全麵否定毛，並且一直堅稱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原因就是他害怕世人說他們都錯了。“所謂光輝的一生其實是罪惡荒唐的一生”他是多害怕別人指出這一點呀。所以六四前一旦有人說要打倒鄧，就簡直刺著了他最痛的神經。於是他對幕僚說：讓他們成功了，我們是要上斷頭台的。
他的顧慮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大躍進死了幾千萬人，全國人民都沒有明確認識。如果全國人民知道了，非但他們位子坐不下去，安全可能都沒保障。所以李鵬，陳希同之流一鼓搗，立刻引發了他意識深層裏巨大的恐懼。這個恐懼既包含對失去安全的恐懼，也包含對認識自己一生荒誕性的恐懼。
我認為，直接刺激他痛下殺手的，其實是學生運動提出的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要求。
這樣的要求使他感到無法妥協。他明白中國一旦有了新聞自由，共運的種種罪惡必然暴露在全國人民的視野之內。一旦有了結社自由，新社團必然和他們對著幹，並把新聞自由堅持到底。他也明白他無法通過與學生談判來消解學潮。因為如果他不下狠手，這次學潮平息了，學生沒有受到嚴懲，則新的學潮必然會再來。而當時民運已經成勢，新聞自由會成為既成事實。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學生、群眾一方。他們被中共教育了很多年，可是社會的發展總讓他們覺得有什麽不對勁，不是一般的不對勁，是很不對勁。但他們卻無法洞穿曆史時空看清問題的本質，進而無法概括他們想要的到底是什麽。換言之，如果有人幫他們概括說“整個共運都是荒謬的。”他們反而覺得太反動，接受不了。於是他們鼓足幹勁追求他們可以理解的東西，比如：政治民主，新聞自由，反腐敗等等。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要民主要新聞自由，已經遠遠超過了鄧的紅線，因為，問題遠遠比群眾想的要嚴重。群眾不是誇大了中共的錯誤，而是對中共的錯誤嚴重估計不足！
於是，對於他下令開槍到底有沒有誤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來觀察：當時，共產主義還控製著半個地球，中國的青年人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讓他們推翻共產黨，他們還真接受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鄧開槍是誤判了。然而民運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先河，學生領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種社團必然層出不窮，中共失去在政治組織上的唯我獨尊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鄧未必就真誤判了。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鄧在自己後花園散步。警衛發現他踱步比平時要長久很多，以他的年紀，不一定吃得消，就勸他回去休息。他歎口氣，說：“沒事，再走走”。於是他繼續往前走，竟然發現前麵是一堵牆，於是他就覺得無路可走了。開槍吧。他想。。。。。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深夜。親曆過無數戰爭的鄧，他正在看什麽，在聽什麽，在想什麽呢？他畢竟見慣了流血。所以當時他的精神狀態未必是瘋狂的。他也許確實是想聽聽曆史和世人對他的評價，隻不過，他已經八十多歲，耳朵不是很好使了。於是他冷靜留神地聽了一下，卻發現自己隻聽到一陣陣的呼呼的風聲，還夾雜著斷斷續續的，年青時聽慣了的，類似爆竹一樣的聲響。風聲和爆響聲越來越大，呼----呼----呼！突然，他覺得一切都很荒涼，很荒涼。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了了了了了了。。。。。。”
他後來找了個機會，向全國人民表白他是愛祖國愛人民的好人。
濫殺無辜，不能說是好人。但愛祖國愛人民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隻不過他絕不比站在坦克前麵的學生更愛祖國愛人民。學生為了良知連命都不要，他呢？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