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裏通外國”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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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通外國”意為，暗中勾結外國，陰謀叛國。在那段特殊的時期，常有人會被扣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或被人揭發，或自己坦白，隻要有親屬在海外、和國外通信，就難幸免

　　本刊記者/唐磊（發自福建泉州）

　　自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的楊啟賢開始集郵。那時，他剛滿10歲。楊啟賢沒想到這個興趣會影響自己以後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報

　　1957年7月1日，國內反右鬥爭拉開序幕時，楊啟賢18歲，正在惠安一中讀高三，準備高考。和許多涉世未深的同學一樣，楊啟賢決心在這次運動中幹出點成績來。那時候楊啟賢寫了很多大字報，他認為這樣就是表現好。

　　1958年4月，楊啟賢因為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被列為團委整風的重點對象。8月14日，楊啟賢接到“高考落取通知書”，這讓高中畢業成績各科平均90.6分（滿分100）的楊啟賢很奇怪。

　　後經楊啟賢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審查不合格。這與楊啟賢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開了間不大不小的店鋪。楊啟賢先後考了5次大學，都為“落取”，原因都是政審不合格。

　　高考失敗後，楊啟賢先是到街道工作，後來到惠安北門外小學當了教師。集郵愛好倒是始終沒變。通過《集郵》雜誌的集郵信箱和報紙上的信息，楊啟賢開始和同蘇聯、保加利亞、日本等國外郵友換郵票。那時都是平郵信件，貼上兩毛二的國際郵資，等來回信常常要兩個月，所以國際間郵票交換並不頻繁。

　　1958年9月，楊啟賢從《集郵》雜誌上找到一位香港郵友的地址，並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換郵票。

　　香港郵友來信說，自己是一位華僑，想了解國內的情況，希望楊啟賢能寄些國內的報紙，他會回贈郵票。

　　“我想報紙都是公開的，有什麽不能看的。”楊啟賢說。他從舊報紙中挑出3小塊新聞，全都是關於福建當地華僑投資的，剪下來寄往香港。

　　不久，《集郵》登載消息說，一些香港的國民黨特務，借交換郵票的名義搜集國內報紙，要求郵友提高警惕。

　　楊啟賢越想越不對，決定去當地派出所交代情況。公安人員要求楊啟賢寫好書麵材料上交後。日後有人告訴楊啟賢，公安局內部對這份材料很重視。

　　在恐懼中交代

　　文革之初，楊啟賢熟識的一位愛好集郵的語文教師，因收藏清朝、民國時的郵票，被紅衛兵掛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遊街示眾。

　　楊啟賢的母親讓楊的表弟撬開箱子，將那些可能被當做罪證的郵票撕下燒掉。其中有上海集郵家陳湘濤贈送的三分“大龍票”和一套“小龍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東臨台灣，沿海地區居民多有親戚在海外，通信往來本是平常。但當時通訊不便，和海外親戚有聯絡者很少，多數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場風波中，街頭巷尾常流傳著“特務故事”，曾經打過交道的人，常被傳為特務、叛徒。很多人都以懷疑的眼光打量著熟人，甚至揭發他人的“罪行”，抓到真憑實據就會冠以“盜竊國家機密”的罪行，查無實據、猜測的，都會被籠統稱作“裏通外國”。

　　楊啟賢第一次聽說這個罪名，是因為彭德懷被戴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楊啟賢害怕與海外通信交換郵票的事會被當“通敵罪”追查，一天隻能睡上三四個小時。“那時隻要跟‘外麵’稍有聯係，事情就複雜了，麻煩也隨之而來。”楊啟賢說，“我因此對周圍人的一舉一動格外留神。隻要稍有對我冷淡的態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 1月1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中，第一條就規定。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製犯人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文革時代，這類文件指導運動，實際具有高於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師都被集中起來參加“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學習，其實是對所有教師進行封閉式審查。楊啟賢隨第二批教師進入學習班，到達當晚，參加前一期學習班召開的“寬嚴大會”，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一位姓駱的老師上台坦白，說自己集郵過程中犯了“裏通外國”罪。駱老師交代的“特務”郵友中，有人曾和楊啟賢通信交換郵票。大會當場點名宣布以“隱瞞重大政治曆史問題”逮捕兩人，在會場的怒吼聲中，楊啟賢感覺像是在叫自己，差點嚇暈過去。

　　恐懼得一夜沒睡。為了得到解脫，楊啟賢決定在第二天的小組討論會上把自己的“問題”講清楚，反正當時隻是為了集郵，沒有其他目的。學習班的幾位負責人得出結論：“楊啟賢這是以攻為守，企圖用枝節（集郵）問題掩蓋實質，背後肯定大有文章。”

　　學習班中隊長下令隔離審查楊啟賢。並派出專案組到楊啟賢工作單位、居住地調查。

　　楊啟賢很後悔，覺得自己一片忠誠卻做了件蠢事。他給縣革委會主任、“清理階級隊伍”總指揮寫抗議信。抗議信很快轉給了中隊長，中隊長暴怒，認定楊啟賢與外界串供，企圖蒙混過關，對楊啟賢的審查更加嚴格。楊啟賢的一位親戚在學習班任炊事員，也遭牽連被開除。

　　9月23日，“楊啟賢‘裏通外國’罪該萬死”“楊啟賢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標語貼滿學習班。楊啟賢被拉上台，批鬥會開始。

　　一塊寫有楊啟賢名字、罪名和骷髏頭的紙牌掛在楊啟賢脖子上，台下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批鬥會後，楊啟賢被帶入反省室，還有3個人被關在這裏。一個禿頭，曾任國民黨區分部書記，肅反時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現，清理階級隊伍時被揪出。中隊長說，解放後禿頭參與特務活動。禿頭服服帖帖，但從來沒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學的教師，他曾和同事說，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後都被查出是“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閩南軍區興泉縱隊”特務。他不承認自己是特務，每天麵對牆壁抽煙，沒寫過交代材料。

　　還有一位是小學校長，被揭發後一直在寫交代材料。十幾年後偶遇，他告訴楊啟賢，他加入的組織後來被平反了，自己從特務變成中共地下黨員。

　　在反省室裏，每個人站著麵對一堵牆想問題，寫交代材料可以坐下來，寫得多則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間裏。

　　“可愛的家鄉”

　　接下來幾天，學習班改以小組為單位，繼續審查楊啟賢。“你為什麽要集郵？集郵是什麽玩意兒？駱某某（駱老師）也說自己在集郵，後來革命群眾一追查，他就承認犯了‘裏通外國’的罪行，難道你不也是這樣嗎？”

　　“集郵是一種高尚的娛樂，可以豐富知識，陶冶情躁。國家就辦有集郵公司，出版《集郵》雜誌。”楊啟賢回答。

　　“什麽高尚的娛樂，分明是借集郵為名幹反革命的勾當。為什麽跟香港特務通信？這不是‘裏通外國’，是什麽？”

　　楊啟賢說：“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寄平信還是八分錢，跟國內郵資一樣。對方也是中國人，是不是特務我不知道。我隻是跟他交換郵票，沒幹違法的事。說我‘裏通外國’，恐怕文不對題吧！”

　　這樣的辯白隻能激起會場內更加強烈的聲討。這位曾被認為是“跟幾十個國家有聯係的國際間諜”，隻是一次又一次地複述自己簡單的故事。審查的時候，楊啟賢遭到毆打。更多的細節老人已經不願回憶，他說當時心裏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辦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進反省室，對楊啟賢說，楊的材料他都看過，再不坦白恐會被從嚴處理，就是逮捕判刑。

　　“難道過去我真的犯了裏通外國罪。當真幹過不法的行為？我怎麽一點印象也沒有。”楊啟賢說，“好友再三表示，這是千真萬確，他不騙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斷是非的能力，開始懷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該交代什麽。”

　　楊啟賢無法複述當時交換信件的內容，隻好按過去與郵友交換郵票的套路，憑想象捏造了幾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郵票，請換給我動物、花卉等外國郵票”，“信和郵票已收到，謝謝，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換一點郵票”等。寫完交給好友。

　　專案組收到楊啟賢寫的材料後，組長來到反省室說，不要寫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我們要的是有關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的，尤其是軍事。

　　“他們早已認定我為一名真正的裏通外國分子，那必然要刺探軍事情報。我忽然產生一個惡作劇的念頭，”楊啟賢說。

　　他寫了一篇內容為“可愛的家鄉”的文章，“在三麵紅旗的指引下，我們這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建了許多工廠：有酒廠、印刷廠和農械廠。以前這裏沒有汽車，現在公路四通八達，乘車非常方便。教育事業突飛猛進，入學人數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學、中學、還辦起大學”，“我們這裏有飛機場，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算是湊上軍事內容，上交了。

　　最後，專案組長讓楊啟賢在一張標題為“定案依據”的紙上簽字，內容是：“楊啟賢借集郵為名跟香港特務機關通信聯係，向對方提供我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情報，並接受對方的報酬，已構成裏通外國的罪行。”

　　重新接觸郵票

　　1971年回城後，楊啟賢開始寫申訴書，要求恢複“裏通外國”前的職業，繼續擔任小學教師，都無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為教師，但因受過審查，工資定級比其他教師都少。1977年調整工資，楊啟賢本可自然提升一級，學校討論通過，但公社拒絕蓋章。

　　因為害怕，楊啟賢一直都不再集郵，看見地上有枚珍稀的郵票，他也不撿，隻顧快步走開。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惠安成立集郵協會，相熟的人找來讓他擔任理事，楊啟賢才重新接觸郵票。

　　改革開放第二年，1979年，楊啟賢開始擔任責任更重的高中英語老師。在這一年，縣裏來人告訴楊啟賢說：“我們已經把你的材料都燒掉了。”並將楊啟賢在1969年寫的“認罪材料”退還給他，算是對楊啟賢“裏通外國”查無實據的定論。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時，詳細列舉了他們用“裏通外國”迫害高級幹部的案例,涉及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近30人。此後，越來越多無辜被扣上“裏通外國”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歸僑、僑眷為例，“文革”時期共發生涉僑的“裏通外國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前，已經平反糾正33000件，占總數的96%。

　　非理性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了，走向世界各個角落的中國人開始主動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識、商品和資金。從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費到自費，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僅僅是學生，經商貿易、投資考察、休閑旅遊都已經尋常事。

　　“對人民不信任，就是對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楊啟賢這樣看待多年前發生的事，“現在講開放交流，表明強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