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我們應該以食物為藥！

據說希波克拉底曾經說過：“把食物當作你的藥物，藥物當作你的食物。”不過，如果我們閱讀原文的確切翻譯，就不是這樣的：希波克拉底的這句格言可能是被人引用錯了，許多既得利益者也將錯就錯。 事實上，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0年說過的話，應該是這樣翻譯：“我們應該以食物為藥，飲食就是你首選的醫療方式。”這同中醫“寓醫於食”的觀點不謀而合。

現代營養學的局限性

199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DCPC中心宣布：β－胡蘿卜素對吸煙的肺癌病人的幹預實驗發現，有兩組病人表現為刺激肺癌生長，而化學合成的β－胡蘿卜素和維生素Ｃ預防癌症作用均不理想。　　

 

1997年該中心又宣布：不主張添加任何營養素預防腫瘤，食用黃色和深綠色蔬菜可使腫瘤發病率下降20％。國際抗癌聯盟1999年指出：“癌症發生的絕大部分原因是環境因素，而膳食營養是除吸煙以外最主要的環境因素。在膳食、營養與癌症的關係中，隻有蔬菜、水果的保護作用最具有說服力。”並據此提出了預防癌症的14條建議：強調“預防癌症不能依靠營養素，而要依靠食物”。

 

國際營養學界近年的膳食指南也發生了方向性轉變：從過去以營養素為基礎，轉向以食物為基礎，因為發現食物中存在許多所謂“非必需營養素”——如低聚糖、香菇多糖、黃酮類化合物、葉綠素、番茄紅素、穀維素、茶多酚和二十八烷醇等，同樣也發揮重要作用，可以預防腫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延緩衰老、提高免疫力。中醫方劑和日本藥局方收載的天然藥物和漢方中，也常見蔬菜、水果、穀物、甘味料、香辛料等。美國認識到中醫食療的巨大科學價值，1994年美國政府頒布法律，明確了中草藥等植物可作為食品補充劑。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0年說過：“我們應該以食物為藥，飲食就是你首選的醫療方式。”這同中醫“寓醫於食”的觀點不謀而合。

西方的“藥片文化”

西方用各種食物原料工業化製成藥片（即食物補充劑）服用，形成了所謂西方“藥片文化”。一位美國權威人土說：“在大多數人看來，實驗室中精心研製出來的藥片，是治療我們身上大疾小恙的靈丹妙藥。而現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正致力於開發另一種藥用資源——動物和植物，這就是我們隨餐而入的食物。” “得穀者昌，失穀者亡”，“食五穀治百病”，3000年前的周代，中醫就用“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作為療疾原則。自古中國就有“主副食”之分，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即不可食肉超過食穀、食菜。有趣的是，上述膳食結構和美國農業部1996年頒布的“膳食指南金字塔”不謀而合，然而我國卻比西方早了兩千多年。 中國的食五穀治百病養、助、益、充的概念來自2500多年前《黃帝內經》。即“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而豐富的膳食纖維能夠”疏通壅滯“。還注重”以形補形“，如杏仁形似心，故補心；核桃形似腦，故補腦；大豆形同腎與睾丸，故補腎。不一而足。

“五菜為充”正如《本草綱目》所述：“菜之於人，補非小也”。

流傳於中國民間許多金科玉律都與蔬菜有關：“食，不可無綠”，“粗茶淡飯、青菜豆腐保平安”，“蘿卜上市，郎中下鄉”，“冬吃蘿卜夏吃薑，不勞醫生開藥方”，“三天不吃青，兩眼冒金星”等等。人類已損失了75％的農作物品種，當前正是這不到30％的作物品種供應著世界上95％食品的需要。中華民族倡導和實踐的食物來源多樣性原則，充分證明中國“食療”理論的高度智慧。 凡膳皆藥及食療治則唐代孫思邈指出：“食穀者，則有智而勞神；食草者，則愚癡而多力；食肉者，則勇猛而多嗔”。傳統養生學記述薏苡仁性涼、味甘淡，可治療積熱而發的痤瘡以及熱毒產生的扁平疣。

 

1982年日本平野京子教授發現薏苡仁中的木瓜蛋白酶可分解體內的病變細胞，對薏苡仁治療痤瘡、扁平疣和抗癌功能進行了科學解釋。 中國自古以“五穀宜為養，失豆則不良”揭示了穀類營養的不足：“可一日無肉，不可一日無豆”，綠豆、紅小豆、豌豆、黑豆、刀豆還被用作中藥。美國FDA近年將大豆列為“已確立的功能性食品”，雄辯說明中華民族“寓醫於食”“藥食同源”的科學性。有食療功能的食物材料可分為食藥兼用的食品，如甲魚、烏雞、魚翅、木耳、燕窩、海參、猴頭蘑、薑、棗、蒜、枸杞、梨、蜂蜜等；以及中草藥，如人參、黨參、茯苓、炒白術、甘草、熟地黃、白芍、當歸、川芎、黃芪等，它們可以與香辛料一起作為燉雞、煮肉、火鍋等調治虛弱，作為食品烹製時添加的佐料強壯身體，也可以針對某些證候，如：風寒感冒喝“紅糖薑湯”，體弱補以“當歸烏雞湯”，止咳潤喉用“蜂蜜貝母雪花梨湯”等等。 曆代《本草》等古籍中記載了各種食物的性、味、歸經、功能和主治。煎熬複方中藥和多種食物搭配、烹飪，使食物發揮其營養功能的綜合協調如出一轍。自古以來“食用、食養（食補）、食療（食治）、食忌（食禁）”就成為中醫飲食調理的理論基礎。

公元前一千年，中國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醫療體係，當時將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並以“食醫”為先。

“疾醫”即內科醫生，用“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瘍醫”即外科醫生，則“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形成成熟的“食療”治則。春秋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中有“食飲有節，謹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及“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等句。戰國時代的《周禮》，載有專業的“食醫”和四時飲食宜忌與調適的方法。對宮廷禦膳機構有詳細記述：膳夫（廚師長）、庖人（負責肉類加工）、內饔（為國王及宮室烹調配餐）、外饔（為祭祀、賓客烹調配餐）、亨人（夥夫）、食醫（營養士）、酒正（酒官）等。“食醫”則掌和王之六食（稻、黍、稷、梁、麥、瓜）、六飲（水、湯、酒類）、六膳（牛、羊、豬、犬、雞、鴨）、百饈（百種以上菜肴）、百醬（各種發酵醃漬品）、八珍之齊，這無疑是人類曆史上首次從保健養生角度開展的營養醫學實踐。 中國曆代名醫對食養功能均有精辟論述：戰國。扁鵲說：“君子有病，期先食以療之，食療不愈，然後用藥。” 唐代孫思邈指出“安身之本，必須於食，不知食療者，不足以全生。”，“食能排邪而安髒腑，悅情爽誌以資氣血。”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一書中已設有《食治》、《道林養性》、《退居飲食》、《養老食療》篇，至此“食療”已成為專門的學科。宋朝《太平聖惠方》首次列出了對28種疾病進行食療的具體方法，如水腫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元代《飲膳正要》一書首次係統總結了食物的藥效和“食物療法”。

“中為洋用”的啟示歐洲有關壞血病的記載最早見於13世紀十字軍東征，160名船員中有100名死於壞血病。而明代鄭和下西洋時，中國船隊的食譜包括用綠茶做飲料，用黃豆、綠豆製作的豆芽，以及用新鮮蔬菜製作的“泡菜”。中國船員正是食用了富含抗壞血酸的上述食物，才奇跡般免遭壞血病的威脅，是飲食的治療學意義的成功實踐。

 

 《本草綱目》將鬆花粉列為“上品”，稱：“鬆花，甘、溫、無毒。潤心肺，益氣，除風止血，亦可釀酒”，民間稱之為“益壽粉”。 中國衛生部將鬆花粉命名為“新資源食品”，迄今人類開發利用的純淨風媒花粉，隻有中國的鬆花粉！ 中國最早開發了發酵食品的保健功能，如酒、醋、醬、豆豉、泡菜、腐乳、酸漿（豆汁）等，有活血、養氣、暖胃、驅寒作用，現世界各國也都開始研究。

 

瑞典國家食品管理局2002年公布：斯德哥爾摩大學與瑞典“國家食物委員會”完成的研究表明：漢堡包、炸薯條、烤豬肉、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餅幹、蛋糕等食品中含大量丙烯酰胺，可導致基因突變，誘發良性或惡性腫瘤。這一發現解釋了西方國家腫瘤高發的原因。 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每公斤食品中丙烯酰胺不得超過1毫克，而炸薯條高出約100倍，炸薯片超標約500倍。美國FDA2004年宣布了對750種食品檢驗的結果，再度證實上述觀點。FDA出人意料地在花生醬、黑橄欖、梅子汁、粉類衝泡飲料、嬰兒出牙餅以及巧克力碎餅幹中檢出了丙烯酰胺。而中國爆炒菜肴短時間完成，高低溫結合的烹調方式，瞬時高溫、內部的溫度低，有效保持營養，也杜絕了丙烯酰胺的產生。2004年《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所有的‘進步’，都在漸漸危害生命”的文章，美國CDC的統計表明：64％的美國人體重嚴重超標；肥胖對健康的危害不久將超過煙草，成為美國人的首位死因。 中華民族“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的膳食結構，具有廣雜性、主從性和匹配性。我們應讓“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古訓世代相傳。現在美國每年生產大豆蛋白質150萬噸，添加在各種食物中，這一“中為洋用”的成功事例給我們以深切的啟示。“有寶不識寶”，漠視中華民族“寓醫於食”寶貴遺產的教訓難道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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