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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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老屋有三間，是由連在一起的通間隔出來的。老屋南北向，入口在南端，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長屋”。它四麵的牆全是用泥土砌成的，房頂是滿滿的小青瓦。印象中那些瀝水的瓦槽不太平整，有些部位還歪歪扭扭的，下雨天還會漏水。
現在想來，應該是那時候父親與母親結婚，然後從旁邊的爺爺家搬了出來另立門戶，住進了土屋。爺爺家是磚瓦房，東西向、坐北朝南。旁邊還單獨有一個小廚房，布局相當規整。爺爺家磚瓦房的屋簷下，甚至還築有一個燕子的小窩。燕子們每年春來冬走，這樣子有很多年，一直其樂融融。
老屋的南端入口，木門及布局是什麽樣，已經沒有印象了。進屋後第一間，不太大，是灶火。裏麵有什麽擺設也記不清了，隻記得母親坐在小木墩兒上，麵前擺有一個長方形的矮木案板。她兩手握著小杆杖，麻利地來回趕著麵片。父親則蹲在房邊，負責燒ao子。母親烙的是我們小時候最愛吃的單饃，那是白麵做的-不是經常會吃到的。
在南村當小學(也是我的學校)老師的父親，一手用麥秸杆燒著ao子，一手用翻饃批兒不斷調轉單饃。我們(有時還有隔壁串門兒的)坐在旁邊，都被滿屋的濃煙嗆的不斷打咳，手也不住地抹著被熏出的眼淚。等著熱乎乎的白單饃象風箏一樣甩落在筐裏，便迫不及待地卷一隻大嚼大咽。
從灶火進到土屋裏麵的第二間，似乎要彎腰通過一個粗木橫梁。第二間算是我家的“多功能廳”了：不管吃飯、做作業，還是做家務活兒、招待來人，反正除了做飯和睡覺的一切其它活動，都是在這間進行的。
唯一不同的是，這間靠西牆還放了一張床，是給我睡覺的地方。記得小幾歲的弟弟也是在這張床上睡的。由於土屋是斜頂，床靠牆又很緊。在床上不小心有時頭會碰到屋頂。床頭放著一張很舊的木桌子，是我們晚上做功課的場地。父親也經常跟我們一起圍坐在桌前，批改他從學校帶回的學生作業。母親則坐的稍微遠一點，她一邊縫補衣服，一邊監督我們的學習。
這時候全家人的中心，是桌子上的一盞煤油燈。那盞燈是用褐色的空藥瓶做的成的：先用泥巴包在瓶子外麵，做成小金字塔形狀，以保持它的穩固。然後往瓶裏倒上煤油，再把布炶子從瓶口放入，用火柴點燃。一束昏黃的光芒便逐漸在屋子裏擴散...。
煤油燈的光線有限，房間照不到的大多地方，仍然黑漆漆的。最頭痛的是，一晚上下來，兩個鼻孔裏多了一層黑黑的燈油煙汙。
記得有一次可能是因為與妹妹或弟弟搶占煤油燈的亮光，父親一怒之下掂起一個小木墩砸了我腰一下。雖然沒有任何疼，還是被嚇了一下。畢竟我是家裏頭最大的孩子，父母很注重對我們兒時的教育。
土屋裏麵最後麵那一間，是父母住的“主”房間。房間也不大，靠西牆有一張簡單的床。床頭靠北牆放有一個大木箱子，上麵堆著疊的很整齊的衣服被子等。記得有一次我去到他們的房間，好奇地翻開了那個箱子。那裏麵黑洞洞的，摸出了一件銀灰色的脖飾，應該是我嬰兒時戴的。其它再沒什麽“有價值”的發現。這個木箱裏的一切，算是我父母結婚後到有我們這段期間的所有家當了。
雖然父母房間的後牆有一扇窗戶，但房間裏還是暗暗的。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因為省錢供我們兄妹三人讀書，而不願多用一支煤油燈。煤油也是需要定期購買的，父親那時候一月隻有五元工資。母親則完全做農活及家務，沒有一分錢收入。
我不確定自己是出生在這座老屋裏，還是出生在爺爺的磚屋後，再搬到了這座土屋。當時爺爺雖然在北麵的另一座縣城裏工作，但他有我父親兄弟姐妹六個孩子，還有我奶奶和太(對爺爺母親的稱呼)，家庭負擔也是不輕的。我猜想這座東廂而立的長土屋，就是為我父母和我(們)臨時動工建造的新家。父親排行老大，也自此終於自立門戶了。
老屋的門前不遠，是一個很大的水坑。那裏除了夏天可以遊泳，還能在坑邊捉到一些小魚小蝦或青蛙什麽的。坑邊有一片青翠的竹子，是我爺爺種的。有一次我在裏麵玩耍，發現一個手指大的小竹筍，頓時如獲至寶。我把它偷偷扯出來藏在書包裏，背去了學校給同學看。那時候我上的小學。
老屋的東麵，是我們的一家好鄰居，姓許。許家有一個女孩，跟我同班。她有兩個哥哥，雖然年齡比我大一點，我跟他們關係卻很好，經常跑他們屋裏玩兒。有一年我在學校得了個什麽班獎，校方敲鑼打鼓地到我家給我發獎。我被那大陣勢搞的驚慌失措，一溜煙兒鑽到他家床底下躲了。直到那鑼鼓聲逐漸遠去，我才從黑暗的角落裏爬了出來。
老屋的西麵，是一塊較大的空地，那也是我爺家的前院。父親那時擁有一個稀罕物-收音機，每到晚上就拿出來放在那，給村裏的人聽評書。收音機傳出鏗鏘有力的女音，大家嘴上叼著我父親製作的煙卷。一邊吐著煙，一邊聽得津津有味。那是劉蘭芳的《嶽飛傳》，當時風靡了尚不知電視機為何物的廣大農村。那台收音機如果壞了，我父親會馬上修好它。唯一不能控製的，也是它最大的一項支出，就是電池：兩節白色的、手電筒用的那種金鍾牌大電池。
對那片空地最明顯的記憶，是有一年，大概是兩位南山的遠房親戚，拉了一車新碗和碟子盤子到鄉村販賣。他們晚上路過我家借宿，把架子車停放在空地上靠老屋西牆的地方。我發現了他們車上的“奧秘”後，找到了後院的三叔(年齡相仿)，然後一起偷偷拿走幾個碗和盤子。後來還是被發覺了...。這也成了我幼小心靈上第一個“罪惡”記錄。
再往西去，是村裏的一條南北路。它向南接大馬路，北麵則一直通到河坡。天氣好的時候，那些賣糖豆、薑米糕和小物品的遊鄉小販，通常推著車穿過這裏。他們大多是戴著草帽的老年人，一邊手裏咚咚地搖著小潑浪鼓，一邊嘴裏喊著“找頭發換針”、找頭發換針...。
那時候農村人沒什麽錢買東西，但婦女們可以用平時積攢的她們剪掉的頭發，來跟小販換些她們需要的針線、頭繩或發夾什麽的。和我一樣年齡的小孩子，則是平常撿些爛薄膜、廢鐵料甚至破鞋底(有塑料的那種)收集起來。當聽到潑浪鼓的招喊聲，便興奮地飛奔過去，用廢品換些紅紅綠綠的糖豆，也有橡皮或漂亮的臘筆等。
南北路再往西，是我村生產隊的牲口屋。那是一排麥秸泥頂的土屋，裏麵養著全村賴以生存的牛馬等大牲畜。其中幾頭烏黑發亮的老水牛，是由我二爺負責飼養。二爺是三叔的父親，辛勤老實，也是村裏的“大把兒”之一。他負責的幾頭老水牛，農忙時給村裏犁地拉東西，農閑時吃吃睡睡到坑裏玩玩水，悠閑自在。最有印象的，是大水牛頭上兩支彎彎的長角。
平時牲口屋裏總有成堆的草垛，是給牲口們的飼料。每次進去牲口屋玩，牛馬們在裏麵或站或臥，脖子上的大鈴鐺叮叮咚咚的響。屋子裏撲鼻而來的，是牛糞、幹草及泥土混合的特殊氣息。這種氣息，成了一個記憶，以後再也很少有機會聞到過。
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村開始新村建設，我們家便搬到了東南麵靠馬路的新宅子。幸運的是，我家被規劃在馬路北邊第一家。那裏交通方便，視野開闊，記憶中我很喜歡。東鄰的許家也搬了過去，位在我家後麵的第二家，繼續做好鄰居。爺爺家是更後麵第三家，二爺則在最後位置的第四家。
老屋應該不久即被拆除了，我沒有親眼看那個場麵。後來那一帶及整個舊村，被村裏劃成了菜地，分給各戶種菜養瓜，供給自家吃。老屋就這樣永遠消失了。
老屋不在，至今已有不下四十年了。這是贈給它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