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紅在路上
嶽紅：女，江蘇籍作家、詩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係。出版過《零落一地的風》等個人文學著作八本。現居北京，致力於佛教文化傳播。
我隻想知道父親是誰
如果你有著像我一樣的身世你也會覺得荒謬。
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我沒有看過他，也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因此我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麽，叫什麽名字，更不知道原本應該姓什麽、叫什麽名字。人們都叫我柴中華，這個柴不知是誰的姓，名字也不知道哪兒來的，我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以此類推地被人家叫做柴中廈和柴中幗。剛開始我以為是我母親取的名字，曾經很納悶她怎麽會有如此深切的愛國熱情而定要在我們兄妹仨的名字上煞費苦心，但我後來知道名字不是我母親取的。
母親從來不說這些，也不說任何與我父親有關的事。我們也從來不問，不是不想問，而是不敢問，每次隻要提到這樣的話題母親就立刻眼淚汪汪，我們都以為母親哭一會兒就會對我們訴說，然而並不是這樣的結果，從來沒有過，她或長或短時間地哭了一會就擦幹了眼淚然後繼續做手邊原來在做的事。
小時侯，我家沒有任何親戚或朋友，逢年過節時，我們兄妹三個從來沒有被邀請去做客也從沒有邀請過別人來我家裏做客。我們每年都要搬幾次家，永遠居無定所，母親從來不告訴我們為什麽要搬家以及要搬到哪裏，我們總是在懵懂的困惑和對未知的家的猜想中遷徙，所幸我們每次的新家都不至於太糟糕，甚至在物質條件上都超過所在地的普通家庭。讓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不管我們搬多少次家，有一種現象雷打不動，那就是總有叫做“組織”的人來，無論搬到什麽地方，叫做“組織”的人很快就會輕車熟路地找上門來，讓我不得不懷疑我們住的房子就是那個叫做“組織”的人分布各地的家。
每次“組織”來人的時候，我和弟弟妹妹就會被哄騙著驅逐出屋，組織的人總會給我們很多糖果、餅幹等各種各樣好吃的東西，他們的目的隻是要我們不去聽他們與我母親的談話。其實他們不送這樣的厚禮我們也從來不願意聽的，因為有一次我偷聽了好長時間竟然一句沒聽懂。憑空得了那麽多的五顏六色的糖果讓周圍鄰居小孩羨慕不已，這讓我們兄妹三人常常洋洋得意，所以“組織”在我們三個人的心裏很受歡迎，而且，每次“組織”走的時候，總是認真地挨個摸我們兄妹三人的頭，摸完後就迅速地轉身走了。可是讓我們不解的是，每次“組織”一走，母親就開始哭。所以，逐漸開始思考的我對每次收下並吃了那些厚重的糖果禮物總有一種罪惡感。
那個時候，母親是我頭頂上最湛藍的一片天，所以一看到母親哭，我立刻就覺得自己可能要失去天空。我開始恨組織上的人。漸漸長大以後，我變得恨我的父親。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更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但我想到父親這兩個字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了憤恨。尤其是當我們的鄰居在議論說我的母親是被父親家裏趕出來的姨太太時，我更憤怒。每次郵遞員給我家送匯款的時候也總是用一種匪夷所思的目光打量我們一家四口人，有一次他甚至臉上堆滿知道一切的竊笑問我母親：你丈夫為什麽每一次都用不同的地址給你寄錢？母親沒有說話，隻顧找筆簽字，那個郵遞員又噴出剛吸進去的一口香煙問，他到底怕什麽呢？母親靜靜地望了他一眼，他接了簽了名的本子，叼著煙，跨上自行車走了。
回到屋裏的母親怔怔地坐在那兒，什麽也不做，也不說話，一臉的憂傷。我走到她的麵前，我也想問郵遞員問的問題。母親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她突然像被激怒了的一隻獅子大聲咆哮：“不許問你的父親，永遠都不許問！”我嚇呆了，因為從來沒看過我母親發這麽大的脾氣。我悄悄地從母親的房間溜了出來。
我不再試圖去問母親關於我父親的事，但我的疑問和想象卻比我的年齡長得還快，我想，不管父親是幹什麽工作的，我都恨他的工作。我越想他越不願提到他，以至於到上學時的簡曆表格裏父親的那一項都留給我的母親填，這大概也是母親所希望的，她每次都是一臉自豪地幫我們填好，然後深情地遞到老師的手上。
我一直覺得我的生活中隻有弟弟妹妹和母親深情的愛，那些冬日的夜晚，母親總是把爐火燒得旺旺的，叫我搬來四張凳子，讓我和弟弟妹妹與她一起圍坐爐火旁，聽她給我們講故事、講美麗的傳說。母親也常常會用她那甜美的嗓音給我們唱歌，母親是學過聲樂的，所以她唱的歌總使我想起廣播裏的歌。我和弟弟妹妹都感覺是過著富足的日子，而且覺得沒有父親也不需要父親，可是定期的匯款單和組織來人總是定期地提醒我們，我們不但有父親，而且是一位特殊的父親。父親是一個迷，我們是永遠不知道謎底的人。
母親一生對我們隻說過父親兩次，而且說的都是同樣的話。一次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來的時候，組織上的人到我家說由於我父親的原因，我們家被定為“黑五類家庭”，我母親就成了黑五類家屬，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就是黑五類子女。我們一下子不明白是怎麽回事，母親突然間像得了中風，她衝著組織上的人有氣無力地比劃著，說話的聲音低得讓人幾乎聽不見，她說你們一定搞錯了，這是不可能的，見來人沒有反應，她又望向我，非常肯定地說：“你父親是好人！”
我不知道父親是不是好人，沒有人能夠證明。而我們隻能以黑五類子女的身份被處理和安置。我和弟弟妹妹去了三個條件都十分艱苦的農場，家裏隻剩下孤獨的母親，從這時起，那不斷變換地址的匯款單再也沒有見過。我們的家一下子走入了從未有過的困頓。那個夏天，我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苦讀《毛澤東選集》，我的腿被蚊子叮了密密麻麻的疙瘩也絲毫不懈怠，我被農場評為學毛選積極分子。不過，這並沒有太大改變我的處境。但是在我為自己的命運抗爭的時候，噩耗卻不斷傳來。
首先是我的妹妹，她在離家一百多裏的農場裏幹著她長那麽大從來沒幹過的農活。手上磨出了水泡，晚上疼得在漆黑的宿舍裏哭，卻被負責她那一組的組長給強奸了。妹妹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回來找媽媽，隻在這世上張望了十八個年頭的她就在一個早晨上吊死了。我和母親去收屍的時候，農場沒有任何說法。這還是後來那個組長在一次喝醉酒的時候自己說出了強奸我妹妹的精彩過程，津津有味地講述我妹妹是個處女，身上的皮膚又白又細。我不明白我弟弟究竟是怎麽得知這件事的。他當夜就去了我妹妹吊死的那個農場，找到了那個組長。睡夢中的組長被我弟弟連戳了三刀，但沒有戳死那個組長。
“我當時太激動，老是對不準他的心髒，我真沒用！”我到監獄去看我弟弟的時候，他捶胸頓足地對我說。一臉的懊喪和慚愧。我無言以對，隻叫他好好服刑。可是，沒到兩個月，他與同一牢房的室友打架中死了。對方是一個魁梧的屠夫，他硬說我弟弟是連反革命的爹都不認的野種，而且叫我弟弟必須當他的麵虛心承認。於是，兩個人打了起來，屠夫像宰一頭豬一樣宰了我弟弟。監獄準備火化我弟弟的時候才通知我母親，母親幾乎沒有力氣走路和說話，她請我家的鄰居騎自行車顛簸六十幾公裏的土路到我的農場找到了我，我當時正在接受審查，原因是一個紅五類家庭的女孩看上了我，領導硬說是我勾引她，我沒有承認。鄰居說了我弟弟的事時，審查我的領導說我不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別想走，我當時想跳起來揍他，鄰居叫我趕快隨便交代，說我母親在家等著我去看我弟弟火化。我趕快承認我的勾引，那個領導很滿意地說，就應該這樣嘛，男人做事要敢作敢當。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液，跟著鄰居回了家。
我和幾個月間就步入老年的母親隻模糊地看到了弟弟的身體，還沒有看清楚他的臉。火葬場的工人就一下子將我弟弟推進了寬闊的爐膛內熊熊的烈火中。十五分鍾後，我弟弟就被裝到了一個光榮牌餅幹盒子般大小的骨灰盒裏，我一手捧著餅幹盒弟弟一手攙著母親回了家。
還沒有安頓好已弱不禁風的母親，農場那邊已派人來找我回去，很友好地附耳告訴我說是場部可能要批判我。我趴在母親的枕頭旁邊跟我母親說，我是學毛選的積極分子，現在上麵有重要指示要傳達，所以必須馬上回去。母親有氣無力地說，你快去，你可不能再出任何事了。我答應了母親就回了農場。
到達農場會議室的時候，裏麵早就擺開了狠批的架勢。書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前一天找我談話的那個領導坐在左邊，右邊是我這個組的組長。台下的一側坐著那個是被我承認勾引的唐紅。屋裏坐滿了人，除了我自己組裏的，其他的我都不認識。我被帶到觀眾與主席台之間的空地上站著，往那兒走的時候，我仔細地看了一眼唐紅，她長得還算標致，這是我第一次認真端詳她，前兩次給我送毛巾和送水的時候我都沒有注意看她，但我心中充滿感激。
牽著我的人拉正一下我的頭，讓我立正站好。這時，主席台開始宣布我的罪行。剛讀到柴中華已經承認自己勾引唐紅時，坐在一側的唐紅騰地站了起來，她大聲說：“不是，他從來沒有勾引過我，是我自己看上他的！”
台下一片嘩然。找我談話的領導很生氣，說唐紅你說話可要負責任，不可亂說啊。唐紅比剛才更加堅定地說：“他絕對沒有勾引我，我們有兩次接觸，都是我主動送水和送毛巾給他的，我喜歡他的才華和沉靜，我們沒做什麽事，這算什麽勾引？”
本來就有點歪脖子的那個領導此刻臉上的五官幾乎全麵走形。幾分鍾的尷尬之後，他像拍驚堂木一樣拍了一下桌子，眾人都靜了下來，他指著我說：“柴中華，你行啊，你挺本事啊，隻一天的工夫，你用什麽方法哄得唐紅這麽聽你的話，還拚命庇護你，啊？”我什麽話都沒有說，我心裏突然特別擔心躺在床上呻吟的母親。歪脖子說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等有深刻認識了我們再開會，今天就開到這兒。然後所有的人都一哄而散了。唐紅走到我的麵前對我說了聲對不起就轉身走了。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但是我顧不得多想，我要回去看我的母親，她現在隻有我了。
我趕到家的時候，母親已經奄奄一息。床邊坐著幾個鄰居，他們看到我，都鬆了一口氣，趕快讓我坐到母親的身旁。母親用最後的一點力氣緊緊地抓著我的手說：“你父親是好人，你不要相信別人說的，你的父親是好人，你一定要相信我，隻是組織不讓我說出來，這是紀律……”
給我母親戴孝的隻有我一個人，左鄰右舍的鄰居熱心地幫助我安葬了我母親。
回到農場後，我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天天浮想聯翩，有時想我的弟弟妹妹，有時想我母親，有時也會想一想身邊的草和頭頂上的天，但想得最多的是我的父親，隻是想得越多越糊塗，越感到父親的虛無。一個下著雷雨的深夜，唐紅落湯雞似地來到我的宿舍，她緊緊抱著我的時候，我突然像孩子似地哭了。
一年後，我和唐紅結婚了。代價是唐紅和我永遠不得入黨提拔，另外把我們重新分配到兩個離家更遠更偏僻的農場，兩個農場之間相隔一百多裏路。
有了女兒以後我才知道唐紅有家族性的神經質。所以對她沒完沒了地埋怨我連累她不能提拔的話我從來都充耳不聞。直到後來她回了城有了一份好的工作這種情況才有所好轉。我們又開始了另一種方式的兩地分居。
我很奇怪我的心還能活到文革結束，並且能夠沐浴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多虧一個像我母親一樣蒼老的女幹部的幫助，她堅定地認為我是一個人才，還幫我出版了一本詩集，我進入了我原來的家所在的那個市的文化局工作，幾年後還擔任了局長。
就在我被組織部談話要進入市委班子考察後將委任我副市長一職時，恍如隔世的組織上又來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也曾去找過以前常到我家的組織，可是，那些幹部說跟我家聯係的都是最高最直接的組織。他們不認識我，所以無能為力。我把我借的錢花完後就再也沒有找過。我還了錢後就一心一意地培養我的女兒。
那天，組織上來人說我的父親死了，說他是一位光榮的烈士，是為組織做出了卓越貢獻的高級人才。我問他們我父親是誰？他們說，我們也不知道。我問他們我父親叫什麽名字？他們反問我，你母親沒有告訴過你嗎？我問他們我的父親是幹什麽的，他們說不知道；我問他們我父親是怎麽死的？他們就再也不說話。我問，我父親到底是不是你們派出去的間諜？然後是不是被暗殺了？他們便不再聽我的問話，起身要走，我像皮球被狠勁地拍了一下，瞬間彈跳起來，掄起拳頭照著他們的臉，一人給了一拳，我用盡了我吃奶的力氣，我自己的眼鏡也在劇烈運動中掉落，斯文掃地，當然，副市長的職務也隨著這一批拳頭煙消雲散。
唐紅罵了我兩天，責備我為什麽那麽激動，我沒有理她，我隻顧喝酒。
我不是激動，真的。純屬一次意外事故，我的拳頭從來都是緊握著的，長年對著虛空揮舞，隻是組織來人意外撞上了，我並沒有激動！而此刻，桌上有這麽好的酒，我想多喝點，我已好幾天沒睡覺了，這瓶茅台下肚，應該能睡個好覺，做個好夢，夢中最好能有關於父親的消息，那樣我就可以知道我是誰了。
2002年5月25日 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