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常識：「親親相隱」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好告訐至親，亂揭家人隱私不光彩的一麵，這是中國傳統倫理裡重要的一條，同時是深為近人詬病的一條。人有罪行，不會視而不見，能夠肯挺身而出，予以告發，這個本很應該，即使犯罪的是家人，站在社會正義的角度，也不能以黑當白。父子相隱，最早出現的文獻，是《論語》，所以主角孔子也遭牽累，受到指謫。
父子相隱，揆之原文本義，實看不出孔子讚成兒子要為父親文過飾非，明明是父親偷羊，不去說他有錯，反而縱容怙惡。《論語．子路》那段話，重點是說「正直」，原文如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用白話把這段話再說一遍，是：「葉公對孔子說：我家鄉有正直的人，父親偷了羊，兒子告發他。孔子聽了表示：我家鄉也有正直的人，但非常不同，父為子隱過，子為父隱過，反而我們看，正直就在其中了。
葉公是楚國葉城的地方首長，他主動向孔子炫耀政績，他那兒的人，麵對麵鬥爭，背對背揭發，多麽正直，孔子卻不以為然。孔子說，其鄉人之直，反見諸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蓋此為人心之不能已，直心表現之真情。要注意的是，孔子沒有說隱過是對，隻是說直心是對的，暗批那種表揚用大道理大動作專去針對親人的作法，像是大公無私，大義滅親，僅僅貌似凜凜之直，直在表麵，若隻懂停在那裡，傷上天憫人之德、害倫常關愛之理也不自知。因為親人有過，第一個正常反應，不是想治罪他，而是首先可憐他，保護他，希望他好，萬勿一錯再錯，這是至情之直，深植於人的不忍人之心，最當珍惜。
據史載，葉公還算是很不錯的長官，勵精圖治，所以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近者悅，遠者來」，人民的福祉第一，得民心第一。葉公又曾私底下向孔子的學生子路打聽孔子的為人，子路沒有睬他。孔子後來知道這事，他對學生說，你應該告訴他，老師這個人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的回答乃有所指，非講究外在政績，人人規規矩矩，事事乾乾淨淨便是善政，人民活得到底暢不暢快，而自己能否天天向上有成德之悅，才最重要。倫理建設，為政之本，這是孔子對當時正雄起的楚國的忠告。
葉公褒揚他那裡的「直躬者」，意譯就是立身正直的人，其實楚國真有一個告發老爸偷羊的人名直躬。《莊子．盜蹠》載「直躬證父」，但評之謂「信之患也。」《韓非．五蠹》也說：「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可見先秦即使思想常站在與儒家相反立場的道家和法家，對直躬告訐父親一舉，也是不予認可的，不能隻怪孔子主張子為父隱，孔子說的，乃其時代之共識。《呂覽》把直躬的故事，講得更加生動：「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這裡孔子的話，可能是作者呂不韋假孔子之口表達個人的看法，但無論如何，直躬強詞奪理，拿告父一狀複又假惺惺要替罪，便以既信且孝自矜，結果忽悠得楚王，但看在群眾眼裡，這種揭人之私以為信，實不如不信了。
父有過，做子女的首要的不是去討過，而是須覺得自己有責，如何去幫忙。如何勸過如何麵對老人的過犯予以糾正，其實儒家有其思考，也有指導做子女的當走之路，筆者另幾篇曾涉及到，在此不贅。正統儒家，沒有教子女包庇長輩禍心的教育，子為父隱那句，不存示人代隱瞞罪惡，這點當認清。試想想，講吾日三省吾身的儒者，對自己那麽嚴格，自己的老爹犯錯，形同罪在己身，哪有輕輕放過之理？唯恐省察不勤，一定要解決。但解決的方法，拿出去張揚，請別人來懲罰老人家，是最無義無效的方法，除了博得大義滅親名氣之外，對家庭，對老人，對社會，無一好處。偷羊錯了，怎樣令父親知錯能改？向當事人陪罪補贘？由家人扶持老人家去做，比簡單交外人解決，這樣處理問題，才徹底得多。
不過自漢代起鼓吹孝治天下，親親相隱，寧為孝屈法，反映到法製上來，影響客觀公正，又當別話。主體道德自覺之事，用由外而內的方式實施，必成反效果。由唐律到宋刑統，再到大明律、大清律例，親屬有罪互相容隱是正理，清律最離譜，子告父不成，當處之以絞刑，告成了子也要受杖一百再加徒三年。倫理是倫理，直接刑法化，便成禮教吃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