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獵人抓猴子
1980年代初，鄧小平打倒毛澤東遺黨江青集團，成為中國新獨裁者，並喊出“改革開放”口號，在東西方冷戰中投靠美國，為中國爭取來發展空間。當時中國各方麵還不如北朝鮮。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國家全麵落後，老百姓極端貧窮，思想閉塞，既對世界最新科技、經濟、文化、藝術等無知，也丟掉了幾千年積累下來的祖宗傳統。社會幾十年以階級鬥爭為綱，人人對政治敏感，並且頭腦裏隻剩馬列毛著作裏的教條。從中南海到市井百姓都懂，保持這種封閉狀態，對於毛之後中共繼續執政，至關重要。
但投靠美國就必須打開國門。最初隻是一條縫，卻還是激起大眾強烈好奇心。社會上下都渴望了解西方，讓中央左右為難。一方麵，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增加與西方交流。另一方麵，西方思想流入國內，勢必威脅官方意識形態。在兩難處境中，對外開放運動展現強烈選擇性。西方嚴肅思想被禁止，包括基督教信仰、哲學、政治等作品。1980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3年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等，目的都為此。但諷刺批判西方社會的作品、家庭肥皂劇、科普類作品等，被大量引進，每每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一個例子是《動物世界》，屬科普類影視作品，不涉及政治製度，所以被無障礙放行。《動物世界》分成很多集，經常由西方頂級科學家與頂級攝影師聯手製作，真實生動，非常受歡迎。電影院和電視上都播放，頻繁程度會令今天的觀眾驚訝。我當時是個三線城市裏的初中生，電視裏很少有好節目，所以很喜歡看《動物世界》。其中多個片段讓我印象深刻，這裏講一個。
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裏大沙漠，原始人與野生動物比鄰而居。沙漠幹燥炎熱，水是人類與動物們爭奪的關鍵資源。故事有兩個主角。一個是中老年原始人，平凡無奇。另一個是矯健的猴子，非常聰明，學名叫非洲狒狒。原始人急需水，不知道水源地，但知道猴子知道，所以要抓猴子，然後逼它帶領自己找水。
圖1. 原始人年老力衰，猴子年輕力壯、聰明機警。但猴子還是體量小，打不過原始人。為捕獲猴子，原始人正在土堆上設置圈套【1】。
故事開始，原始人找到一個土堆，慢條斯理地在上麵打個洞穴。洞肚子稍大，可容納猴子的拳頭；但開口很小，猴子手可以通過，拳頭不行。原始人在洞裏放置一些食物。在這個階段，原始人還沒看到任何猴子，但知道肯定有猴子藏在暗中偷看自己。他設置圈套，完全是場陽謀，故意選在顯眼的地段，動作緩慢，就是讓猴子發現自己。猴子的嗅覺、聽覺、視覺都非常敏感，遠超人類。並且猴子充滿進取心和好奇心，隻要給它機會，它一定會發現人。
設置好圈套，原始人躲到樹後靜待。不久，猴子從暗中現身，小心翼翼地走到洞穴前，將手伸進去抓食物。這時原始人跑過來。猴子看到人，驚恐大叫，拚命掙紮，試圖逃跑。但它舍不得手裏的食物，一直不鬆拳頭，造成拳頭被卡住，隻能束手就擒。被捕後，猴子知道打不過人，恐懼之下乖乖鬆開拳頭，放棄食物，全忘了幾秒鍾前就為了這點食物，它放棄了自由。
圖2. 上左上，獵人暗中等待。上右，猴子見人跑來，大聲嚎叫，激烈掙紮，但拳頭被卡住。上左下，口小肚大的洞穴卡住猴子的拳頭。下，人把繩索套在猴子脖子上，猴子還在大叫，但還是乖乖鬆手，然後被牽走。影片原名為《Animals Are Beautiful People》【1】。
那時我大概13、14歲，看完這個片段後被震驚，覺得猴子怎麽這麽傻？發現人了，它為什麽不鬆開拳頭跑掉？不被抓，它還有自由，以後還有很多機會找吃的。被抓了，繩索套在脖子上，連生命都被人掌握，相比之下那點食物又算什麽？後來我又看到其他影片，發現這種抓猴子的辦法，在非洲已有千百年曆史，一直靈驗。
圖3. YOUTUBE上一段拍攝於1912年的影片。歐洲殖民者觀察到非洲土著人用空葫蘆內裝食物誘捕猴子，與圖1中的方法大同小異。從左到右，土著人在葫蘆上開有小孔，把食物發在裏麵，然後掛在樹上；猴子手伸進葫蘆，抓住食物不鬆開，被鎖住；殖民者在土著人指導下抓猴子；拍攝者感歎、並發問，猴子被抓，是因為貪婪還是因為愚蠢？【2】
第一章 學運領袖們不懂自由
回顧六四
1989年4月中，胡耀邦去世。一兩天內，北京等地大學生走上街頭，喊出政治口號，包括反腐敗、要求自由民主等。我恰巧因私事正在北京。從一開始，街頭巷尾的人就傳說，學運背後有中央高層支持。很快全國人都知道，支持的人就是總書記趙紫陽。當時在北京讀書的同學和朋友們告訴我，他們學校裏的學運領袖們，原本都想當官方的學生幹部，但因各種原因落選，現在趁學運又跳出來，覺得是一條向上爬的新路。在1980年代，很多人認為中國終將走上西方式自由民主之路，自己早點跳上這條船，對未來前途有好處，包括有機會進入政界。每代大學生裏都有一部分人，心懷強烈願望搞政治，俗稱想當官。在北京的大學生裏，這種情況尤其普遍。
我很快回到上海，見證了交大最早的學運。開始時，激動的學生們自發上街遊行，嚴重缺乏組織。之後出現多股學生小團夥到各宿舍遊說，試圖獲得大家信任，建立交大學生自治會。領頭的大概被稱為“主席”或“召集人”，後來多次更改。大家並不注重，隻稱其為“頭頭”、“頭兒”、“總招”等。
記得第一位交大學生自治會的總招是個研究生，看上去像個中年人，入學前曾在內地省份工作多年。他和一兩位推崇他的同學來到我們宿舍拉票，在狹小的空間裏侃侃而談，聲音很大，口音很重，傳到走廊裏，周圍宿舍的人也好奇，伸頭進來查看。他的競選演說主線是，他工作時的領導很卑鄙，在安排工作和分配福利時不公，惡劣程度讓人難以置信，造成他懷才不遇，甚至無法在單位裏繼續生存，所以才發奮考研究生逃離。進入交大後，研究生班的指導員在選拔班長時又非常不公平，內定人選，造成他沒有被選上。所以這次學潮來臨，他不顧危險站出來，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他講完了，同學們沒啥反應。他起身要走，我問他你要如何領導未來學潮？他盯著我，帶著肢體語言，堅定而大聲地說，“遊行！示威！”我說如果政府不理睬呢？他說，“那就再上街遊行，直到政府答應我們的要求！”然後轉身離去。
他做總招沒幾天就不出現了，聽說被校方找去談話，威脅他如果繼續做下去，將影響他畢業分配，於是他選擇隱退。在他之後出現一連串總招和自治會領導班子，其中每個人都受到官方威脅和父母勸阻，但總體講越來越勇敢，組織才能也越來越好，比如在群眾麵前說話更有條理，與政府高層對話時不怯場等。有一兩位我還有清晰記憶，當時勇敢堅定，一直堅持到64前夕。但我不想提他們名字，因為他們仍在國內，早已遠離自由民主運動，以工作或經商謀生，不想再提當年。
我和身邊幾個同學注意到，這些學運頭頭們都有超乎尋常的政治野心。比如有人明講，自己想當中國的華盛頓。現在說起，可能顯得可笑。但同學們還年輕，理想特別遠大也不是壞事。更多人想當官，越大越好，比如希望今生能當上主席、總理、或省長、部長等。他們一本正經，完全不是開玩笑。在曆史上，交大畢業生做大官的不算少。他們如此計劃人生，並非全是幻想，也有自己的道理。
關於學運，他們的總體想法直截了當，希望學生們鬧大，最終逼政府屈服，讓改革派全麵掌權，然後開始政治改革，中國於是實現自由民主。 他們基於這種想法加入學運。但我很快發現，他們的組織能力並不比一般同學更高明。學生自治會裏幾乎所有人都與第一位總招類似，本來很想當學生幹部，但正常時期沒當上，學運來了就站出來加入學生自治會，所以缺乏組織經驗。
關於中國自由民主麵臨的困難，他們的理解甚至不如很多一般同學。比如我當官方學生會幹部時，就耳聞交大校級和各係領導層裏都有民國時期的地下黨，當年對自由民主滿腔熱忱，但1949年後被黨懷疑，不得重用，宦海之路止步於學校，文革時又挨整等。學運前就有朋友私下談及，共產黨比國民黨狠多了，這些地下黨自作自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學運開始時我心裏有很多疑問，眼前的學生運動與民國時的有什麽不同？如何能相信這次不像當年那樣，學生鬧來鬧去，最後換來更嚴重的獨裁專製？我接觸到的自治會成員們似乎全然不知道這些問題。他們因無知而樂觀和無畏。
我主動加入89學運，深究原因，我的家族曆史與父母經曆讓我從小體會到社會在根本處嚴重不公。但在當時，這隻是一種感受，我還講不清楚具體。至於自由民主，我也不懂其深意，隻覺得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更先進，就是因為他們製度好。蘇聯和朝鮮等國落後、對老百姓殘忍，與共產主義製度密切相關。中國製度與蘇聯和朝鮮一脈相通，所以應該被拋棄。中國應該向美國和西方學習，實現自由民主。
我們這屆大學生經曆過1986年學潮，結果造成胡耀邦下台。86學潮主要發生在合肥和上海。我當時置身事外，因為覺得那是大學生對黨中央 “撒嬌、要糖吃”。1986年時，中國還基本保持蘇聯式製度。大學包分配，高年級同學都預計將進入國家編製，很在乎學校對自己的評語、自己的檔案內容等，所以不敢言行出格。很多人積極爭取入黨，學生裏的主流思想還是馬克思主義，與當權者一致。他們與當權者之間的爭執，隻關係共產黨執政的細節，不可能將中國引向自由民主。
從1986到1989年，中國變化很大。社會各方麵向西方學習，遠離蘇聯模式。一批知識分子喊出“全盤西化”口號，包括方厲之和劉曉波。校園裏也換了格調，學生們不再隻想進入體製，更向往畢業後出國留學，或受雇於外資企業。89學運到來時，我讀大學四年級，最初並不積極。但遊行隊伍喊出自由民主口號之後，很多同學私下裏明確表達對中共體製的鄙視、和對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向往，在我心裏產生共鳴，讓我覺得這次學運與86學潮有根本不同，於是加入。
圖4. 1989年學運。左，北京大學生抬出“不自由毋寧死”標語。中，上海學生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要求新聞自由。右，89上海學運一瞥。幾乎所有群眾運動都包含情緒發泄、年輕人胡鬧的一麵。
剛加入學運時，我心裏也有功利思想，覺得如果學運成功了，自己也算中國自由民主的先行者。我的野心大概高過交大一般學生，但不及學生自治會裏的平均水平。但是在學運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心中的疑問變得越來越強烈。這樣罷課、罷市、遊行、喊口號等，到底如何引領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我回答不出，所以心裏一直有怯，不敢太極端，不敢站出來爭當總招。
在我熟悉的老師中、我父母的朋友裏，都有民國時期學運積極分子、地下共產黨員、黨外積極分子等。他們曾高喊自由民主口號，支持共產黨，反對民國政府。因為中共當時高舉自由民主旗幟，反對蔣介石獨裁專製，被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看成中國自由民主的希望。但中共執政後，徹底根除自由民主，這些曾經的學運分子們卻不再要求自由民主了，反而在幾十年裏不斷對黨表忠心。他們的德行和學識都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生活中溫文爾雅，為人厚道，不偷不搶，是大家口中的好人。我從小知道和尊重這批人，但稍年長後就近乎本能地知道，他們其實不那麽在乎自由民主，心裏最想出人頭地，尤其愛當官兒。
現在回想，民國時他們參與學運，根本原因是覺得政府軟弱可欺。蔣介石相對尊重知識分子，他們就抓住這點，大肆反蔣，指責他獨裁專製。反正蔣介石不會拿他們怎樣。1949年後毛澤東鄙視知識分子，對他們毫不手軟，比如把右派們發配到夾邊溝，餓死在荒野中，連親人都無法為他們收屍。那些生存下來的知識分子們當然看懂乾坤轉變，再不喊自由民主，更沒人譴責毛獨裁專製，反而高喊毛主席萬歲。而且讓我吃驚的是，他們中幾乎每個人都積極為黨工作，黨外的都積極入黨。我知道的幾位，臨終時還對身邊家人表示自己多麽忠於黨。這都說明，他們當年支持自由民主，並不是真心，隻作為一種奪權手段，或個人晉身的敲門磚而已。
圖5. 1949年前的學運。左，五二〇運動。1947年南京金陵大學校門上的標語，“保障人權”。中，交大學生攔火車。校史中著名事件。1947年5月，交大學生扒鐵軌、攔火車，然後學生駕駛火車去南京請願。右，1948年交大學運，在上院和中院草坪上樹立“民主堡壘”塔。
89學運期間，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私下交流，大家都覺得不懂中國如何實現自由民主。其中一位說，我們不懂，但肯定有人懂。趙紫陽身邊有那麽多智囊。頂尖的文科大學、社科院、《世界經濟導報》社裏有那麽多專家，一輩子研究這類東西，他們一定懂。我們隻要出力就行。當時大家都理想主義，願意為中國自由民主做馬前卒。
學運後期，壓力越來越大，學生自治會和整個自由派內部都變得混亂。作為交大學生自治會的幹部，我曾代表交大與上海其他高校、社科院、上海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接觸。他們幾乎都是中年人，極少數老年人，個個精明，對現實政治的算計遠超我想象。但讓我意外的是，關於中國如何實現自由民主，他們竟然沒有答案，並且是一點思路都沒有，與我身邊同學們一樣。沒答案他們也不著急，看似漠不關心，在這點上還不如我身邊同學。
這些成年人隻把運動看成另一次政壇洗牌，覺得自己可能有機會上位，非常關心中央每日動態，開了什麽會、誰都說了什麽、誰上誰下等。但除了喊些空洞的口號，他們並不關心運動的自由民主內涵。我當時已看出這批學運領導群體不可能帶領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那時我已經開始在心裏遇到神，與神對話。之後我繼續參與學運，不願離開或屈服，就是基於內心對神的認識。政府言行蠻橫無理，最後開槍殺人，違背基本道義，我無法苟同。無論這場運動成功與否，我都想堅持到底。
六四的失敗與成功
六四喋血已過去35年，中國自由民主事業不但沒進步，反而大幅退步，獨裁專製回潮。這是每個胸懷自由民主理想的六四學生、以及每個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想躲也躲不開的憾事，讓人痛心疾首！更重要的是，在六四前的1980年代後期，人們感到自由從無到有、由少變多，所以對未來充滿希望。但現在大家覺得自由越來越少，未來中國將更加專製獨裁，讓人無所期待。
圖6，對比2018年習近平修憲與1915年袁世凱登基。習近平修憲已過去6年，全社會萬馬齊喑，獨裁顯得越來越穩固。而袁世凱稱帝後，全國上下公開反對。袁敵不過民意，一年後不得不退位。左，全國人大共約3000名代表，幾乎一致投票同意修憲，讓習近平成為事實上的終身領導人。中，反對皇權複辟的護國軍從昆明出征。1915年底袁世凱登基。幾天內，護國戰爭開始。右，護國軍幾位重要領導人。從左到右：李曰垓、羅佩金、蔡鍔、殷承????、李烈鈞。
審視六四前的中國。在1970、80年代，中國早已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大家都失去了生產資料和貴重生活資料所有權，即使社會精英階層也很窮。比如1985年我來交大、到1989年學運前，在中國最富有的上海，一個典型四口之家，即使父母是大學教授、醫生、高級技術人員等，家庭月收入也隻有100到200元，住房等屬公家所有，沒有汽車、電話等貴重物品。而一個住校大學生每月夥食費就要40-50元。可見大家都很窮，除了基本吃穿，沒什麽餘錢。按馬克思理論，當所有人都是無產階級時，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人民民主專政。每個人都屬於統治階級，政權應該為每個人服務。但北京的槍聲無可辯駁地否定了這點。不，這個國家不是你的，即使你按它的要求變得很窮。
在同期的東歐，各國共產黨正探求在社會主義框架內改革。六四屠殺卻造成那裏的民意發生根本轉變。他們看清共產黨與人民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對立，黨可以為自己利益，不惜殺戮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於是東歐人民開始要求拋棄共產主義、加入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回歸傳統基督教文化。六四後短短幾年裏，東歐共產黨統治紛紛崩潰，無一幸免。中國六四事件是東歐劇變的導火索，很多中國人至今不清楚這點。六四死難者的血沒有白流。雖然中國讓他們失望了，但他們濺起的火花在遙遠的歐洲點燃熊熊烈焰。希望這個結果可以部分告慰他們在天之靈。
圖7. 東歐劇變一覽表。劇變前共有9個共產黨執政國家，總體軍事實力抗衡西方集團，政治影響力延及半個地球。中國六四運動後兩三年裏，它們全部變天。
第二章 評論六四名人
為什麽六四運動在中國失敗了？中國如何實現自由民主？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關，本質是一回事，對民族未來至關重要。但35年過去了，運動中登上國家級政治舞台的自由派領袖們仍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這是重大失職。六四流血，中共是罪魁禍首，但自由派領導層也難辭其咎。年輕人們聽信了他們的主張，響應了他們的號召，才上街遊行示威，最後造成很多人失去生命。 他們有道義責任向中國人民交代，他們計劃如何讓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孩子們的死到底為了什麽？
自由派領導層鬆散，主要可分成三類。一是趙紫陽和他身邊智囊團，比如陳一諮、嚴家其、鮑彤等。二是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或被各利益方推崇的民間自由派人士，如方厲之、劉曉波、魏京生等。三是學生領袖群體，如王丹、烏爾凱西、柴玲等。以下簡單介紹他們，並附上我的簡短評論。
趙紫陽集團
趙紫陽及智囊們是六四學生背後最重要的操縱力量。趙下台後通過多種渠道對外發聲，堅稱自己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智囊們很多來到海外，也做過類似表態。但這麽多年來，從未見他們公布中國自由民主化的具體主張與步驟，也沒有關於自由民主重大議題的深入分析等。趙不同於其他人，位至總書記，如果在六四中奪權成功，必須立刻推出屬於自己的政策。他手上資源多，有陣容龐大的理論與政策班子，如果當年真計劃推行自由民主，就應該早有全麵、詳細的計劃。比如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分權。自由民主必然帶來地方權力上升。北洋政府就沒處理好，造成各種紛爭，軍閥混戰，最後斷送共和。但現在回頭看，趙集團並沒有這樣的計劃，而且連個影兒都沒有，讓人懷疑他們關於自由民主的表態都是空頭支票。
自由民主、或憲政共和，在中國政治語境裏是一回事。前者是現代說法，後者是百年前說法。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中國每股政治力量在取得政權前都聲稱支持自由民主，但在取得政權後都施行獨裁專製。這很容易理解。自由民主保護弱者、抑製強者，沒權的人自然喜歡。但奪得政權後，自己變成了強者，自由民主就是削弱自己權力，自然不喜歡。1940年代，中共沒權，就是國內最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被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群體支持。但奪取政權後，中共施行了中國兩千多年曆史中最極端的獨裁專製。我預測從現在到自由民主實現那天，即使本質上最專製獨裁的政治力量，在取得權力之前也會聲稱支持自由民主。所以看待任何政治集團，包括當前自由派，都不能隻聽它說什麽，更要深入探究它的理念和策略實質。
趙紫陽集團采用了清末戊戌變法的劇本。慈禧垂簾聽政，光緒皇帝沒有實權，就以變法為名，拉攏向往西方的新興精英階層，目的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並尋找機會奪權。慈禧之於光緒，很像鄧小平之於趙紫陽。趙也試圖用自由民主作口號，抬高自己的聲譽，再從鄧手中奪權。光緒帝身邊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知識分子做關鍵幕僚，趙紫陽則召集了陳一諮、嚴家其、鮑彤等做智囊。但這些表麵的相似卻掩蓋不住趙集團的嚴重不足。
首先看國家層次的戰略選擇。趙集團模仿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模仿日本明治維新。1868年維新之前的日本，對外麵臨西方列強擴張，內部軍閥林立，國家分裂。維新集團推舉本無實權的明治天皇成為名義上的獨裁者，統領全國。在維護國家統一、強國富民方麵，明治維新取得巨大成功。但在追求人權、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等方麵卻明顯失敗。在維新之初的幾十年裏，日本經濟大發展，然後轉向軍國主義，老百姓失去基本自由，人權經常被踐踏，經濟也被拖垮，最後在二戰中幾乎被滅國。可見，明治維新並非成功的自由民主之路，戊戌變法也不是。趙集團以它們為師，希望強國富民不假，但很難讓人相信他們真計劃自由民主。
再看政治操作。戊戌變法造成清末百日維新，然後被慈禧輕易斬斷，光緒被軟禁。後代人歸罪於慈禧，但她並不傻。她阻止戊戌變法，部分原因是她發現那一套不適合中國。後來北洋政府的失敗證明她有道理。在具體操作方麵，趙紫陽集團不如清末變法派。變法派施政百日，頒布眾多新法。趙集團卻從沒能撇開鄧小平獨攬朝綱，更沒能將自由民主的主張付諸實際。政治攤牌時，變法派試圖依賴實權將領袁世凱，但失敗了。趙集團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隻得依賴馬路上遊行的大學生作為自己的暴力基礎，與手握絕對軍權的鄧小平叫板。這是與虎謀皮，他們卻真的實施了如此荒唐的政變計劃，實為不智。矛盾激化後，趙集團成員紛紛逃跑，留下學生們擋子彈，沒一個願當現代譚嗣同。
最後看思想方麵。趙紫陽集團有戊戌變法作借鑒，應該比百年前的人看得更全麵、更透徹。但讀他們發表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不但沒進步，而且還退步了。比如譚嗣同的《仁學》，雖有明顯偏駁，但也不時湧出精辟見地。比如其中寫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其中“鄉願”代表“看似敦厚老實、實則與流俗合汙”。六四前不久我買了本嚴家其的《首腦論》，實在讀不下去。裏麵全是為趙上位的宣傳與廉價權謀，談不上對政局現狀、民族未來、或自由民主理論的任何真知灼見。其他智囊團成員的文字成就也不比嚴家其更高。他們的思想境界都類似，隻知小圈子裏的權謀，嚴重缺乏深刻獨到的想法。
圖8. 譚嗣同(1865—1898)，清末百日維新激進派重要人物，出身官宦家庭，少時接受傳統國學教育，稍年長開始積極學習西方科學。他思想西化，鄙視科舉，大約在1896-97年著《仁學》，然後投身維新運動。慈禧發動反對光緒的政變前夕，譚嗣同聯絡袁世凱，希望殺榮祿、囚慈禧，不幸遭袁世凱告密。譚嗣同本有逃跑機會，卻主動選擇赴死，留在名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自由派知識分子
六四把一批持不同政見者推上曆史舞台，包括1980年代後期在大學生群體中最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科大副校長方厲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從1978年起就長期呼籲民主的魏京生等。這些人憂國憂民，被良心驅使，甘願冒巨大個人風險，呼籲自由民主，值得人們尊重。以下重點評論方厲之與劉曉波，因為他們最出名，留下的言論與文字也最多。
方厲之
方厲之曾任中國科大第一副校長、學部委員，在1986年學潮中出名，在1989年學運中受學生群體擁戴。六四後他流亡美國，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授，並掛名海外民運組織的頭兒，但不再活躍，基本算銷聲匿跡，於2015年去世。
方厲之在少年時代參加中共地下外圍組織，他的思想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在20歲出頭，他被打成右派，然後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挨整，共產主義理想破滅，開始羨慕西方製度與做法。成為科大副校長後，他利用職務之便，公開講自己“恨透了(中共執政後的)三十年這種東西，…我覺得從社會主義體係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 。他主張 “全盤西化”，並鼓勵學生鬧事。他說過，“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
方厲之思想缺陷明顯。他從親身經曆中發現共產主義行不通，於是向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對立麵，就是西方自由民主陣營。但他並沒有留下任何言論或文字表明他理解西方自由民主製度的思想根基是什麽，或馬克思主義到底錯在哪兒。大學生們聽了他的鼓動，隻知道他要打倒當前製度，卻不知道他要如何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這個局限造成他離開中國後不再有值得稱道的作為。因為他在國內時的影響力，其基礎是他的社會地位，不是他的思想。如果他沒有科大校長和學部委員的光環，單聽他的話，沒多少人會被說服或感動。但他的社會地位來自中共，他利用中共給他的資源反對中共。離開中國後他失去了這些資源，也就失去了社會號召力，再無法影響中國自由民主運動。
劉曉波
六四時，劉曉波還是個年輕教師，在國內學術小圈子裏活躍，但在社會上鮮為人知。他在六四前就主張中國要全盤西化、要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等。當時有一批年輕知識分子私下非常向往西方，但不敢公開說。他敢，於是出名。他出名是因為他極端，不是因為他正確或深刻。他在1988-89年短暫出國訪問，在與西方實際接觸中，他又開始懷疑西方文明，曾寫道，“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既然如此，中國為何還要全盤西化、接受西方三百年殖民呢？他的自相矛盾源於他嚴重不理解西方，所以不知如何理性、有選擇地向西方學習。這樣粗糙、膚淺的思維，在現實中必然行不通。
劉曉波在2008年參與發起《零八憲章》，因此在2009年被判刑11年，並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無法出席頒獎儀式，由別人代讀他最著名的文章《我沒有敵人》。2017年他病逝於服刑期間。《零八憲章》試圖複製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1977年，捷國還在共產黨統治下，一批持不同政見者提出《七七憲章》，在捷國民間引起巨大反響，促成“七七憲章運動”，為1989年捷國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黨統治，起到前期鋪墊作用。很多《七七憲章》簽署人成為89革命中堅，包括捷克共和國首任總統哈維爾。
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希望中國也像捷國那樣擺脫共產黨統治，卻沒看懂兩國之間的根本差別。捷國屬於基督教文化圈，主要信仰天主教。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捷國施行嚴刑峻法，關閉大量教會，關押神職人員，一般教徒也常遭迫害、職場升遷嚴重受阻。即使如此，捷國人民依然心向傳統信仰。比如在1960年代末，共產黨執政大約20年後，該國斯洛伐克部分做過普查，發現認同無神論的人隻有14%；九成農民、四分之三的藍領、一半白領，依然自稱基督徒。如此信仰堅定的人民，不可能真心服從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捷共能掌權，隻因為其背後的蘇聯太強大，人民還沒找到機會推翻它而已。
中國社會沒有類似信仰基礎。政治上，主流國人信奉“打天下者坐天下”，現代說法叫“槍杆子裏出政權”。誰掌握的暴力最強大，老百姓就覺得誰最有執政合法性，沒多少人要求掌權者必須支持自由民主。在中共打贏內戰後，無論其政策如何專製，大多數人都接受它統治。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槍杆子做後盾的任何憲法都是笑話，不但執政者覺得是笑話，一般老百姓也覺得是笑話。《零八憲章》在中國人中幾乎沒人在意。劉曉波的真誠與勇氣可嘉，永遠值得我們懷念。但他傾注了心血、最後為之失去自由和生命的《零八憲章》，卻反映他自身與整個自由派群體的天真、或無能。他們要麽在作秀，要麽沒看懂中國現實，要麽兼而有之。
學生領袖
六四期間、及其後數年，“學生領袖”群體格外引人注目。有全國級的，比如被通緝的王丹、烏爾凱西、柴玲等人。在各大學裏也有，比如我全程參與的交大。但更貼切地講，這些“學生領袖”是學運中的信息聯絡與後勤人員，不能算領袖，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起到領袖作用。比如沒人因為聽到某個學生領袖的政見而出去遊行。在運動高潮時期，自由派出於策略考慮，希望降低學運熱度，曾想讓學生領袖們暫時阻止、或更好地協調學生遊行，但完全沒做到，因為這些學生領袖根本無力左右學生們的活動。並非學生們不想有真領袖帶領自己，而是學生領袖們沒那個能力。
學生領袖們並非通過貨真價實的民主選舉產生。比如在交大，我們曾試圖搞選舉，但沒有條件讓候選人們充分辯論或競選，也做不到大規模、有秩序地組織同學們投票。所有選舉都是小範圍的、都混亂。有時剛選舉完不久，當選人就因為官方、或家庭壓力選擇淡出，我們隻好再舉行選舉。這讓選舉變得缺乏可信度，匆忙中造成敷衍。所以最後推出的學生領袖們無法真正反映民意。據我所知，學生自治組織在這點上都類似，包括交大的、其他學校的、和全國性的。
高層操縱學運，造成學生領袖經常是傀儡。我們當時就知道，那些在中央電視台有出鏡機會的學生領袖們，背後有通往中央高層的信息通道。其實是高層選擇了他們，利用他們向外放話，操縱運動、操縱學生。他們因此換來出名，成為名義上的學生領袖。比如在後來幾十年裏，王丹回憶當時情況，以自己聯絡廣泛、層次高為傲，其實就是被操縱。這樣的學生領袖不是民主產生的，並不真了解、或真在乎廣大同學，與普通學生有嚴重隔膜。普通學生也不在乎他們。
回首往事，運動中的普通學生有理由對學生領袖們感到失望。成千上萬的普通學生為悼念胡耀邦、反腐敗、自由民主等原因，不顧個人風險，上街示威遊行，才有了對中國和世界都意義重大的六四運動。學生領袖們因此出名了，與高層和外國媒體扯上關係。如果運動成功，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出將入相，名利雙收。但在運動進入危險期後，他們中很多人卻利用運動中獲得的資源，逃跑得比誰都快，留下普通學生麵對六四屠殺和事後的政治迫害。在道義上毫無疑問，這樣的學生領袖愧對普通學生。
以下簡略點評王丹和柴玲。無論好壞，六四後這兩位還有些相關活動和言行，反映學生領袖群體的一些普遍性特征。其他人要麽完全淡出自由民主運動，要麽在小圈子裏互相爭論，但基本上離開了大眾視野，總之都不再重要，也讓人無從評論。
王丹
總體看過去35年，王丹大概算當年學生領袖中表現最好的。但在六四失敗之初，很多人對他不滿。有消息說，在屠殺發生之後的幾年裏，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希望提名六四學生領袖。他們考慮了柴玲，但沒考慮王丹。諾貝爾獎從不公布為什麽提名或不提名誰，但有人猜測王丹沒上榜，因為他入獄後與官方合作過分密切、關係過分融洽，讓外人覺得他投降了。當然，最後柴玲也落選。
六四後近10年，在美國壓力下，中國於1998年釋放王丹。他旋即來到美國，之後二十多年裏身居海外，一直致力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六四失敗後，原來的學生領袖們大多追求個人發展，遠離政治。有些人繼續打著自由民主旗號，但實際上追求個人利益。更有甚者選擇投靠中共陣營，調轉槍口，反對自由民主，比如孔慶東。相比之下，王丹值得尊重。但他對中國的分析與論述，以回憶自己從前與高層和名人的交往、以及透露中共高層最新小道消息為主，被人戲稱為“中南海聽床師”。關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為什麽總失敗、未來如何走出困局等關鍵問題上，他沒提出自己想法。缺乏獨到有價值的見解，是他的重大局限。希望他在思想上能更上一層樓。
有人指證王丹在被關押期間寫出13萬字交代材料，對近五百人做了詳細的有罪陳述。王丹選擇不直接回應，更讓外人覺得指證可信。我在六四後也被逼寫過交代材料，內容也涉及他人，這在當時不可避免。當然我遠不如王丹重要，認識的人沒他多，受到的壓力也很可能沒他那麽大。但這段經曆給予我相關體會。當時自由派和體製內的很多人都認為，在不久的將來，要麽中共為六四平反，要麽中共滅亡。無論哪種情況出現，參加六四都將變成光榮的事。在東歐劇變之後，這種看法尤其盛行。在那樣的大氣氛下，王丹寫出其他人在運動中所作所為，被講到的人可能會感謝他，尤其是那些已經逃到海外的。他們會覺得由王丹寫出他們在運動中的言行，未來可以作為強有力證據，證明自己為中國自由民主做過貢獻。
不過，還有很多學生領袖留在國內，王丹的供詞可能威脅他們，他的批評者們也有一些道理。總體講，六四運動太引人注目，參與人太多，組織太鬆散。即使王丹不說，別人也會說。官方還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得知，比如運動中無所不在的監控、線人等，最後結果很可能一樣。再講，中國官方的刑訊逼供，可選擇手段非常多，一般人沒經過特別訓練，沒能力抵抗。王丹隻是個年輕學生，外人不應該過高要求他。
柴玲
柴玲在六四期間很活躍，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後逃到美國，經商至今。她早淡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卻偶爾發表有關六四的言論，讓人側目。2012年6月4日，她發表中英文公開信《我原諒他們》(I Forgive Them)，講到“因為耶穌，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製自由和實行殘酷的獨生子女政策”。總之，她以耶穌之名，原諒六四施暴者。
作為基督徒，我認為這封公開信內容荒謬，違反基本道義，錯誤理解《聖經》。她在信中引述《聖經》裏兩個著名故事，作為原諒六四施暴者的根據。一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在萬分痛苦中說，“父啊，赦免他們(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羅馬帝國士兵)，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麽” 。二是古代以色列君王大衛的事跡。他親兒子押沙龍背叛他，試圖武力奪權，他卻選擇原諒兒子，平叛後不願殺兒子。柴玲忽視了這兩個故事裏共同的關鍵點，原諒人的都是直接受害者。在六四流血中，柴玲不是直接受害者，那些死去的人才是。隻有他們、他們最親近的親人、或他們特別委托的人，才有資格選擇原諒施暴者。柴玲沒有資格，無權越俎代庖。耶穌勸我們多原諒人，但他從沒代替我們原諒加害我們的人。
柴玲本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有責任盡可能保護同學安全。但有證據表明，1989年5月底局勢緊張時，她選擇丟下同學獨自逃跑。後來發現沒事，在六四前她又回到廣場，但不再起領導作用。後來接受采訪時，她說過一段著名的話，“為中國人去奮鬥不值得”、“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隻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中共)采取下策的話。即使(中共)不采取下策，(我們)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很多人認為這段話反映柴玲本心，就是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等未來民運成功後，自己再回來摘桃子。所以關於六四流血，柴玲應該思考如何祈求死者們原諒她，而不是代替他們原諒施暴者。
中國文化裏有假借宗教之名，實際謀求現實利益的傳統。《水滸傳》裏魯智深殺了鎮關西，為逃避官府通緝，而不是為信仰佛教，出家當和尚，就是人人皆知的故事。在六四屠夫們毫無悔意的情況下，柴玲高調發表原諒聲明，被認為是她為方便回國做生意、向中國政府伸出的橄欖枝。中國經濟起飛後，很多海外華人想搭順風車。多位流亡到西方的六四學生領袖為賺錢已回國。早在2004年就有報道，柴玲試圖回國做生意，但沒能成行。其實大多數六四學生領袖早已放棄自由民主理想，專注賺錢和過小日子。這屬個人選擇，本無可非議。如果柴玲想這麽做，也算正常。但她偏要打著耶穌旗號，明明不具備高道德標準，卻要爭搶道德製高點，讓其他基督徒無法沉默。《聖經》教導我們原諒別人，意思是“不要以惡報惡”(彼得前書 3:9，羅馬書 12:17)，但要“以善勝惡”(羅馬書 12:21)。越俎代庖、原諒毫無悔意的殺人凶手，是惡，不是善。
小結：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幾乎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是六四參與者，與運動領導們無冤無仇，卻曾有共同夢想，都希望中國早日實現自由民主，為什麽我對他們持總體批評態度呢？道理很簡單，六四失敗的太慘烈，六四之後的35年裏，中國自由民主運動退步得太嚴重。軍隊打勝仗時，將軍們功成名就，所以軍隊打敗仗時，將軍們就要負責。公司賺錢時，管理層得利多，公司虧損，管理層就應該負責。同理，如果六四成功，領導集團將飛黃騰達，現在六四失敗了，中國自由民主運動退步了，領導集團就要負責。這是公平。
任何政治運動的失敗，背後原因必然很多。但追蹤溯源，我認為六四和其他中國自由民主運動一樣，失敗的根源在於民族思想文化。在六四運動中，無論領導集團還是普通大學生們，其主流世界觀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他們都相信物質決定意識，人是高級動物---比如把人看成老黃牛、甚至螺絲釘，是個物件、連動物都不如---還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也就是經濟決定社會與政治製度等。大多數國人持有這些觀念，卻從沒嚴肅推敲過。即使在中國頂級知識分子們中也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世界觀與自由民主不兼容。比如最簡單的一點，哪種群居動物采用自由民主製度？如何讓一堆螺絲釘施行自由民主？
看六四運動領導層，所有趙紫陽集團成員，以及稍年長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如方厲之、鮑彤、欽本立等，都是中共黨員。如果不是，他們沒機會爬到足夠高的社會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社會影響力。他們都經曆幾十年不間斷的黨內洗腦，並成功度過了那個強烈敵視西方的年代，頭腦裏隻剩下中共正統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是中國版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有其他係統化思想，尤其不可能有基督教信仰或西方主流哲學思想。如果有，他們早就被打倒、出局了。即使有些人後來仇恨共產黨，聲稱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們的思想框架經常依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們不理解、不熟悉任何其他思想體係。
思想禁錮於馬克思主義，不但是六四參與者們的根本問題，也是中共治下持不同政見者們的通病，幾乎沒有例外。著名的張誌新、遇羅克、林昭、顧準、魏京生等人，都看到了中共製度的荒謬和殘忍，都勇敢地挺身而出，呼喚自由民主。但他們批判中共的出發點都是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比如張誌新自認是最真的共產黨員，喊出“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她認為毛還不夠左。遇羅克在《出身論》中以真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指責官方政策重視人的出身，是修正主義。林昭曾是狂熱的中共黨員，為革命誓與家庭“活不來往，死不吊孝”，並在土改中殘忍迫害他人。為對黨表忠心，她無中生有地誣陷和揭發自己的父親。她在監獄裏寫過長篇自述，講到自己的思想基礎，完全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那套，比如“存在決定意識，外因通過內因”【18】。顧準是個中共理論家，試圖探討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如何實現自由民主。他旁征博引，卻都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打轉，所以一直找不到出路。魏京生要求把民主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目標，認為民主“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以及更加發達的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17】。他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原理。有跡象表明，林昭和顧準在生命最後階段接受了基督教。即使這是真，在接受基督教之後，他們並沒有留下有分量的反思，對社會沒什麽影響。
圖9. 已故去的中國政治異議者。顧準(1915—1974)，林昭(1932—1968)，遇羅克(1942—1970)，張誌新(1930—1975)。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思想與現代自由民主很遙遠。他們與當時億萬普通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遠比普通人更真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的真誠讓他們發現，馬克思主義經不起人真誠追求。如果你真誠了，你就會發現這個主義是假，你也就成了它的敵人。
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勇敢可敬，但也可惜可憐。他們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框架裏找到個人自由和國家民主的道路，本質是緣木求魚。世界各國百多年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並不傻。接受了唯物論、人是動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雇傭者剝削被雇傭者等馬克思主義基本觀念，結論隻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就是獨裁專製，與自由民主對立。
中國政治異議人士普遍理論修養不足。比如魏京生認為民主“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但並沒有可信理由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了，國家就一定要民主。雖然他言辭灼灼，但邏輯缺缺。這些人理論眼光都不夠犀利，看不懂基本邏輯。比如唯物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既然人的意識被外界決定，思想自由就不存在。沒有思想自由，其他自由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讓他們走上歧途，即使做出巨大犧牲，包括丟掉性命，也沒能為民族找到自由民主之路。
1980年代的青年，包括年輕知識分子如劉曉波、大學生們如王丹等，在學校和社會裏接受全套中共思想灌輸。同期的改革開放又讓他們有機會看到東西方鮮明對比，知道馬克思主義已經失敗，所以他們厭倦政治課、反感被洗腦。但總體講，他們的應對方式不是奮力尋找真理，而是消極對抗、停止思考，選擇享樂與墮落來逃避。比如在六四運動期間，烏爾凱西接受外媒記者采訪時說，我們這代人隻想買到耐克鞋，能聽搖滾樂，對共產主義不感興趣(全憑我記憶，隻是大意)。在我身邊的同學裏，少數人努力爭取入黨，但絕沒有共產主義理想，隻覺得入黨有利於以後向上爬。大多數人夢想多賺錢、生活好等。應對功課之外，他們打牌喝酒讀閑書，沒什麽人嚴肅探求信仰、主義等大問題。
享樂與墮落不可能幫助人突破社會意識形態的桎梏。由於缺乏嚴肅的思想探索，我們這代大學生的主流世界觀沒有進步。絕大多數人習慣性地、下意識地相信物質決定意識、人是動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等，即使他們厭惡“馬克思主義”這個名字。其實每個人都有世界觀和人生觀，即使他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什麽。
有些同學研讀西方哲學。當年在校園裏，讀尼采、弗洛伊德的書比較流行。但無論在校時、還是後來幾十年裏，我與交大、複旦、北大、清華等名校學生們接觸，還沒遇到誰真的讀懂讀通，更談不上把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恰當地用在生活中。當年有些人去教堂，覺得很新潮和好玩，但幾乎無人認真研讀和理解《聖經》，更別說在精神上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一些來到西方國家的六四參與者後來成為基督徒，比如柴玲，但總體比例不高，且他們對基督教的認識經常不深、也不對，比如前文講到柴玲對《聖經》理解有嚴重偏差。總之，至今還沒看到誰跳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全麵反思六四運動和中國自由民主事業。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1989年六四運動，中國自由派有十年時間與世界交流，本有機會學習西方各種思想流派，突破馬克思主義的禁錮，但他們沒做到。從六四到如今又是35年，很多自由派人士來到西方長期生活，但他們依然與前輩一樣，沒理解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也就沒能跳出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自由派集體性思想膚淺表現在各個方麵，比如幾乎無人能提出係統化思想，指導中國如何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即使他們中的優秀分子，觀點也經常不合邏輯，在現實中不可行，不被老百姓接受。我以劉曉波最著名的文章《我沒有敵人》為例，談談自由派思想匱乏到什麽程度。
2009年12月，劉曉波在中國接受審訊時向官方遞交《我沒有敵人》，作為交代材料的一部分。2010年10月，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這篇文章聞名天下。文章名字就是他的中心思想：我劉曉波與所有人都友好，不把任何人當作敵人。讀過的人都懂，他在說給中共聽。潛台詞是我對你都如此和氣了，你也向我學吧。否則全世界都將笑話你不夠大度，你多沒麵子呀？所以你不要再把我當敵人，也別把自由派當敵人，與我們做朋友吧，允許我們搞自由民主，然後讓我們推翻你的獨裁專製統治。
圖10. 人無完人，劉曉波真誠勇敢，值得被尊重，但他思想有嚴重缺陷。左，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現場，劉曉波不能出席，由一把空椅子代替。右，2020年香港青年紀念劉曉波逝世三周年。他已成為中國自由派的精神代表。
就是因為敢於要求民主、要求剝奪中共對政權的壟斷，劉曉波才出名，才登上政治舞台。如果他沒有敵人，那麽中共又是他什麽呢？朋友？不可能。不相關的路人？也明顯不是。權力競爭對手？在當前的中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政權是中共的命根子。如果失去政權，大量中共成員的利益將嚴重受損，罪行也將暴露，很可能身敗名裂，直至性命不保。所以中共不可能自願交出權力，任何權力競爭對手都是中共的敵人。任何人，包括劉曉波，對此顧左右而言他、換個名詞等，都沒用。這就是現實。
為表現出自己真沒有敵人，真沒有仇恨，劉曉波在文章中特別講到，起訴和判決他的檢察官和法官都不是他的敵人，他尊重他們的“職業與人格”。但同時他又強調，自己的言行從來符合中國憲法，起訴和判決他違反了中國憲法。如果這樣的話，檢察官和法官就是知法犯法，劉曉波為什麽還要尊重知法犯法的檢察官與法官呢？為什麽他們的“職業與人格”還值得被尊重？錯誤思想必然造成自相矛盾，在現實中造成荒謬。
劉曉波有多個可能原因讓自己顯示內心純正、與世無爭、像個聖人。第一，他身陷囹圄，希望獲得輕判。第二，在自由派內部，六四學生領袖群體在當時已變得不重要，劉曉波名聲漸漲，成為精神領袖類人物。他可能希望利用這篇文章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名聲和地位。第三，自1989年起，不斷有傳言，諾貝爾委員會希望把和平獎授予六四參與者，劉曉波是經常被提及的候選人。但無論什麽原因，在沒有內在精神與思想做基礎的情況下，他的這種自我拔高顯得空虛無意義。耶穌可以說自己不是羅馬帝國的敵人，因為他說“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凱撒是羅馬皇帝，耶穌屬於神，不想奪凱撒的權。耶穌不從事政治活動，不搞起義。羅馬人依然不相信，殺了他。但即使被殺，耶穌也不反抗，甘願接受。他是真不想奪權，因為他的國不在這個世界裏。劉曉波參加六四、起草《零八憲法》等，都是政治活動，都為奪中共的權，怎麽可能不是中共的敵人？“我沒有敵人”這句口號隻可能打動不熟悉中國情況的外國人，稍有常識的中國人都不可能相信或被感動。無論支持中共的、還是支持自由民主的國人，都會覺得它太假了。
第三章 國人本性相通
六四運動後半段，我開始陷入冥想，曆時大半年，在心裏遇到神，不斷與神對話，後來去教堂禮拜，從此有了信仰，支撐我度過六四後大規模清算。當時信教還近似禁忌。文革後人人對此心有餘悸，唯恐避之不及。家人擔心我因此受迫害，未來找工作和升遷遇到障礙。教堂裏的老牧師時而談起1949年後教會、信徒們、和自己經曆的種種可怕遭遇。教友們也會說起教堂外常看到便衣警察監視等。所以我信神後，缺乏自由問題變得真切而尖銳，原來抽象的自由民主一下子顯得實在和直白。我崇拜神、研習《聖經》，就需要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與牧師和教友們討論，就需要言論自由；去教堂做禮拜，就需要集會自由；教堂和教友們需要《聖經》，就需要出版自由，等等。我覺得美國那樣的現代自由民主製度好，因為它允許我追求神，保護我需要的這些自由。
朋友們都知道我皈依基督教。我曾很多次小心翼翼地試圖與他們討論耶穌，但都被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岔開。我了解他們。那時的人普遍認為宗教是迷信，隻有教育程度低、頭腦簡單的人才信教，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屑一顧。同學中傳說，我在六四中受挫、斷送了大好前途、心灰意冷，所以才需要麻痹心靈，在宗教裏找寄托。如果我硬對他們講，他們隻會覺得我走火入魔，被教會操縱，急於拉人入夥，他們會更加排斥。當年中國社會裏沒什麽宗教氣氛。除我之外，沒聽說哪個交大學生信教。我的心靈經曆深刻而豐富，是多維的，超越時空，但幾乎都是非語言形式的。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我都很難找到恰當詞匯描述，因為常用中文中根本沒有相關表達。所以我長期無法與人深入交流，直到今天也隻能與人討論其中一小部分。
六四之後，幾位好友堅持自由民主理想。我們經常聚會，互相交流鼓勵，抱團取暖。我們都認為六四運動沒錯，都憎惡殘暴的政府，冷眼看六四流血後還想鑽進體製、或在體製內向上爬的人。有時我們坐在一起笑話那些爭取入黨的人，或特別專營、想當官的人，覺得他們功利心太重，湮滅了良心。記得一位朋友講到，他父母有位熟人，1949年前在上海灘叱吒風雲，文革時遭到嚴重迫害，文革後被平反。在耄耋之年，他多次被邀請入黨，因為黨希望把他樹成典型，以安撫老一輩上海資本家，並招攬海外投資。但他總婉拒。熟人問他為什麽？他說，“為保持晚節”。朋友講到這時，在場所有人咋舌。我們都佩服這位老上海人。
那時的友誼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純潔、珍貴，回想起來依然讓我心暖。六四過後，老百姓普遍厭惡政府，同時也鄙視民運領袖們。經過文革的成年人，比如交大老師們、我父母的朋友圈等，都把民運領袖看成政治投機分子，類似文革時各路造反派頭頭。大學生們年輕，不像長輩們那樣看破世道，但也對他們失望，覺得他們在關鍵時刻逃跑，隻顧自己，辜負了眾人。我當時覺得身邊那幾個朋友最純粹，對自由民主最忠誠，遠比任何六四領袖或名人強。這些朋友都是很好的人，中正誠懇，非常聰明。在壓抑的大環境裏，他們在我心裏點亮一盞希望之燈。我總想，我周圍就有好幾位堅信自由民主的人，全國應該有很多。我們聽不到他們的消息，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被壓製，無法把想法傳遞給外界。至於更多同學忙於生計、對自由民主失去興趣，我覺得正常。所謂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十幾年寒窗，名牌大學畢業，想做官向上爬，視野因此變窄，看不到即將到來的自由民主潮流。從全國範圍看，能做官的畢竟是少數，廣大人民應該看得清形勢。
當時一大批同學私下覺得，如果再來一次民運，由於自由派有了六四經驗，策略會有大幅改進，很可能就會成功。在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共處理六四如此殘暴無理，外媒又全方位報道過，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個清楚，政局不可能長期穩定，下一波民運必將到來。到時候共產黨要麽下台，要麽順應民意。無論哪種情況，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都指日可待。六四後不久，東歐和蘇聯劇變，各國共產黨紛紛倒台，這種觀念在民間變得更加流行。當然現在回頭看，自由派，包括我和我的朋友們，在當時太樂觀了，沒看清中國真實的民情民意。
經過認真思考，朋友們改變想法
1990年代初，中國還很窮，但經濟起飛，個人發展機會變多。我靠全額獎學金來美國留學，朋友們則留在國內發展。當時我們都懂，經濟發展不代表政治自由。即使經濟變好，國內專製狀況依舊。不知哪天政局波動，人們剛開始享受的那點經濟自由，外加個人財富，都可能得而複失。
2000年代初，一位朋友來美國出差，我們聚會長談。他說到中國未來很不確定，我在美國消息更靈通，如果有大事發生，我一定要趕緊通知國內朋友，幫大家早做準備。他特別講到，如果國內重回左的那套，他就移民北美。他在外資企業裏工作，與西方人接觸多，移民是個很現實的選擇。當時國內同學普遍比較成功，是外資或國有企事業單位裏的骨幹，業務能力、經濟實力、和社會門路都大增，已經有能力移民。
大約又過了十年，習近平主政初期，我看到國內高層政治鬥爭白熱化，已回到毛澤東時代你死我活的程度，於是認為中國政治必將巨變，老百姓的自由與財富都將被威脅。我急乎乎地與國內朋友們聯係，並趁回國機會與他們多次見麵，勸他們早做準備，尤其要考慮移民。我還對他們講，移民要趁早，因為這條路將越來越擁擠，最後可能難到不現實。他們當時四十幾歲，年富力強，有技術有經驗，也有足夠的財富積累，移民北美後比較容易找工作，即使一時不工作，也能輕鬆活下來。
我遇到第一個意外。那位2000年代初曾與我約定，如果我看到國內突變跡象，一定要告訴他，好讓他有機會移民的朋友，這時很誠懇地告訴我，他知道中國政治正在迅速左轉，已觀察思考很久，並做了最後決定，他將留在國內，不會移民。我特地問他，如果中國重回文革，再搞個人崇拜，鉗製思想與言論，你也不想移民嗎？他認真地說，“對”。我記得當時自己心裏的驚訝。我本以為任何人支持自由民主，都因為自己需要自由。現在他有必要、也有機會奔赴自由，為什麽放棄？他與我分享他的考慮，關鍵因素包括他的職業發展、孩子和父母、去北美後可能遇到的困難等。他沒明說、但我倆都懂的還有，他的公司、房產等都在國內大城市，是他財富裏的最大頭，他怎麽可能說走就走？他誠懇地要求我理解他的處境和決定。在那個瞬間，我頭腦裏閃過《動物世界》裏非洲獵人抓猴子的場景。
我的第二個意外，那位在六四後曾講故事鼓勵大家，說到老上海人為保持晚節、拒絕入黨的朋友，此時已經入黨。原因直截了當。在國營單位裏不入黨，工作起來不方便，無法從事某些崗位，影響升遷。對於中年男性來說，個人成就感最重要，其他考慮隻得讓路。曾經一同經曆六四、支持自由民主的朋友之間講到入黨，難免有點尷尬。他解釋道，自己隻是一般人，隻想過一般人的生活。入黨隻為方便工作而已，與自己的政治主張沒關係。說到底，小人物無論入不入黨、支持或不支持自由民主，對國家大局都沒什麽影響。何必隻因為向往自由民主就拒絕入黨，讓自己工作不便、事業受損呢？
這兩位朋友的變化遠非特例。回想六四屠殺之後三五天，上海舉行最後一次學生遊行，氣氛悲壯肅殺。隊伍回到校園裏，所有人散夥回宿舍。但還有一位同學站在卡車車鬥上，孤零零在校園裏轉一圈，通過電喇叭高喊運動口號，在當時被看作勇敢的象征。 另一位同學因六四失敗，心情鬱悶，夜裏在街頭喝酒，然後找警察打架，連警察都不敢惹。當時很多同學們私下裏豎大拇指。但這兩位畢業後進入公家單位。二十幾年後，習近平取消任期製，大權獨攬。我回國聯係到他們，他們竟然都明確支持習，全不在乎習的獨裁遠超過1989年時的任何人。說到誰批評習或中共，他們還很不高興，罵人家不愛國。
六四中交大那批學生領袖們後來都選擇低調，再不談自由民主。其中很多人私下裏表示後悔，覺得年輕時太糊塗，參加了反政府運動，讓自己頭上有了標簽，在後來國內經濟起飛時期失去很多機會。一般同學忙於生計和發財，躲避六四問題，甚至覺得現在還談論或思考六四運動都是犯傻。流行的情緒是，所有政治運動都是為老百姓生活好。當年大家支持六四就出於這個目的。中共鎮壓六四後，經濟起飛了，那麽鎮壓大概就是正確的。但他們自己參加了，現在說鎮壓對，明顯自相矛盾，所以他們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總之，六四一代大學生的自由民主抱負早就塌方，當年的理想已灰飛煙滅。說起來讓人心痛。
重新理解朋友們
六四中結成的友誼，沒有東西可以取代。朋友們對我太重要，我曾覺得與他們心心相通，突然的變化讓我覺得需要再努力，更加深入地理解他們。一晃又十年過去了，相關思考讓我寫出多篇文章，包括《文革重來？》、《中美對抗與文革2.0》、《緬懷一位交大前輩》、《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亂世、治世、與現代民主》、《自由的人性觀基礎》等【5】【9】【11】【12】【13】【14】【16】。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想得越深，就越覺得問題的本質簡單。
我們年輕時，人人一無所有。第一位朋友當時熱烈支持自由民主、向往移民。因為如果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名牌大學畢業的青年將得到更多政治和經濟機會。如果移民，當時歐美經濟遠比中國發達，毫無疑問他將生活得更好。但中年後他事業成功，名下有公司和房產，再加上父母變老，孩子長大，做決策時必須顧及所有這些事項。經過全麵認真地思考，他非常理性地發現，自己事業已經定型、現有生活舒適，移民後必須從零開始，得不償失，所以他不再想移民。
國家自由民主對他好壞參半。一方麵，社會大變動可能損傷他既有財產；另一方麵，每個人都有英雄夢，他年輕時參與六四，如果自由民主成功，他將成為時代先鋒，想想也驕傲。所以他在總體安全的前提下繼續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想法很正常，但沒用。因為中國統治者非常了解這種心態，早準備好各種手段保證如果他要安全、他就做不了任何真有效果的事。後文將談到，中國兩千多年的統治術就是為這樣心態的老百姓設計的。
朋友的轉變很像那些在1949年前支持自由民主的大學生們。前文講到，交大老師中有很多這類人。在《緬懷一位交大前輩》中，我介紹過自己從小熟悉的一位。這些前輩們年輕時也都一無所有，充滿理想主義，真心支持自由民主。但1949年後，中共剝奪了人民僅剩的一點自由民主，他們卻選擇就範。他們與我們都是交大人，聰明程度類似。經過嚴肅理性的思考之後，他們也發現對於個人幸福而言，西方人崇尚的各項政治自由沒那麽重要，國家自由民主遠比不上自己職業發展、家人安全、孩子前途等來得重要。
第二個朋友，年輕時佩服拒絕入黨、隻為保持晚節的上海灘弄潮兒。但進入中年後發現，不入黨給自己造成的損失實在太重。於是覺得多我一份堅持，中國自由民主也不會成功；少我一份堅持，自由民主也不會失敗。自己位卑言輕，隻需考慮個人得失就好。我曾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中講過劉少奇之子劉源政治立場變化過程，本質與我朋友的一樣。劉源年輕時也一無所有，熱烈支持自由民主。但進入社會後馬上發現，如果不投靠專製體製，自己就是個平頭百姓；如果與專製體製合作，自己可以躋身國家領導人序列。他與我朋友都麵對理想與利益之間的取舍。經過認真思考，他們都選擇追求個人成就感，把年輕時的理想放在一邊。
劉源大概與我朋友一樣，覺得自己無法左右大局，所以不需想那麽多，還是以個人成就為重，先爬上去再說。有人會說，劉源比我朋友官位高多了，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我朋友像劉源那樣位高權重，可能就會以民族大業為重，堅持理想，放棄個人利益了。其實不然。從劉源角度看，自己隻是解放軍一個總部的雙首長之一，還有其他7位與自己一個級別，上麵還有一大堆現役和退休的軍委成員，再上麵又有一大堆在任和退居二線的國家級領導人。自己與他們相比隻是個小人物。要說影響大局，就連劉少奇、李克強都做不到。14億人裏13億9999萬9999個都可以說自己人輕言微。甚至連毛澤東、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都抱怨自己能做的不多。官位確實有大小之分，但都是相對的。我們同學大多是處級幹部，與縣長同級。在普通農民看來，處長就是高官，類似我們同學看劉源。劉源為利益放棄理想，同學們可能會覺得，“你都那麽大官了，該滿足了，怎麽還這樣？”同理，我們同學們為成就感放棄理想，普通農民也會有類似疑問。
國人的人生觀高度趨同
我逐漸理解朋友們。他們人生最高目標，也是做事的最大原則，就是在可行範圍內把自己人生過得最好。為此，他們放棄了年輕時不成熟的自由民主理想，轉而追求個人幸福感，包括事業成就感、保護和支持家人等。總之要快樂盡量多、痛苦盡量少。他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誰不這樣呢？
看懂朋友們，也加深了我對中國人的理解。不同時代、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社會階層的國人，在人生觀層次上都相像。交大老地下黨們和我父母的那位同事，都是1949年前交大學生，生長在民國，與我第一位朋友的思路很像。我的第二位朋友與劉源，一個六四學生、另一個六四時期中共高級官員，一個平民、另一個太子黨，一個成長於改革開放的1980時代、另一個成長於文革，根本想法也一樣。再擴展視野，六四積極分子們與黨員同學，當年看似涇渭分明，幾十年後都變得成熟，同樣為升遷、賺錢而努力，各方麵想法趨同，包括政治觀念。類似地，當時學生自治會的頭頭們與官方學生幹部群體，海外民運人士與國內共產黨幹部們，趙紫陽與鄧小平、毛澤東與蔣介石、孫中山與袁世凱，甚至劉邦與項羽、唐太宗與李元霸、朱元璋與張士誠，等等。每對對手之間乍一看針鋒相對、勢如水火、不共戴天，內在本性卻一樣。他們都追求在可行範圍內把自己人生過得最好，事業最成功，幸福感最高，快樂最多、痛苦最少。主流國人都如此，而且自古如此，中共遠非始作俑者。
初中時大家讀《三國》、《水滸傳》等，十幾歲的孩子們就懂，大人物們為利益不擇手段，比如諸葛亮與周瑜、或晁蓋與宋江之間的明爭暗鬥。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一文中，我稱這些王侯將相們為功利主義者。但看朋友們的轉變，再聯想到身邊各色人，我發現幾乎所有人，從社會最底層到最高層，在做重大決定時都一樣，都追求現實好處最大化，拋棄任何“虛的東西”，比如理想、主義、誓言、道德等。隻有當違背它們的成本太高，高過可能獲利時，人們才遵守它們。在這點上幾乎沒人犯傻。這是國人普遍的人生觀，超越政治，超越時代。
圖11. 最有權勢的人、最沒權勢的人、最體現民族政治文化的黨【4】，本性都是相通的。當手裏有了主動權，他們為最大化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會拋開所有主義、道德、法律、保證、信譽、廉恥、合約等。他們心裏沒有高過利益的顧忌，所以導致無惡不可做。
中國人信仰宗教，經常也為求現實利益，不是真信仰。比如和尚、道士等，把入教當作謀生手段。普通信眾拜佛求仙，就是為升官發財。在美國我聽說過很多大陸來的基督徒為利益受洗。比如有人覺得平時與本地人接觸機會太少，生活不方便，所以去教堂。我有一位熟人說他決定入教，因為旅行時可以借住在同門教友家裏，省下旅館錢。還有一位更離譜，在國內申請美國理工科博士，拿不到獎學金，後來聽說申請神學院容易拿獎學金和申請簽證，於是匆匆在國內受洗成為基督徒，遞交給神學院的申請書中信誓旦旦要把一生獻給神，但到了美國就從神學院退學，轉到容易找工作的理工科專業。他講這段故事時笑嘻嘻，全然不覺得自己卑鄙。
胡適說，“我們中國人特別唯物”，就是這個意思。我以前提到過，1926年，他在火車上遇到英國女作家謝福芸，二者深入探討中國人信仰問題，期間胡適講了這句話。謝福芸出生在中國，是在華傳教士的女兒，篤信基督教。她認為中國有真基督徒，理解神、堅信神，為神甘願赴死。胡適不同意，認為中國人都唯物，包括中國基督徒，當然也包括他自己。他是個無神論者，不信任何宗教，認為都是精神鴉片，專騙老百姓。這套唯物思想限製了他的視野，造成他思想狹隘，無法理解幾千年來基督教裏層出不窮的英烈們，包括中國基督徒裏的英烈們。他欣賞馬克思唯物主義，但受不了現實中遇到的共產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們。他的思想深度不夠，看不懂那些他不喜歡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就是他喜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然產物。他嘴裏的“唯物”是個直覺概念，指國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計其他，與馬克思唯物主義觀念很相近，但意思更泛泛，涵蓋麵更廣。
馭民術
當代中國人中流行的那些“主義”，如唯物主義、功利主義、無神論、馬克思主義等，都是最近一個多世紀裏的舶來品。中國先哲們當然不知道它們所有細節，但早懂它們在實際政治裏的有用部分。先秦的《薑太公六韜》講，“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後來司馬遷在《史記》中引用這句話，很形象地表達了功利主義的核心意義。孔子講，“敬鬼神而遠之”，教人遠離神。用胡適用語，就是讓人“唯物”。馬克思理論更複雜一些，但宗旨一樣。隻不過馬克思比胡適、孔子等都更極端。
這些主義、主流思想等看似豐富多樣，其實都為統治者治理國家而設計。從君王或共產黨政府角度看，如果老百姓都把現實利益當作最高追求，國家就容易治理。因為君王和共產黨政府都可以控製現實裏一切，包括官位、金錢、土地、美女、房產等。人民崇拜它們，統治者控製它們，統治者也就控製了人民。如果老百姓崇拜神，神在人心裏，統治者不可能直接控製，統治者也就很難控製老百姓。
老百姓崇拜神，統治者難以控製。 (Exp. 1)
麵對逐利、或稱“唯物”的人民，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們，包括著名的商鞅、韓非子等，總結出一套最有效的治理方法，就是近年來很多人討論的“馭民術”，寫在《商君書》裏。簡單講有兩個要點。一是霸道，所謂“霸者以力”。君王要有能夠壓製競爭對手的暴力作為後盾。二是“利出一孔”，就是君王控製全社會所有資源，包括控製誰當官誰下野、誰發財誰破產、誰得榮譽和名聲誰名譽掃地等。馭民術本質就是引言中那個獵人抓捕猴子的要點。一要保證猴子打不過自己，二要確保附近沒有其他食物來源，猴子要得到食物就必須把手伸進獵人布下的圈套。
法家馭民術要成功，就需要老百姓唯物。如果老百姓不唯物---不怕死，認為死後自己可以進天堂，也不在乎功名利祿---馭民術的兩個要點就都失效了。漢武帝看懂這點，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生活在百家爭鳴的時代，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可能有正當理由。比如讓墨家去研究鬼神吧，我們儒家不搞那一套。術業有專攻，這本不算錯。但獨尊儒術後，情況有根本改變。漢王朝要求所有讀書人都遠離鬼神，必然造成全社會唯物。從此朝廷外儒內法，儒法一家。儒家負責教育人民唯物。法家負責撰寫規則，專門治理唯物的人民。儒法相輔相成，讓包含馭民術和“遠鬼神”觀念在內的專製統治術在中國平穩延續兩千年。在近代，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很快在中國紮根，就是因為國人把它看成這套古老的本土統治術的現代加強版。
馭民術成功，需要老百姓唯物。 (Exp. 2)
長期施行法家馭民術必然導致統治者控製所有社會資源，老百姓一無所有，萬事都依賴統治者施舍。於是國家獨裁專製，老百姓沒有基本權利。如果老百姓不乞求統治者也能過上好生活，很多精英就會從體製中出走，如範蠡與西施，去過自由自在的桃花源式生活。那樣的話，統治者影響力降低、地位不牢靠，所以他要盡力杜絕。隻有當體製外的人都活得豬狗不如，無論他多麽聰明有才能，精英們才不得不匍匐於權杖之下，爭先恐後乞求統治者施舍。這都是東亞式專製獨裁的惡毒本質。
唯物的人與動物無異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論，認為人都是動物。更貼近生活的說法，人特別唯物，就與動物無異。盧梭認為人本質就是自私，一要生存，二要生存得更好。其實動物就是如此。馬克思繼承了盧梭，兩人在這點上大同小異。主流國人追求現實中的幸福感，看似比動物複雜，但究其本質，也是第一要生存、第二要生存得更好。這種人生觀表現在社會行為裏，就是功利主義。
唯物的人像動物，社會行為遵循功利主義。 (Exp. 3)
小時候看《動物世界》裏獵人抓猴子，我覺得猴子傻。但現在想想，我發現它其實很聰明，而且想得深遠。猴子早知道，被人抓住後，隻要自己服帖，人不會殺自己。中國峨眉山的猴子也如此，圍著人轉，不但沒危險，還討到很多吃的。國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獨裁專製下，已積累很多相關智慧。即使文革2.0來了，他們也不害怕，因為知道隻要自己低調，一般不會被整，地位房子財產等都能保住，下半輩子不會受大衝擊。如果自己乖巧，還可能從法力無邊的政府手裏得到更多好處，比如官位更高，房子更大、或地段更好等。
正因為猴子聰明，原始人的簡單陽謀才可能有效。非洲羚羊也是大型哺乳動物，也打不過人，但沒有猴子那麽聰明。遠遠聞到人氣味就嚇得逃跑了，沒機會覬覦圈套裏的誘餌，人也就不能靠圈套抓到它。中國人平均智商在世界上算非常高，卻被法家簡單的馭民術管得服服帖帖。那些平均智商遠低於國人的民族，比如一些太平洋島國人，反而活得自由自在。他們看到誰強大暴虐，就會逃跑。不像聰明的中國人，總想在帝王庇護下當官發財，覺得帝王越暴虐就代表他越強大；他越強大，他的庇護就越可靠，越有利於我當官發財，我就覺得他越偉大。
猴子被抓，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它聰明。 (Exp. 4)
古人講，“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就是把人與動物等同起來，認為二者都追求利益，本質一樣。動物稍微簡單，隻要食物。而唯物的人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帝王們爭奪天下時，比如六四天安門平叛階段，廣大英傑們都在審時度勢，就像猴子在暗中觀察獵人布圈套。看準獵人放進食物後，猴子就會小心翼翼地接近，然後把手伸進來抓。就像六四塵埃落定後，各路英傑都小心翼翼地與政府和好，然後使出渾身解數，當官發財，比如名畫家範曾、還有那些爭先恐後回國賺錢的六四學生領袖們。獵人大搖大擺抓猴子，猴子嘶叫幾聲，但實際上願意為掌心裏的食物接受脖子上的繩索。類似地，中共要發動文革2.0，關門打狗。天下英傑們在網上抱怨幾聲，但心裏早想好，你讓我怎麽做、怎麽說、怎麽想，我全聽你的，還不行嗎？他們實質上早想好了，願意為官位、房產、家庭團聚等去做暴政的奴才。非洲人抓猴子，一個簡單辦法用了千百年，依然有效。類似地，從商鞅到如今的兩千多年來，帝王與英傑們一直在玩兒同一個馭民術遊戲，劇本從來不變，結果都一樣，隻是演員一代換一代，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套馭民術成功的根本在於，老百姓經過認真考慮後，真心實意甘願為現實利益放棄自由。
第四章 為什麽國人不崇尚自由？
不久前在網上，幾位海外同學群聊時談到信仰。我講人活著不能沒有終極目標，像海上航行的船不能沒有方向。一位住在德克薩斯州的同學回應，人與生俱來的目的就是快樂。幾位在歐洲的同學馬上表示認同。我說任何稱職的船長都不會說，船頭指向哪兒我就往哪兒航行。純粹屬於船上的東西都不能作為船的方向指南。同理，快樂完全屬於個人，可以是人生附帶結果，但不應該是終級目標。一位在加拿大的同學說，勸人不為快樂而活，都是偽善、騙人。他話裏藏著鋒芒。
大陸出身的知識精英們普遍把人生幸福、事業成功等，看作最高奮鬥目標。很多人已經哲學化，他們覺得所有人都如此，包括家裏長輩、身邊熟人等。他們看不出任何人不是這樣，也想象不出人可能有其他最高目的，所以覺得這是天經地義，不但人都如此，而且人都應該如此。如果有誰不同意，他們就覺得不可理喻，然後推斷那個人肯定在裝、撒謊、騙人。與崇尚幸福的人生觀相對應的是他們的世界觀，幾乎都是唯物論、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或這幾樣的排列組合。嚴格說，這些哲學門派之間有區別。但在一般國人頭腦裏，它們代表的意思都一樣，就是人本質是動物，活著就為了過得好。
這些觀念深入國人骨髓，蒙蔽他們雙眼，讓他們看不到簡單的事實。在中國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信仰宗教。幾乎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道教等，都要求人把目光放得高遠，超越現實利益或快樂。世界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調查發現，隻有3%的美國人是無神論者。根據歐盟官方統計(Eurobarometer 2015)，約10%的歐盟人、13%的英國人是無神論者。歐美人普遍信仰神，其中基督教最多。上麵幾位同學都已在歐美定居幾十年，卻沒發現身邊絕大多數本地人不同意他們的觀念，不把利益或快樂當作人生最高目標。
我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一文中談到，現代自由民主製度本質上是基督徒之間的一套社會政治規則。國人不理解基督教基本觀念，就不能理解自由民主的精髓【13】【15】。這些海外同學受過良好教育，很多有博士學位，從事體麵工作，平時閱讀量大，信息靈通，人也愛思考，卻依然沒看懂所處社會的主流信仰。可想而知，一輩子不出國、被無神論包圍的普通國人就更難了。其實在近一百多年裏，中國頂級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等，都沒有理解在西方占主流的基督教，無知程度令人驚訝。所以我要對比主流國人與主流基督徒的內心世界，希望幫助讀者看清楚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屢試屢敗的根本原因。
效益主義
圖12. 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哲學家、法學家、社會改革家，效益主義哲學(Utilitarianism)創始者。他出生在倫敦知識精英家庭，父親是成功的律師，母親是富商之女。他兒時是神童，據說蹣跚學步時閱讀英格蘭曆史，3歲學習拉丁文，7歲獨奏小提琴曲等。他童年時不去學校，在家裏由父親指導學習，造成他沒朋友，體弱多病。後世研究者認為他患有亞斯伯格症。成年後他在牛津大學主修法律，變得身體健壯。但他畢業後沒做律師，成了法律評論家，哲學家，積極支持社會改革。他一生勤於寫作，著作等身，很年輕時就名聲大噪。他曾與多位女士有染，但從未結婚。右上是他的名著《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右下是他的故居原址，位於倫敦市中心，現為倫敦大學學院校園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強烈影響了這所大學的創立和辦學理念。他被公認為當時少見的無神論者，但他本人從未承認。
18世紀末，邊沁首次提出效益主義，原希望描述所有人在所有情況下的決策過程，但不太成功。這套理論至少不適用於基督徒。後來人們把它用在微觀經濟學裏，描述經濟領域內個人決策過程，效果很好。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西方經濟學核心理論之一。
但邊沁效益主義貼切地描述了主流國人內心世界。他認為人總追求在可行範圍內獲得最大幸福感。寫成數學公式：
他把人的決策問題轉換成最優化數學問題。其中效益(Utility)就是人的幸福感，或稱淨快樂 = 快樂 – 痛苦。比如人決定是否移民，先想象移民和不移民兩種情況下自己的總體感受，包括快樂和痛苦，然後選擇淨快樂最多的那個。
邊沁進一步發現，效益都可以數量化，並且來自不同源頭的效益可以相加。於是我們把人的總效益按源頭分成倆類，一是社會性效益，包括基於地位、財富、名聲等的幸福感，其源頭都是社會性的。二是私人性效益，包括基於衣、食、住、行、色、玩等的幸福感。
圖13. 圖解“現實利益”。現實利益是虛擬的，對應總幸福感。
“現實利益”是人們在生活中常講到和想到的概念。比如有人會說，“雖然他一年工資隻有20萬，但他手裏有權、辦事方便，相當於一年賺200萬”。他並沒真賺200萬，所以這個200萬是虛擬的，對應的幸福感相當於20萬工資加其他權力和方便。幸福感的來源多樣，不能直接相加或相互比較，比如一個官位與一份財產。隻有都轉換成人心中的幸福感之後，它們才可能相加或相比較。但幸福感不直觀，不方便人與人交流。所以人們經常把幸福感折算成虛擬的“現實利益”。現實利益、或簡稱“利益”，與總效益一一對應，互為增函數。“現實利益最大化”就是“效益最大化”、或“幸福感最大化”。
享樂主義
享樂主義是效益主義的一種特殊情況。享樂主義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過增加私人性效益來實現。比如有些人到中年，發現自己的官位、財富、和社會名望等都很難再有大變化，社會性效益近似恒定，於是把絕大部分精力、時間等都用在私人領域，專注衣、食、住、行、色、喝酒打牌等。這些人就是享樂主義者。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是效益主義的另一種特殊情況。與享樂主義相反，功利主義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過增加社會性效益來實現。比如很多麵臨高考的中學生，沒條件享樂，覺得一生的幸福都依賴社會對自己的認可，包括高考成績、各種競賽成績、在校時的榮譽等，於是發奮圖強，把絕大部分精力、時間等用在最大化社會性效益上。再比如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他身為君王，有條件吃喝玩樂，但滿懷雪恥決心，拒絕任何享樂，專注練兵備戰，要奪回君王的榮耀。
大陸哲學界有人把Utilitarianism翻譯成功利主義，我認為不妥。“功利”指“功名利祿”，全來自社會。而邊沁的理論既涵蓋社會性效益，也涵蓋私人性效益。所以我用“效益主義”代表Utilitarianism，用“功利主義”代表效益主義中一種特殊情況。
理性決策就是求最優化解
表達式(Exps. 5, 6)可以寫成標準最優化方程組：
其中U(.)是個人的效益方程。n是決策變量，可能是連續的，比如決定把多少時間花在工作上；也可以是離散的，比如決定是否移民北美、是否結婚等。公式中包括從1到K個約束條件， zk(.)是約束方程，Bk是上限常數。為方便講解，以下用移民決策作為例子， n = 1 代表移民，n = 0代表不移民。
稍有數學常識就知道，上述方程組的最優解可以寫成以下形式：
等式右側包括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都在人思想之外，屬現實範疇，統稱為“外部因素”，在人做決策時都已知。(Exp. 9)包含一個在數學上很簡單、但在哲學上意義重大的結論：
如果效益主義者是理性的，他的決策完全由外部因素決定。 (Exp. 10)
其等價說法：
在旁人看來，理性效益主義者的自由意誌如同不存在。 (Exp. 11)
或：
在旁人看來，理性效益主義者如同機器或動物。 (Exp. 12)
人的決策完全被外部因素決定，是“決定論”(Determinism)哲學的核心。理性效益主義符合決定論，就是人的自由意誌如同不存在。
理工科出身的讀者可以把(Exp. 9)想象成一個“芯片”的輸入輸出方程。其等號左側是輸出信號，右側是輸入信號陣列。人就像這個芯片，其決策就是芯片輸出信號，完全被來自芯片之外的輸入信號陣列決定。人的自由意誌不在輸入信號裏，不影響決策。
對於掌握大量社會資源，本身理性、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決策者，比如一位明君或好的國家首腦，如果他治下的所有人都是效益主義者，那麽(Exp. 9)有個含義：
在效益主義社會裏，好政府應該忽視老百姓的個人自由。 (Exp. 13)
有兩個原因。第一，即使純個人決策，本人對政府也沒有優勢。決策所需所有信息都是外部因素，政府都可以知道。但個人經常不理性，政府相對有優勢。換一種說法，政府可以保護個人免受他對自己的傷害。
第二，相對於個人，政府天生占據道德高地。政府為全民著想，個人為自己一個。即使二者都掌握全麵信息、都理性，當出現意見不同時，道義上應該以政府為準。
蘇聯斯大林體製、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以(Exp. 13)為原則處理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它們把人當作螺絲釘，不給個人決策權。比如在安排工作時以國家需要為準，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分配，原則上不考慮他自己的意願。可見，
如果人人都是效益主義者，那麽自由民主就喪失了現實和道義基礎。(Exp. 14)
從笛卡爾開始，哲學家們就明確把動物看成機械。馬克思更進一步，把人看成動物，當然人也就成了機械。馬克思唯物主義隱含的決定論比理性效益主義更進一步。後者認為，人理性考慮重大問腿時，他的最終選擇被外界因素決定。但人經常不理性，尤其是麵對生活中數量眾多的瑣碎事務時。而前者認為人的每個念頭、潛意識裏的每個波動，都被物質世界決定，人一點自主意識也沒有。蘇聯和中國的學校都強調巴甫洛夫的狗流口水實驗。流口水是潛意識行為。他們利用這個實驗結果向孩子們灌輸唯物主義觀念，包括人是動物，動物如同機械等。
效益主義社會裏的自由
即使老百姓都是效益主義者，由於缺乏個人自由，他們與獨裁專製政府之間也會出現矛盾。原因主要有三種：
- 假設政府善意和理性，為全民利益考慮；但個人為自己利益考慮，雙方會有矛盾。比如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修路征地，被征地者趁機漫天要價，侵害社會利益以自肥。曆史上著名事例如清末四川保路運動，非官辦的川漢鐵路公司投機股票失敗，造成巨額虧空。清政府從大局出發，願收購公司成為國有。但地方股東為自己利益，以造反為要挾，要求中央政府出錢填補公司虧空。
- 假設政府善意和理性，但很多個人非理性，雙方會有矛盾，類似理性父母與不成熟孩子之間的矛盾。1986和1989學潮裏，學生們都有過很多不理性、不成熟的言行。尤其86學潮，胡鬧成分很高。
- 政府惡毒，假公濟私，自然與老百姓出現矛盾。這類例子非常多，比如政府財政吃緊，就借冠冕堂皇的虛假借口，大肆罰款、倒查稅務30年等。再比如政府實際為提高汽車銷量，卻謊稱為大眾安全，大肆沒收老百姓的電動車等。
有選擇總是好，所以效益主義者們也喜歡自由，他們與限製自由的獨裁專製政府也會有矛盾，但這種矛盾不足以促成現代自由民主製度，因為自由在效益主義者眼裏價值不夠高，他們不會為之拋頭顱灑熱血。
在效益主義者看來，自由對幸福感的影響是間接的，自由的價值有限。比如移民自由的價值最終在於出國後可能得到的高工資、大房子等。但要得到這些好處，就必須付出代價，包括承受風險、長時間等待、付出精力等。移民自由的價值不可能高於最終兌現的高工資和大房子的價值。
自由隻間接影響幸福感。 (Exp. 15)
現在中國已脫離赤貧，理性的人一般不會把高工資和大房子當信仰，或為它們拚命，更不會要求把它們當作立國之本。自由對效益主義者的價值比它們還低。以我個人經驗，身邊朋友們喜歡西方自由民主，懂得移民可讓自己逃離文革2.0，但依然覺得自由不如北京、上海、或深圳市中心一套房更寶貴。當然，總有人把自由看得高一些，有人看得低一些。平均下來，他們對自由的估價大約與大城市裏一個精裝修衛生間差不多。
對於效益主義者，自由的價值有限。 (Exp. 16)
移民自由明顯包含經濟價值。那些核心公民政治自由，比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選舉權等，在理性效益主義者眼裏，價值低到可以忽略不計，還遠不如移民自由。所以他們不會把自由當信仰，不會願意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更不會認為它應該成為立國之本。如果他們嘴上說願意，那就是撒謊。六四運動中各地大學生都打出橫幅，“不自由毋寧死”。但真麵對鎮壓時，沒一個願意赴死，生動說明了這點。
效益主義者喜好自由，但不足以支撐自由民主製度。 (Exp. 17)
第五章 對比效益主義者與基督徒
中國主流精英的世界觀是唯物主義，人生觀是效益主義。與之對比，西方主流精英信神，世界觀和人生觀來自基督教。我在《自由的人性觀基礎》一文中介紹過基督徒的人心模型：
圖14.《聖經》中基督徒內心模型，參見《羅馬書》第7、8章，和《加拉太書》第5章。近現代幾乎所有西方哲學中關於人的定義與分析，都以這個模型為基礎做修改，包括那些反基督教流派，比如邊沁的效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圖中的神代表真善美、正義、愛等，也可被稱為聖靈或耶穌。肉體不僅代表人身體，也代表整個現實世界，因為現實必通過肉體影響人。
邊沁的效益主義屬於無神論，刪除了上圖模型中的y軸。但它印證了模型中另一個關鍵點。現實中事務千奇百怪，但模型隻用“肉體”一項代表整個現實。合理嗎？為什麽看似無限複雜的現實在人心中可以被濃縮成單一概念？邊沁給出答案。他認為現實對於人的根本意義是其帶給人的幸福感，具體事務給人的幸福感都可以用實數代表。於是在人心裏，現實就是個實數軸，是一維空間，每件事都是這個數軸上的一點。兩千年前成書的《聖經》講到的“肉體”，就是邊沁理論裏這個實數軸。
效益主義者的內心世界是一維，基督徒的內心世界是二維。 (Exp. 18)
圖中神與肉體之間的選擇，是基督徒最根本的自由，也是現代自由民主製度中個人政治自由的源頭。它本質上隻涉及人與神，與現實中其他人和事都無關。它們可能幹擾人的選擇，比如誘惑人、教唆人做壞事等，但最後的決定權在人自己。現實不可能越過人剝奪這個自由。
神給人的自由，他人無法剝奪。 (Exp. 19)
神愛人，所以給人自由。但神也是公平的，同時賦予人責任。人要處理好這個自由並不容易，不像在咖啡店裏選摩卡或拿鐵，隻要自己喜歡就行。神要求人選神，但人天生喜歡肉體，就是追求現實中的幸福。任何人不跟隨神、追隨肉體，就是墮落，就是效益主義者，他人就可以通過肉體奴役他，如兩千年來相信“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人，要麽處於亂世、生命財產不保，要麽被奴役。基督徒如果忘記神，也是效益主義者，言行與不信神的人沒什麽兩樣。
人墮落、遠離神，就成為效益主義者。 (Exp. 20)
所以人要依賴信仰，抵禦肉體誘惑，堅決選擇神，保護神給人的自由。信神讓人無所畏懼。耶穌本人和曆史上眾多基督徒，如彼得和保羅，麵對酷刑和死亡威脅時，都堅信神，甘願受難、甘願赴死。曆史上，這種勇敢讓神的信徒們掙脫奴役的枷鎖，獲得自由。《聖經》中記載，大約3500年前，猶太人在埃及做奴隸，淡忘了神，逆來順受。摩西帶領他們重新信神，逃離埃及，獲得民族解放。400多年前，英國清教徒極端虔誠，為按自己的方式崇拜神，拋棄家鄉安逸生活，不懼疾病、死亡威脅等，來到北美馬賽諸塞灣，建立以清教徒信仰為基礎的殖民地，不但獲得自由，也為後世留下現代自由民主的雛形。
個人自由、民族解放，最終都依靠信仰。 (Exp. 21)
基督徒的首要責任是選擇，效益主義者的首要責任是計算。基督教最重要的特質是堅定，效益主義者最重要的特質是聰明。基督徒當然也需要利益，但利益在信仰之下，聽命於信仰，為信仰服務。在效益主義者看來，自由像金融期權，價值有限，不值得人為它放棄一切。基督徒追求神就需要自由，自由是信仰的必要條件。因為信仰高過現實中一切，所以自由無價，或者價值無限高。因此他們理性地、心甘情願地，為自由拋頭顱灑熱血。
在堅定的基督徒眼裏，自由價值無限高。 (Exp. 22)
現代自由民主製度就是由這樣的基督徒創立的，也是由這樣的基督徒維護才延續至今。那些定居在歐美的無神論同學們可能反駁，“我就不信神，也是自由民主製度裏的合格公民，對社會的貢獻、交的稅等，一點不比基督徒少。自由民主製度依靠我這樣的公民也能運行，不需要基督教或基督徒”。自由民主社會就像一架噴氣客機，創建自由民主就像製造客機，維持它就像維持客機正常飛行，基督教精神就像航空科技，基督徒就像懂得航空科技的工程師。沒有航空科技和工程師，噴氣客機不可能被造出來，也不可能正常飛行。自由民主製度裏的無神論者類似不懂航空科技的乘客、空姐、或波音公司的會計、門衛、甚至CEO。他們的作用也重要，但隻靠他們造不出飛機；別人造出飛機後，隻靠他們也無法維持飛機長久穩定飛行。
邊沁的學生，英國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試圖擴展邊沁的效益主義，同時涵蓋神與現實。密爾虔誠信仰神，迥異於傾向無神論的邊沁。密爾認為幸福分高級與低級，低級幸福無論如何累加，也不會達到或超越高級幸福。按他的理論，人從神得到的幸福是高級的，從肉體得到的幸福是低級的。經過密爾改進過的效益主義在一些特殊領域裏取得成功，但總體還是失敗了，側麵印證基督教基本教義，聖靈與肉體勢不兩立，人心本質二維，不可進一步簡化。
因為很多中國學者推崇密爾，包括胡適。密爾名著《論自由》是現代英美自由概念的基礎。胡適討論自由問題時常以他的隻言片語為依據【21】。可惜，胡適錯誤理解了密爾。《論自由》的核心問題是大眾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間如何劃分。密爾假設主權已經在民、社會已經實現法治。胡適麵對的中國，主權還沒有在民、社會還沒有實現法治。所以《論自由》中的很多結論不適用中國。胡適沒看懂這點，經常斷章取義，貽笑大方。胡適的哲學修養之差，令人難以置信。根本原因是他雖然推崇英美，政治上完全投靠美國，卻不理解英美社會的基督教信仰基礎。
效益主義者很難理解基督徒，因為前者內心世界是一維的，而後者在二維空間裏思考。前者看所有事，最終都歸結到現實利益。後者不但想到利益，還想到超越利益範疇的神。前文講到中西交流百多年來，中國精英不理解西方主流，其中最大原因就在於此。很多中國人知道，西方人經常不理解中國人。但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自己對西方人內心更無知，無知到不知道自己無知。比如胡適算中國人裏的“大聰明”，與很多美國基督徒長期交往，卻不能理解西方主流思想。讀他的“新十誡”和他與英國基督徒女作家謝福芸在火車上的對話，你會活靈靈地感受到他的局限。談到東西方基督徒烈士們，他完全不能理解，顯得狹隘、愚昧、又非常傲慢。他相信唯物，就是“唯有物質”，頭腦裏隻有現實這一個維度。
我討論胡適，因為他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在很多方麵代表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界和中國社會的最高認知水平。他的專業是哲學，留學美國多年，被認為學貫中西。1949年前曾有很多學者言必稱胡適。改革開放後，胡適又在學術界時髦起來。毛澤東說過，“胡適在舊社會一度被當成聖人”。但他對重大問題的論述經常暴露他的膚淺，對西方神學與主流唯心主義哲學他完全陌生。他哲學思想低劣，他自己的責任不可推卸，但更重要的責任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和中國社會。怎麽把這樣一位平庸的人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中國學界和社會評價人、獎罰人的體係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很多人習慣性地把學風不正的責任推給政府，但這個責任不止於政府，更在於整個知識界和社會裏所有人。
圖15. 1923年，胡適(1891—1962)從美國學成歸國後不久，為丁文江的《科學與人生觀》作序，寫下自己的“新宇宙觀和新人生觀輪廓”，後簡稱為“胡適的新十誡”【20】。
為什麽效益主義錯了
“人的內心真是二維嗎？除了廣義幸福感，人還有其他追求嗎？我不信基督教，我內心也是二維？” 生活中我有很多相信無神論的朋友，他們聰明自信，相信人與生俱來的目的就是快樂地活著，認為信神的人要麽頭腦太簡單、要麽虛偽騙人。這節為他們而寫，目的不是證明神存在---沒人能向第三者證明神存在，每個人必須在心裏遇到神---但基督教是真理，代表它的教義是對的，無論你是誰。我想向他們證明，你自稱人天生就是追求快樂，其實你不了解自己，沒看清自己的內心。
試想有一天，小說《1984》裏的情節變成現實，法律要求每個人必須承認2 + 3 = 7。每本教科書都這麽寫，每個老師都這麽教。如果誰違反，他和他全家都會被殺。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將如何選擇？極少數人會不服軟，然後被斬草除根，類似1949年後被殺的一些辛亥革命老英雄。另一些“精英”會大力鼓吹2 + 3 就等於7，隻有不愛國、智商低的人才認為等於5。他們類似今天的張維為。我大概會服軟，嘴上承認，紙上也承認，隻要在外人麵前我都承認2 + 3 = 7。我無力抵抗整個國家機器，不想讓自己或家人倒黴。但是，在心裏我會永遠認為2 + 3 = 5，即使我完全懂，知道2 + 3 = 5不是7這件事，對我沒一點好處，稍不小心就將惹來殺身滅門之禍。
很多人會和我一樣，即使嘴上服軟，心裏永遠認為2 + 3 = 5、不等於7。這其中有個哲學問題：“人知道2 + 3 = 5，不等於7”這件事為什麽發生了？或者問，在明顯沒有好處的情況下，為什麽那麽多人依然知道2 + 3 = 5，不是7？這證明人的選擇並不總依據最大幸福原則。效益主義不能完全描述人，不足以作為智者的人生觀。
在正常社會裏，人知道2 + 3 = 5、不等於7，總體對人有好處，因為這個知識在現實中有用；在《1984》那樣的扭曲社會裏，知道2 + 3 = 5、不等於7，會惹來殺身之禍，總體對人沒有好處，但人還是知道。這說明無論是否有好處，人總知道2 + 3 = 5、不等於7，這件事與好處無關，獨立於利益。二者統計不相關，相互正交。簡言之，2 + 3 = 5這件事，不在利益的維度裏，存在於另一個與利益維度正交的維度裏。那個維度就是超越現實的維度，可稱為真理的維度、彼岸世界、神的世界等，其中包含數學。所以任何人，包括無神論者，內心都是二維的。效益主義和唯物主義忽視了這個維度，所以都是錯的。
無神論者的內心也是二維的，即使他們不自知。 (Exp. 23)
無神論者的內心也有神的維度，但那裏一片空白，本人平時意識不到它存在。有時在不經意的刹那、或半夢半醒之間、或獨自凝望夜空時，人會突然瞥見它的荒蕪，於是感到一份驚悚，好奇，又不知所措。就像我家的貓，出生後一直呆在室內。有天家門大開，它看見外麵的廣闊天地，本可以衝出去，但它卻同樣驚悚、好奇、不知所措。法國天才數學家和神學家帕斯卡有句名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為神準備的空缺”。這個空缺需要被填補。但“隻有那個耶穌揭示的神可以填補，其他任何東西都不行”。《聖經》上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無神論者需要主動祈求、尋找、叩門。類似我家的貓，需要主動和勇敢，才可能衝出去，享受它從未享受過的美好。
圖16.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名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為神準備的空缺，隻有那個耶穌揭示的神可以填補，其他任何東西都不行”。帕斯卡是法國數學家、神學家、哲學家，曆史上著名的多領域天才。他在概率論、幾何學、代數學等領域都有傑出貢獻。計算機語言PASCAL以他命名。
人不是動物
隻有人能夠感受到真理的召喚，其他動物都不能。比如馬戲團裏的狗可以做算術題，比如2 + 3 = 5。最簡單的操作是先給狗看2 + 3的牌子，然後在數字5的牌子上放食物。經過多次訓練，狗建立條件反射，隻要看到2 + 3的牌子，就主動去找5號牌，類似巴普洛夫的狗流口水實驗。但這與人根本不同。人知道2 + 3 = 5，是感知到其內部真理性，並被吸引，與現實中任何東西無關。即使沒有好處、可能被殺頭，人也知道。狗找到正確答案5，終極原因是5號牌子上麵有食物，符合效益主義。如果馴獸員把食物轉放在7號牌上，不久後狗就去叼7號牌。它對正確答案5並沒有任何內在偏好。實際上，動物的所有行為都由現實驅動
動物行為符合效益主義。 (Exp. 24)
圖17. “聰明的漢斯”和它的主人。1900年前後，德國出現一匹著名的馬，能做各種複雜的算術題。比如麵對問題 3 × 4 = ?，它就會用蹄子敲打地麵12下。它的主人堅信它的智力，帶它到處表演，轟動一時。著名心理學家豐斯特(Oskar Pfungst，1874—1932)對聰明的漢斯產生好奇心，全麵觀察研究它，最後發現它並不懂算術，但對人類肢體語言特別敏感。表演時觀眾們知道答案，並會暗暗計算漢斯敲打地麵的次數。等到漢斯敲打到正確次數時，觀眾會下意識做出各種身體反應。觀眾自己不察覺，但漢斯看懂了，於是停止敲打，然後接受成功後主人給它的獎賞，比如食物。後來這種心理現象被稱為“聰明的漢斯效應”。
這個故事的意義在於，動物可以非常聰明，有些方麵超過人。
聰明程度不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 (Exp. 25)
但無論動物多麽聰明，他總遵循效益主義原則，感受不到真理的內在召喚。隻有人的頭腦可以認識真理、被真理吸引，所有動物都不能，無論它多麽聰明。這才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
隻有人感受到真理的召喚，動物不行。 (Exp. 26)
算術是真理，真理是神的一個方麵，就像紅色是太陽的一個方麵。太陽是紅的、圓的、熱的。類似地，神是一個整體，同時是真理、愛、善、正義、美等。本文從真理角度討論神。更廣泛地講：
隻有人可以認識神、被神吸引，這是人與動物的跟本區別。 (Exp. 27)
圖18.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這個定義經不起推敲，因為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不一定是人。新喀裏多尼亞島位於澳大利亞東北部外海，屬於法國。島上獨有一種鳥，形似烏鴉，叫新喀鴉。科學家們發現它有製造工具的能力。在2018年，科學家們又發現它有製造多零件複雜工具的能力。上圖描述它根據所處環境的需要，製造出含兩到三個部件的複雜工具【3】。
如果你相信人是動物，你沒資格要求自由民主
幾個月前，一位網絡大V對年輕人發出號召，“趁春天，找自己的配偶，跟豬狗一樣，咱們都是動物”，因為春天是動物交配季節。前不久我看到上海街頭隨機采訪視頻，一位老人談家庭內部關係，為了爭奪財產，他家裏兄弟、父子、母女之間互不相讓，互為仇敵。他發自肺腑地感歎，“人就是動物啊，很多人連動物都不如！什麽血緣、家人感情，在利益麵前都是假的！”
在當代中國，幾乎人人接受馬克思對人的定義。從國家最高層、到市井小民，從大學講堂、到專業哲學刊物，從朋友之間的家常，到臨終者的人生總結，大家都覺得所有人都是動物，自己是動物，自己親人也是動物。我認識的六四積極分子們也同樣認為人是動物。似乎沒人注意到這種觀念多麽不尋常。在中國其他曆史階段、在世界其他國家，幾乎無人認同。更何況把愛情與動物交配混為一談、把利益看得高過家人感情，荒謬到簡直不可思議。
如果人是動物，獨裁專製就是對的，自由民主就不合理。動物的本質是機械。野生動物雖然自己做決定，但所謂“鳥為食亡”，它們遵守效益主義原則，客觀看也是機械性的。如果把人完全當作機械，那麽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製度等，就是最合理的。那時政府控製一切，把人看成螺絲釘，不考慮個人意願，不給人自由。如果這樣做給政府造成麻煩、效率太低，那麽改革的方向應該是總體維持專製獨裁製度，政府繼續把控所有大事決策權，比如官員選任，但將瑣碎事務自主權下放給個人，比如每月定額細糧中多少比例買大米、多少比例買麵粉。劇變前的東歐各國如南斯拉夫，和中國等的改革運動，本質就如此，類似養雞場為提高產蛋量，給雞少許放風時間，但養雞場主人繼續把持生殺大權。改革開放十年後六四爆發，就是因為人民不滿足於這種養雞場式改革，要求貨真價實的自由民主。
所有馬克思主義國家，包括中國，都極力向國民灌輸人是動物、無神論等觀念，就是為獨裁專製保駕護航。六四運動參與者們，包括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反對獨裁專製，同時卻認為人是動物、相信無神論。他們自相矛盾，但多數人還沒意識到。
誰信仰自由？
裴多菲的詩《自由》在整個1980年代都非常流行，在大學生裏盡人皆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六四期間，大家在討論時經常借用詩裏的話互相勉勵，表達不達自由決不罷休的精神。後來北京示威遊行學生喊出口號，“不自由，毋寧死”。有的還打出英文原文作為標語，“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上海學生也照樣學。這是在1775年獨立戰爭前，美國政治家帕特裏克·亨利為支持與英國開戰，在演講中喊出的名句。
圖19. 裴多菲(Pet?fi Sándor, 1823－1849)；中文譯者殷夫(1909－1931)；《自由》的中文翻譯，裴多菲最著名作品，由殷夫親書。裴多菲是匈牙利詩人、革命者、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歐洲。匈牙利爆發獨立運動，試圖擺脫奧地利王朝統治。裴多菲在革命前創作這首詩，但不久後戰死疆場，年僅26歲。殷夫本名徐孝傑，浙江象山人，上海同濟大學學生，共產黨員，被處死時年僅21歲。魯迅在著名雜文《為了忘卻的記念》中記錄了他與殷夫的交往。裴多菲原文直譯是“自由與愛情，二者我都要。但為了愛情我願放棄生命，為了自由我願犧牲愛情”。殷夫的翻譯屬於再創作，非常成功，在中國家喻戶曉。
六四北京開槍後，運動領袖和名人們跑得最快，因為他們在國內和國外都有關係，有跑的條件，普通六四參與者沒有。不久後局勢明朗，強硬派大勝。那些曾支持運動的大人物們紛紛選擇沉默、順從、寫檢討、表忠心，如萬裏、範曾等。一般群眾也類似。開槍之後幾天，上海學生繼續示威，但口號不再是“不自由毋寧死”，而變成“不要秋後算賬”。大家趁運動末尾，希望把運動的最後一點能量轉化成談判籌碼，要求政府不要找自己麻煩。形似強硬，實為乞求。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全國上下沒有誰願意為自由赴死。不要說赴死，就連不服軟的都極少。總之，政府客氣時，支持運動的人們就強硬，口號喊得震天響；政府硬起來，大家都軟了，抗議陣營快速崩潰。
六四後身邊老師和同學們都寫檢討，但私下裏表達不滿，說自己被逼迫，不得不口是心非。 但我當時就強烈感到，大家的心口不一不是秋後算賬時才開始的。學生們遊行時喊的口號、老師們在運動高潮期表現出的支持，同樣是假的。大家都非常聰明，喊口號時就知道自己不願為自由而死，從沒覺得自由比生命寶貴。那些支持學運的老師們，社會經驗豐富，很多經曆過文革，頭腦非常清楚。早知道如果運動不成功，政府必將秋後算賬，到時自己當然反悔、痛批學運，而且絕不能落人後。反悔和痛批的程度將取決於政府態度。如果政府睜隻眼閉隻眼，自己就適可而止，比如少點揭發別人，何苦不必要地樹敵呢？如果政府不依不饒，自己就做得狠一些，反正大家都如此。絕大多數人就采取“中庸”策略，就是藏在眾人中間，因為知道法不責眾。平均講，人比猴子機靈。
社會大動蕩時，所有人本性都顯露出來。我那時每天除了接受審查就是思考，仿佛超越時空，來到各種人身邊觀察他們，情況就變得直白。從中南海到城鄉街頭，無論是中共高幹還是自由派學生，在這個時候都是簡單的人，最重視的是自身安全、個人與家庭前途等。學生裏沒誰還想到裴多菲謳歌的自由和愛情，也沒幾個人還在乎信仰、主義、理想等。極少數同學反應比別人慢一拍，言行出格。但他們隻是一時看不清形勢，秋後算賬深入後，他們就和周圍人一樣消停了。中共那邊也一樣。鄧小平會見在北京軍以上高級幹部，講的都是大家的身家性命和手裏的權力。總之，所有人這時都回歸到效益主義者本色。
我有很多朋友是金庸粉絲。金庸和他的讀者們都崇尚武術，但都不懂武術。因為都不懂，所以聚在一起談論武術時，每個人都像專家，沒人覺得尷尬，甚至沒人覺得這裏麵有問題。類似地，信仰、主義、理想、自由、愛情等，都是近百年來才出現的外來語，源頭都是基督教文化圈，中國古人沒這些概念。那些引風氣之先、把它們教給大眾的文化人，自己也不理解其中深義。一般人隻覺得它們都是褒義詞，如果外國人有，那麽中國人必須自古就有；如果身邊其他人都聲稱有，那麽我也要有。但等到真的麵對壓力，大家都被打回原形，變成隻求利益的兩腳獸，沒人踐行自己曾歌頌過的高尚。其實信仰、主義、理想、自由、愛情等都基於神、超越利益，都要求人在必要時犧牲現實利益，甚至生命。特別堅定的基督徒做到了，成為英雄或烈士。一般基督徒推崇他們，但自己經常做不到。國人主流自視動物，認同效益主義，根本沒想要做到，更別說真做到了。正因為從來沒想過要做到，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不到。
我的很多長輩、老師、同學、朋友們都是平常意義上的好人，老實厚道，讓人放心、舒服、與人互利。但在關鍵時刻、大是大非麵前，他們也是效益主義者，為自身利益、安全等拋棄一切，骨子裏與主流一樣。他們內心深處知道這點，如被人發現他們會不好意思，但沒人想改變，大概因為不知如何自我改造。這就是譚嗣同筆下的“鄉願”，意思是看似忠厚，實則屈從流俗。他認為民眾鄉願是秦暴政的基礎，二者相輔相成。簡單講，鄉願的老百姓隻配獨裁專製政體。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孔子宣揚敬鬼神而遠之。他雖不虔誠，但知道神存在，也尊敬神，所以能看穿鄉願，並嚴厲批判它。現代國人不知神，看不懂鄉願的實質，還以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更多一般人連鄉願都算不上，直截了當地屈從流俗，做不到老實厚道。
第六章 哲學如何讓人退化成動物
中國自由民主之死裏求生
未來中國如何實現自由民主？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流行說法，但都經不起推敲。比如有人認為，如果來一次重大經濟危機，中共就會倒台，中國就將民主化。1960年代初，人禍造成大饑荒，幾千萬老百姓餓死。之後中共不但沒倒掉，統治反而更牢固。背後原因很簡單。重大經濟危機就是社會危機。社會危機中民眾自然呼喚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讓中共又多了一個借口和機會集權。信奉效益主義的人民這時都會發現，中共是所有社會資源之所在，就是“利出一孔”裏的那個“孔”。誰更忠於中共，誰就更可能活下來，更可能升官發財。於是他們更爭先恐後地擁護中共，維持中共的統治。古今中外的專製政府都懂這點，所以經常故意製造危機。
第二種流行觀點，隻要發生重大社會衝突，比如2022年10月得北京四通橋事件，如果再搞大一點，習近平就會下台，中國就會自由民主。這個觀點裏存在多重錯誤。六四就是中共建政以來影響最大的反政府社會衝突，比北京四通橋事件嚴重好幾個數量級。軍隊開槍後，六四運動迅速潰敗，毫無懸念。在可預見的將來，任何社會衝突都不會超越六四，成功的幾率比六四還小很多，因為政府已看穿自由派的脆弱。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中共殺老百姓，活著得人會義憤填膺，站出來反抗中共。但現實是，中共開槍後，效益主義者們算計，中共敢真開槍就代表它真厲害，以後更服它了。
圖20. 北京四通橋事件發生在2022年10月13日。一名抗議者在橋上燒輪胎引人注意，並掛起兩條橫幅，播放音頻，公開反對習近平，稱其為“獨裁國賊”。事後海外自由派紛紛轉發他的口號。左圖為兩條橫幅之一；右圖為美國大學校園內響應四通橋事件的小標語。後來有報道，抗議者為彭立發，當場被逮捕，至今被關押。
中國獨裁專製回潮，很多人以為是習近平個人因素造成的，比如有人指他教育程度太低等。他們認為隻要換個領導人，中國就會大不一樣，可能變得自由民主。其實不然，習隻是做了所有理性當權者都會做的事。在當前國際環境和國內效益主義民情下，如果不接受國家分裂，任何理性主政者都會與習大同小異，包括繼續獨裁專製，采用中國傳統馭民術、西洋來的馬克思主義專政理論等。如果誰頭腦發熱，手段鬆動，中國可能陷入分裂和混亂，領導人的下場就會類似袁世凱、蔣介石、或趙紫陽。
海外總有人危言聳聽，習近平馬上就要被推翻了，中共不久就會倒台等。問題是，即使他們說對了，習近平和中共完蛋又如何？習終有一天會離去，比如老朽、死亡，政變等。中共當然也可能下台。到那時中國會有段動蕩期，各路人馬爭權，社會鬆散，老百姓覺得自由多一點，就像北洋軍閥時代、或毛去世後的1980年代。但除非國家分裂，中國不複存在，否則最後總會有一路人馬勝出，國家回到穩定的獨裁專製。就像北洋之後，經過幾十年內亂和混戰，毛澤東和中共最終勝出。統治特別唯物的中國人，隻有采有獨裁專製才可能保持國家長期統一和穩定。
第三，每當談到自由民主，很多人馬上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把六四與之相提並論，覺得六四、與未來任何自由民主運動，都是五四的精神延續。其實北洋政府是憲政共和，就是現代自由民主的前身。但五四參與者們覺得它軟弱可欺，極力搗亂並反對它。他們不理解、不忠誠於憲政共和，也不珍惜自己的自由和人權。五四之後，知識分子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大力鼓吹中國左轉，開展浩浩蕩蕩的非基督教運動，促成中共成立，以及孫中山按蘇聯模式改組國民黨。其實當時的中國精英就是厭惡憲政共和的軟弱，呼喚強有力的政權取而代之，不在乎新政權獨裁專製。最後國共兩黨攜手北伐，讓蔣介石推翻憲政共和，施行軍事獨裁。簡言之，五四以民主為口號，卻扼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民族精神不改，曆史還會重演。
第四，很多人以為蔣家的開明和無私造就了台灣民主，大陸如果有自己的蔣經國，也會像台灣那樣民主化。其實蔣介石的國民黨也是蘇聯式政黨，和中共本質一樣，區別隻在程度。蔣介石反共，主要因為利益相爭，兩黨信仰沒那麽不同。蔣家父子統治台灣時期，政黨製度、軍隊製度、情治係統、宣傳係統等都照抄蘇聯。蔣經國就是蘇聯培養出來的幹部。台灣民主化與日本、南韓民主化相似，真正原因都是美國壓力。美國要求它們民主化，它們想擋也擋不住。蔣家作用不能說沒有，但次要，且很難說是正麵還是負麵。
第五，中國能否像台灣那樣，請美國幹預或主導中國民主化？其實這與劉曉波的“全盤西化、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的想法類似。美國曾長期努力主導中國現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從清末到1920年代，大量美國傳教士們帶著美國基督徒的捐款，進入有點地位的中國人都不願進入的窮鄉僻野，把基督福音與最新醫藥、科技、文化等現代元素傳到中國最基層。二戰期間，中美並肩作戰，救中國於亡國的邊緣。戰後美國投入大量資源，希望阻止中國共產化。改革開放後，美國對中國商品敞開大門，讓中國從極端貧窮迅速富起來。但是美國最終失敗了。中國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聯手後，阻擋了美國的每次努力。簡單講，中國太大，傳統思想太頑固，知識精英陷入馬克思主義太深。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也無法像主導台灣那樣主導中國發展。
展望未來，中國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變低。美國主導的亞太聯盟需要共同敵人，目前就是中國，這個局麵將長期難以改變。美國的亞太聯盟與其歐洲聯盟正逐步融合，也需要共同敵人，也很可能是中國。俄羅斯現在與歐美為敵，與中國關係好。但從長遠看，除非它大分裂，否則它唯一戰略選擇是加入歐美聯盟。因此它需要對歐美展現價值，幫助歐美遏製中國幾乎是俄羅斯唯一可行的長期戰略選擇。類似鄧小平時代，中國靠遏製蘇聯才取悅歐美，換來國家發展機會。簡言之，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可收編亞歐，包括俄羅斯。中國作為敵人的價值將升高。中國作為朋友，對美國也有價值。但兩國經濟正在脫鉤，這個價值未來會降低。過去中國弱，美國主導中國事務的意願強烈，都不能成功。未來中國變強，美國意願變弱，就更難成功。
總結以上五點，中國自由民主化無法寄希望於偶發事件、偉大領袖、曆史遺產、或外國勢力，未來之路將非常艱難，沒有捷徑。但是不是就不可能了？不是，因為人對自由的渴望永遠不死，無論他的曆史、文化、種族都是什麽。即使這代中國人退縮、失敗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依然會追求自由。那麽中國人最終將依靠誰、依靠什麽力量實現自由民主？答案是靠自己、靠正確信仰的力量。真正有民族自尊感的國人，應該向當年登陸馬賽諸塞灣的清教徒們看齊，主要靠自己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這就需要中國基督教化。有人立刻會說，開什麽玩笑？中國基督教化太難、太慢了。我同意，但這一步是關鍵必要條件，繞不開，所以再難再漫也要做。
鴉片戰爭在1842年結束後，中國總體拋棄傳統，轉而以西方為師，包括允許基督教會大發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造成西歐嚴重衰退。戰爭於1918年結束後，蘇聯崛起。在1920年代初，中國精英看到西方內部不同勢頭消長，覺得蘇聯式馬克思主義是新興力量，吸收了前人經驗教訓，應該更先進，選擇它可以讓中國避免西方人走過的彎路，於是認定它是未來大趨勢。同時他們開始鄙視代表西方舊勢力的基督教，並開始大規模打壓國內基督教會。中國精英不理解基督教。他們的無知把中國引上歧途，直到今天。
本章首先簡略回顧基督教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史。在謀求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百多年來一直偷學日本。兩國都曾長期禁止基督教，背後原因類似。將兩國曆史擺在一起，讓讀者更容易看清中國的問題。第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之母，所有近現代西方哲學門派都源於它，包括馬克思主義。基督教思想之樹如何生長出馬克思的唯物論與無神論？本章將解釋在現代科學誕生後，疑神論和無神論學派如何從斯賓諾莎開始、經過休謨、盧梭、邊沁等人、最後演繹到馬克思的全過程。討論重點是他們如何定義人和自由。
基督教思想樹
圖21. 基督教思想在東西方發展史示意圖，包括西方主流思想、西方無神論、基督教在日本和中國的曆史。
基督教其實很早進入東亞，但被傳統勢力殘酷扼殺。1517年，歐洲宗教改革發祥於德意誌。西班牙屬於反改革陣營。1534年，西班牙殘疾退伍軍人、天主教士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與幾個同伴創立耶穌會，不久後向東方派出傳教士。耶穌會成員個人素質極高，給人印象是講經時是學者，與各國政要打交道時是外交家，工作起來像軍人或間諜。
1549年，耶穌會傳教士首次登陸日本，比伽利略創立現代科學、清教徒到達美洲等都早得多。當時日本正處戰國時代，社會管理較鬆散，基督教在戰亂中迅速發展，與本地傳統勢力逐漸產生矛盾。1590年，豐臣秀吉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隨即頒布命令限製、禁止基督教。後來禁教令內容隨時間多次變化，直到明治維新之後才解除，曆時250年以上。
圖22. 左，1597年“日本二十六聖人”慘案；右，1637-1638年“島原教案”。豐臣秀吉時代，26位基督徒在長崎被釘上十字架，包括4位西班牙傳教士、1位墨西哥修士、1位葡萄牙修士、和20位日本籍信徒，其中3名未成年。“二十六聖人”慘案之後，日本基督徒人數繼續增加，於1637年發動島原反叛，最後被極端殘酷地鎮壓，大約30萬基督徒被殺，血流成河。事後江戶幕府更嚴厲禁教，日本基督教遭受重創，幾近滅絕。少數教徒轉入地下，變成秘密教派生存下來，延續至今。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時都來過中國，但在明初時已滅絕。明後期1582年，耶穌會利瑪竇等人登陸澳門，為中國帶來西方數學、科學與醫學知識，如與徐光啟聯合翻譯歐幾裏得《幾何原本》。但清朝康熙帝在1721年開始限製基督教，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解禁，曆時120多年。總之，從基督教角度看，神從沒忘記東方，但東方人排斥神。
圖23. 左，1900年義和團衝入教堂、亂殺傳教士與基督徒。在義和團亂期間，大約5萬基督徒被殺。右，文革中紅衛兵破壞教堂、批鬥修女的照片。在上海，1966年8月23日，來自交大、上海師範學院等校的紅衛兵對徐家匯天主教堂瘋狂打砸搶。該教堂的正式名稱是聖依納爵主教座堂，名字中的“聖依納爵”就是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文革中，幾乎所有教堂被關閉，所有宗教活動被禁止，所有基督徒遭受迫害【19】。
基督教在東亞的發展之路，浸透了千千萬萬基督徒的血與淚。那些在日本和中國被殺、被迫害的西方傳教士和當地基督徒，懷有與北美清教徒類似的信仰和獻身精神。他們沒有像北美清教徒那樣創立現代自由民主製度，最主要原因是他們遭受傳統勢力阻撓。他們的肉體被殺或被迫害，精神被故意埋沒，被大眾忽視和遺忘。中國和日本在近代都變得落後。但從最根本意義上講，兩國都曾有過曆史機會，本可以理性接受基督信仰，然後以之為精神基礎，發展包括自由民主政治製度在內的各項現代文明內容。但兩個民族都由於因循守舊，錯過了數百年大好時機。最後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下，才不得不打開國門，期間民族飽受羞辱。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兩國都還沒有看清這個根本大局。
清朝大規模禁止基督教，始於雍正。他曾在接見西方使團時說過一段著名的話，“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直到今天，中國官方與很多老百姓都持類似觀點，但它經不起推敲。中國之教也好、西洋之教也好，都貴在真。隻要是真理，就必然放之四海而皆準，掌握真理的人有責任把它推廣到全世界，讓更多人享受真理的沐浴。不同國度的人發現真理可能有先後，但真理本身不分國度。中國古籍《莊子》裏講，“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意思是“配合神明，以天地為準則，養育萬物，調和天下”，其精神與視野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哪裏分什麽中國與西洋？清朝時，國人早已放棄追求真理。他們信奉中國之教，隻因它有助於統治，知道它距離真理遙遠，沒信心它能感召中國之外的人。近現代國人思想狹隘，遠遜於華夏先祖。
現代科學與基督教矛盾
在中國教科書裏，歐洲中世紀因為由教會主導，所以黑暗落後。其實那隻是中國知識界的誤讀。基督教神學和哲學在中世紀大發展，深度和廣度遠超曆史悠久的中國哲學，鑄就了西方文明的靈魂，為後來西方躍升為世界文明領頭羊打下堅實基礎。很多中世紀建立起來的神學與哲學原則，比如聖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很多理論，在今天依然是西方社會的思想根基，中國學界到現在還沒理解。
在14世紀，文藝複興默默開啟，中世紀隨之落幕。之後各種內生、和外來新思想層出不窮，尤其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和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等創立現代科學體係，衝擊傳統認知。現代科學基於機械宇宙觀(Mechanism)【10】。機械宇宙觀有兩項基本內容。一是決定論(Determinism)，即所有事件都由先前存在的原因完全決定。牛頓力學就是個例子。它隱含人可以根據宇宙在某一時刻的狀態，推算出宇宙在未來或從前任一時刻的狀態。因此宇宙獨立運行，不需要外部因素參與，包括不需要神。二是時空無限、永恒、且不變。其中無限包括無限大和無限小。但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早就證明，無限、永恒、且不變的東西隻有一個，就是“存在”。基督教哲學繼承並發展了古希臘哲學，認為神體現“存在”的基本性質，其他所有東西都不是，包括時空。可見，現代科學從一開始就與基督教相違背。
近現代中國人普遍認同機械宇宙觀。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包括大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等，都把它等同於科學本身，以至於他們經常不知道“機械宇宙觀”這個名字，而把它直接當作科學本身。比如圖15中胡適的新十誡就以機械宇宙觀為基礎，其中前三項就是機械宇宙觀的總結。毛澤東認為物質無限可分，也是機械宇宙觀。中國物理界為響應毛澤東，在文革中推出基於物質無限可分論的基本粒子層子模型【6】。錢三強、甚至李政道，都曾為之鼓噪。研究者中後來有9人成為中科院院士，如何祚庥。
在現代科學初創時期，幾位最重要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如伽利略、牛頓、笛卡爾(1596—1650)等，保持頭腦清醒，繼續堅信神，相信時空和宇宙都有起點，宇宙需要神創造等。因為他們知道機械宇宙觀本質是個假設，從未被全麵檢驗。但直到今天，中國政府、學界主流、和大多數普通人，還沒理解這點，普遍以為科學已經證偽了創世主。二十世紀上半葉，量子物理和宇宙大爆炸理論逐漸被驗證，機械宇宙觀破產，印證了上述幾位巨匠的先見之明。
但在曆史上，一些西方學術精英驚豔於現代科學的進步，認為科學作為整體的巨大成功、和眾多具體科學理論在現實中被驗證等，都證明科學的基礎，機械宇宙觀，就是真理，於是他們開始懷疑神。從17世紀中到19世紀末，他們組成了一個跨越兩百多年的鬆散哲學分支，其重要成員包括斯賓諾莎、休謨、盧梭、邊沁、馬克思等，其思想最初來自基督教義，後來與教義漸行漸遠，最後催生出馬克思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以下將逐一介紹這幾位哲學家和他們的觀點。
斯賓諾莎
圖24. 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近代荷蘭哲學家，比笛卡爾年輕30歲，晚於伽利略，早於牛頓。他在世的年代，中國明清交替。他與鄭成功、顧炎武等人同時代。左，他的畫像；右，他被驅逐出猶太教會的情景。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家族經商，殷實但不算大富。他兒時聰慧，接受嚴格猶太教神學教育，原希望成為拉比。但成年後他醉心於自由派思想和理性主義哲學，23歲時因言論被猶太教會驅逐，搬出猶太社區。他不再可能成為拉比，改行以製作光學鏡片為生，業餘研究哲學。當時鏡片製造是高科技，收入高，受人尊重。他生活簡樸，自律嚴格，像個聖徒。他去世時才44歲，但已名聲遠揚。他的多部重要著作在死後由熱心朋友張羅出版。
斯賓諾莎生長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當時荷蘭以開明著稱，從歐洲腹地和英倫三島來的各種新思想在這裏碰撞和交融，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都混雜於此，猶太教也很活躍。猶太人保持民族聚居，類似今天廣州城裏的黑人區。斯賓諾莎從小接觸各種宗教、教派、新科學、新哲學等，內心衝突劇烈，自然而然在思想上貨比三家。他精通猶太教義，但覺得太老舊。他懂得基督教義，但作為被主流基督教文化排斥的少數族裔成員，他對基督教有抵觸。他向往新興科學與哲學，覺得那才是未來發展方向。
“現實與神是一回事”
圖25.斯賓諾莎的名言，“那個永恒、無限的東西，我們稱之為神或自然。神的存在和自然的運行本是同一個必然。”
斯賓諾莎認為，既然宇宙是永恒且無限的，神也是永恒且無限的，而永恒且無限的東西隻可能有一個，那麽神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他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招牌口頭禪是Deus sive Natura。這是當時學術主流語言拉丁文，直譯為“神或自然”，意思是“神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他的思想屬於泛神論。同時代很多人認為他離經叛道，是個無神論者。但他從來堅定維護神，從未懷疑過神存在，經常把神作為自己論點的基礎。在生活中他對神非常虔誠。
無神論者不容易理解“神是自然”的觀點新在哪兒？為什麽主流基督徒認為斯賓諾莎離經叛道？傳統教義認為，神完美，但神造之物都不完美。神頭腦裏有完美計劃，神按這些計劃造萬物。萬物一旦被造出來，就開始墮落，偏離神的計劃，變得不完美。墮落就是偏離神意。人也如此。神造人之後，人有了自由意誌，開始違背神意，例如亞當偷吃蘋果。
這套經典基督教義符合古希臘主流哲學。柏拉圖認為彼岸世界是個理想世界，包含萬物的完美模樣，比如完美的“椅子”概念，它永不破損。現實中萬物是這些完美模樣的不完美複製品，比如現實中的椅子都體現“椅子”概念的一些特征，但都有偏差。時間久了，現實中椅子都會破損等。曆史上，基督教哲學繼承和發展了柏拉圖哲學。
斯賓諾莎認為“神是自然，自然是神”，隱含現實世界也完美，於是重新引爆自文明誕生以來人類就麵對的很多根本問題。比如“現實裏為什麽有那麽多醜惡？”、“人為什麽做壞事？”等。基督教已解決了這些問題。世界裏有醜惡、人會墮落，都因為背離神。神是完美、萬能、全知的，但神並不控製一切。比如神給予人自由意誌，拒絕控製人如何選擇，人於是經常經受不住現實世界誘惑，違背神，犯下罪惡；現實中的椅子也會自然老舊、破損等，變得醜陋，等等。
與基督教義相比，斯賓諾莎的理論退步了。如果現實世界就是神、也完美，人被現實誘惑，就等同於被神吸引，屈服於現實就是服從完美的神，世界上怎麽可能存在罪惡與醜陋？唯物主義者和效益主義者們用一生追求現實利益，結果失去自由，被人奴役。芸芸眾生痛苦、貧窮、互相殘殺等。這些都表明現實不完美，斯賓諾莎的基本理念錯了。
圖26.愛因斯坦在1929年接受采訪，被問到信仰，講出名句，“我相信斯賓諾莎筆下的神。神在按規律和諧運行的世界中展現自己。神並不在意人的行為或命運”。科學研究以現實為準，科學家尋找理論迎合現實，很容易產生錯覺，以為現實完美而神秘，是思想的終極標準和目的。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基於17世紀的科學。不難理解，在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取代牛頓體係之前，很多科學家推崇他的理論。最著名的例子是愛因斯坦。他在1929年說過，“我相信斯賓諾莎筆下的神。神在按規律和諧運行的世界中展現自己”。但斯賓諾莎筆下的神與當代科學不兼容。比如根據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現實世界在最微觀層次是隨機的，運行並不完全按規律，違反邏輯公理“充足理由律”(PSR)，所以不完美。愛因斯坦是相對論創始人，參與創立了量子物理，但一生執著於機械宇宙觀，不能自拔，不願接受量子物理中的一些基本結論。他也是生活在基督教文化圈裏的猶太人，雖與斯賓諾莎相隔兩百多年，但思想上惺惺相惜。
很多朋友信仰科學，所以愛屋及烏，在重大事務上相信科學家們的意見，比如問楊振寧是否信神，聽信愛因斯坦對核武器的看法，好奇居裏夫人的愛情觀等。其實從曆史看，無論整個科學界還是著名科學家個人，對重大問題的判斷經常錯誤，水平還不如普通大眾。比如1950年代前，科學界在幾百年間認為宇宙無始無終，而普通基督徒都知道時空有起點；愛因斯坦崇拜斯賓諾莎筆下的神，但很多老百姓都看出其中存在矛盾；錢學森鼓吹畝產萬斤還太少，等等。說到底，科學家的專長是科學。在科學之外，他們並不比其他人有優勢。
偏離基督教，自由失去根基
斯賓諾莎認為神與自然是一回事。參看圖14人心模型，他把兩個軸擠壓在一起，成了一個軸，人最根本的選擇沒了，自由意誌也就隨之消失。在他的時代，最新科學是決定論，所以他的哲學也遵循決定論。他認為萬事都是事先決定好的，包括人的所有言行、情緒、思想等，於是他在根本意義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斯賓諾莎認為，人的自由意誌不存在；自由隻是幻影，是人的幻覺而已。
但斯賓諾莎生活在一個推崇自由的時代。當時歐洲各地宗教戰爭不斷，新教徒們正為信仰自由而拋頭顱灑熱血。德意誌地區有30年戰爭；法國有胡格諾派新教徒叛亂；荷蘭有80年戰爭；與荷蘭關係密切的英國發生清教徒革命，殺了國王，建立共和，但隻過十年就失敗了；在北美的馬賽諸塞灣，清教徒創立現代自由民主製度的雛形，等等。在斯賓諾莎身邊，猶太族群正致力於爭取少數族裔自由，他自己則一直在荷蘭社會裏和猶太社區內部爭取思想自由。
雖然斯賓諾莎在哲學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意誌，但他觀察到自由是政治領域裏最強大、對人最有影響力的觀念。他個人強烈支持人的政治自由權利，尤其思想與信仰自由。於是他開始強詞奪理，認為即使自由在根本意義上是不存在的、隻是人的幻覺，人也應該追求，政府也應該盡力保障。他的這套思想其實是胡扯，如果付諸實踐也行不通。但它很新穎，讓當時很多人感到聞所未聞。
否定了自由意誌、同時卻支持政治自由，斯賓諾莎不得不重新定義自由。他認為人的言行都由情感驅動。他把人的情感分成“主動”和“被動”兩種。其中主動情感來自人對自然的正確理解。如人懂得物理原理後，再需要建設橋梁，就有了利用物理知識的動力。而被動情感來自人的肉體，是動物性的，比如憤怒與仇恨。他認為主動情感的根源是真理和智慧，代表神。如果人跟隨主動情感，人就升華了，就是“智慧地愛神”，也就是“自由”。如果人跟隨被動情感，就是被自身動物性驅使，就是受奴役。後世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延伸了這套思路。
斯賓諾莎：自由就是人跟隨主動情感。 (Exp. 28)
斯賓諾莎對自由的定義，其實改編自《聖經》。基督教義認為，人要麽跟隨肉體，要麽跟隨神，沒有其他選擇，包括不可能兩個都不跟。人跟隨肉體就是被奴役，其中包括人被他人奴役的情況。因為他人奴役你，必然經由你的肉體。人跟隨神就是自由，因為擺脫了肉體的奴役。《聖經》說，“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代表人找到神就得自由。《聖經》又說，“要像自由人一樣生活，…要像神的仆人那樣生活”,代表人作神的奴仆就得自由。在斯賓諾莎的理論裏，主動情感體現理性和對神的愛，而理性和愛都是神的特點，所以人跟隨主動情感就是跟隨神。
但斯賓諾莎同時認為自然就是神，讓他的自由定義自相矛盾。自然是神，代表現實與神一樣完美。肉體是現實的一部分，低級情感源自肉體。“現實完美”就代表低級情感也必須完美。因為如果不，就代表自然產生了不完美的後果，那麽自然就不完美了。有人會反問，神造萬物，萬物有罪惡，是否代表神也不完美？不是的！因為神是精神，萬物不是精神、不是神的一部分。罪惡是萬物的性質，不是神的性質。但肉體是自然的一部分，低級情感是肉體的性質。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是嚴格一元論。
在17世紀的西歐，基督教會占社會主導地位，戰爭與社會矛盾幾乎都圍繞宗教，世俗政府相對次要。斯賓諾莎被所在族群驅逐、作品和思想被禁止，始作俑者都是教會，包括猶太教會和基督教會。所以他討論政治自由，主要討論如何抵抗權力泛濫的教會，而不是抵抗政府。這與現代中國人麵對的情況非常不同。在他的名著《神學政治論》中，斯賓諾莎設計了新政體，其中世俗政府被賦予巨大權力。按今天標準，完全是專製。他希望專製政府壓製教會，然後讓個人得自由。在現代人看來，這就像羊不聽話，就引狼入室，因小失大，實為不智。
在斯賓諾莎的時代，新思想層出不窮，人心思變。很多人與斯賓諾莎類似，崇尚科學，懷疑神，厭倦古老、費腦的基督教義，渴望擺脫教會束縛，獲得更多個人自由。他們推崇他，不在乎他理論中顯而易見的矛盾。有人會驚訝，這麽著名的哲學家，影響力已延續幾百年，對自由的理解怎麽可能如此自相矛盾？不幸的是，不但他對自由的理解自相矛盾，他之後所有疑神論和無神論哲學家們都繼承和發揚了他對自由的理解，都自相矛盾。現代自由民主基於基督信仰，自由概念基於圖14中的人心模型。曆史一遍遍表明，凡否認神的自由概念都自相矛盾，本質都是胡扯，包括馬克思的自由概念。
休謨和盧梭
笛卡爾與斯賓諾莎之後約一個世紀，牛頓科學體係大發展，社會影響力巨大，造成西方知識界更加分裂，反基督教的左派力量壯大。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兩個代表人物。他們幾乎同歲，曾是朋友，後因性格與觀點不合，分道揚鑣。前者是蘇格蘭小地方人，相對老實、誠懇。後者是巴黎大城市人，怪異而冷漠。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世期間，中國康熙、雍正二帝開始禁止基督教，延續百餘年，直到馬克思成年後才解禁。休謨和盧梭都繼承了斯賓諾莎的觀點，認為人性根源是情感。斯賓諾莎認為被動情感反映動物性，主動情感反映理性、來自神。休謨和盧梭比他更直接，認為人的基本情感都是動物性的、都屬於肉體範疇。
休謨有句名言，“理性是，也應該是，情感的奴隸”。他與斯賓諾莎一樣，心目中的辯論對手是基督教義，如圖14中描繪的人心模型，但他們都不明說，讓很多中國讀者摸不到頭腦。在理性時代，全社會推崇理性。基督教認為理性來自神。說“理性是情感的奴隸”，就是不承認神的至高無上，是不明說反叛神的反叛神。休謨認為人的終極目的是追求快樂、躲避痛苦，與後來的邊沁一樣，隻是沒像邊沁那樣高度數學化。休謨也相信決定論，認為世上萬物，包括人的情感，都是事先決定好的。但同時他又認為，人應該有不受社會或他人約束的、隻按自己情感行為的自由。休謨的自由觀也自相矛盾。
圖27.自柏拉圖到基督教，西方主流思想認為，理性來自神，情感來自肉體，人應該讓理性駕馭情感，也就是信仰、主義、理想等主導人的所有感情。休謨提出，情感駕馭理性，人的本質是情感，理性隻是工具，為情感服務，與傳統相反。
盧梭則認為，人的根本屬性是自愛，也是一種情感，與休謨異曲同工。自愛其實就是自私，具體表現為一要生存、二要發展。關於自由，他提出新定義：
盧梭：自由就是人遵守自己認可的規則。 (Exp. 29)
這個定義其實也改編自《聖經》。《聖經》對自由的詮釋是個複雜、統一的整體。其核心是人堅信神、跟隨神。具體表現多樣，包括
- 人做神的奴仆，
- 拒絕肉體誘惑，
- 不做他人奴隸，
- 民族解放等。
疑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自由定義都忽視其核心，片麵強調某個具體表現。盧梭注意到，《聖經》是人與神在自願條件下簽署的契約，就是一套規則。人成為基督徒，代表他認可這套規則，今後自願跟隨神、獲得自由，即使這樣做損害他的現實利益。盧梭的自由定義否認神，單獨強調這個片麵。他認為人遵守任何自己認可的規則，都算自由。
嚴格講，自愛是動物性情感，來自肉體。它控製人，但人不能控製它。因此在盧梭的框架下，人沒有自由意誌。當人決定是否認可一套規則時，人的自愛已經事先決定好了結果，人沒有自由可言。就像驗鈔機檢驗一張紙幣是否偽造，結果由紙幣真偽、驗鈔機使用程序決定，驗鈔機本身並沒有自由選擇權。所以盧梭的自由理論存在內部矛盾。
盧梭設計理想社會，其核心不再是神，而變成普遍意誌。普遍意誌是個抽象法人，代表虛擬的大眾意誌、追求大眾利益。在現實中幾乎總表現為國家意誌，代表全體公民，追求國家利益。每個人、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利益，並追求自己的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必然存在衝突。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追求目標的製度，內部矛盾不可避免。如缺乏有效抑製手段，必然散夥。盧梭看清這點，製定了一套規則：
- 國家實行法治，法律體現國家意誌，國家意誌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
- 法律由人民投票認可，代表每個人都認可法律，即使他當初投了反對票。
- 按盧梭的自由定義，人接受法律約束就獲得自由。
- 最關鍵，對於不願意接受這種“自由”的人，盧梭說出名句，“人需要被強迫實現自由”(forced to be free)。
以財產分配為例。社會裏窮人多、富人少，民主投票通過法律，平分所有人財產。按盧梭定義，富人交出財產就是自由。他們當然不願意，於是盧梭要求政府利用國家機器，強迫他們放棄財產。明顯，盧梭的新自由定義荒謬，他設計的理想社會是個專製社會。
盧梭對基督教傳統自由概念做了手腳，偷梁換柱，刪除了神。他強調直接民主，要求每個人都有投票權、都參與政府決策。但沒有神的民主不容真正的個人自由。即使他的設計被完美實現，結果也是多數人專製。他去世後，法國大革命爆發，以他思想為指引，發現他的直接民主設想不可行，必須改動，於是變成獨裁【14】。從此，盧梭的新自由概念成了獨裁專製的委婉說法。
沒有神的民主不容真正的個人自由。 (Exp. 30)
盧梭的自由定義影響深遠。在理論界，康德曾引用。在現實中，很多國家的革命運動都遵循，比如法國大革命，蘇聯革命，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土改、中共的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繼承了盧梭思想。列寧領導的蘇維埃革命大量借鑒法國大革命。這些革命者的慣用套路是以自由為口號獲取大眾支持，當政後成立橡皮圖章式民意機構，以全民名義通過專製法律，然後理直氣壯地用暴力強迫老百姓遵守，其中幾乎總包含剝奪個人財產。其理論基礎就是盧梭的“人需要被強迫實現自由”。
總之，休謨和盧梭對人的理解都改編自基督教義，但他們無視人心中的神，認為人隻有肉體屬性、或稱動物屬性。人心因此從二維降格成一維，人的自由意誌變得無從談起，政治自由也成了無本之木。但休謨和盧梭都沒有明確否認神，隻在學術論述中不講神。另外，斯賓諾莎、休謨、盧梭、和馬克思等在中國名聲很大，讓很多人誤以為他們反映大多數西方人的心聲。其實他們是西方社會裏的極端。西方社會主流從來信仰基督教，疑神論和無神論並沒有很多信眾。
馬克思
休謨和盧梭出生後約百年、邊沁出生後70年，馬克思(1818 –1883)誕生於普魯士王國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家鄉特裏爾(Trier)位於西歐腹地，原屬普魯士王國，現在德國境內，但離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都不遠。他生活的時代，歐洲大陸剛經曆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各種革命依然不斷。法國在君主製與共和製之間搖擺；德意誌逐漸走向統一；英國強盛，稱霸世界，在穩定中進步；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失敗，不得不對西方開放大門；美國成為健康的憲政共和製國家，雖經曆內戰，依然向全世界放射著自由民主的希望之光。
猶太出身對馬克思影響深遠。從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傳統，歐洲基督教社會排斥猶太教，歧視猶太人。核心原因是猶太人拒絕耶穌。比如大家熟悉的莎士比亞名著《威尼斯商人》，寫於16世紀末，其中反派主角就是個放高利貸的猶太商人。作品嘲笑他隻遵守合同條文，卻沒有愛心。猶太教要求人嚴格遵守一套古老、死板的成文律法。基督教則要人遵循愛的精神，因地製宜處理問題。
進入啟蒙時代之後，歐洲多國逐漸變得開明，對猶太人態度緩和，政策從排斥轉為懷柔與同化。馬克思父母雙方祖上都是拉比，在猶太族群裏地位很高。但在他父親這輩，全家利用普魯士國新政策，皈依主流基督教，放棄猶太教、猶太名字、和猶太傳統等，成為標準的普魯士人。但文化傳統深入人心，法律也會反覆，對猶太人的歧視不可能一夜消除。馬克思的父親從小聰慧，發奮學習，由於猶太血統，人生曾遇重大波折，但最終克服困難，成為一名博學的思想者和成功的律師， 受到社會尊重。他喜歡康德和伏爾泰，積極參加社會改革運動。
馬克思在青少年時期受到良好教育。大學裏他本計劃學習法律，像父親那樣成為律師。但他開始放蕩形骸，荒廢了學業。他一生尊重父親，父子關係密切。1837年底，馬克思近20歲，還是個大學生，收到父親來信。信中一段話反映他父親對他的擔憂和深情：
“哎呀！你行為雜亂無章，沒在任何知識領域裏花心思。它們通常需要你在昏暗的、發著黴味的油燈下通宵學習。你本應該因此顯得邋遢，不在意穿著，沒時間梳理頭發，並且不合群、拒絕與人說話，甚至不再那麽尊重你父親。但你現在邋遢、不合群、拒絕社交、不尊重父親等，隻因為你啤酒喝得太多。你與這個世界的所有交道都局限於你那肮髒的房間。在那個亂七八糟的地方，你把珍妮(馬克思的未婚妻)的情書和你父親沾滿淚水的勸說信都丟到角落裏，(不聞不顧)。 ……你生活得如此沒有意義和目的，你能取得什麽成就？能為你自己和愛你的人帶來幸福嗎？ ” --父親寫給馬克思的信， 1837年11月。
馬克思後來轉學，放棄法律，改學哲學，並在23歲時，於1841年獲得博士學位。他景仰黑格爾，參加了當時著名左派激進學術團夥，“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博士畢業後，他本想進入學術界，卻沒成功，轉而成了一名記者和激進左派雜誌撰稿人。他奔波於歐洲各地，工作沒有保障，收入不高，生活拮據。1848年，他30歲時，大革命席卷歐洲。他與富二代好友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再後的曆史，國內學校裏都教過，這裏無需贅述。
馬克思認為神不存在；人就是動物，按財產分成兩大階級；他們為利益發生矛盾，不可調和；無產者為奪財就應該殺人搶劫，然後施行專製。這套理論明確認為，人最終都為利益。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生觀就是效益主義，雖然效益主義者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他理論一誕生，西方主流立刻看懂他仇恨社會，因此鄙視和警惕他。這裏介紹馬克思的身世，希望幫助讀者感性理解他。被壓迫的人分兩類。第一類因為自己受過壓迫，所以懂得壓迫不對，主張公平對待所有人，如馬克思的父親。第二類自己受了壓迫，於是仇恨世人，覺得壓迫天經地義，問題隻是誰壓迫誰，如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是效益主義。 (Exp. 31)
馬克思主義違反了基督教道德黃金律，“你希望別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在馬克思論證過程中，他認為無產者也希望自己更富有，並且不想被殺被搶，包括自己富有後。但馬克思要求無產者殺戮和搶劫有產者。他從沒說過如果有產者賺錢方式合乎道德和法律，無產者就不應該殺戮和搶劫他。馬克思主義完全不講道義。
把人看成動物
馬克思對人的定義，“人是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在中國盡人皆知。這個定義包含的基本元素都來自前人，並非馬克思原創。美國國父之一，富蘭克林(1706—1790)曾寫到，“人是一種製造工具的動物” (Man is a tool-making animal)，早於馬克思。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動物”。基督教在西歐普及後，西方人都知道人心二元，人的肉體與動物無異。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將亞裏士多德思想融入主流神學，也認同“人是理性動物”。
但馬克思看待人的基本態度與前人根本不同。前人雖然看到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似處，但更強調二者的區別，認為那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古希臘哲學認為理性是人特有，亞裏士多德說人是理性動物，因為其他動物都沒有理性。阿奎那說人是理性動物，因為基督教強調理性來自神，動物不可能有。富蘭克林並非專業哲學家，成長於清教徒文化之中，同時深受當時流行的各種科學與哲學影響，包括自然神論。他說人是一種製造工具的動物，因為當時人認為製造工具的能力屬於理性。其實世界主要文化都強調人與動物的區別，比如中國古人認為人非禽獸。如果說某人是畜生，就是罵他。
馬克思主義是絕對的無神論、絕對的唯物主義，強調人與動物的一致性。關於理性，他認為所有思想都來自現實，理性本質上也是動物性的，是條件反射的一種，包括數學和邏輯。蘇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用狗做實驗，每次喂食時都開紅燈。長此以往，紅燈一亮，即使沒有食物，狗也流口水。結論是動物如同機械，輸入決定輸出。蘇聯和中國教科書裏都強調這個實驗，就是向孩子們灌輸動物是機器，人也一樣。
在政治生活中，馬克思主義者們明確認為人就是動物，“製造工具”部分顯得多餘。所以我們有了“爭當革命老黃牛”、“要做黨的螺絲釘”等官方口號。這種把人當牲畜、當物件的態度，在基督教文化圈裏史無前例。達爾文也隻是說人來自動物，沒敢把人完全等同於動物。基督徒都認為自己是按神的模樣造的，承載著神的高貴與尊嚴。所以馬克思主義在歐州應者甚少，隻在落後的俄羅斯勝出。但中國文化圈，包括朝鮮、越南等國，人們缺乏基督徒那樣的自尊。比如清朝官員穿馬蹄袖，見皇上時翻下，形似馬蹄，寓意是願盡“犬馬之勞”。有這樣的傳統，中國文化圈裏的精英們見怪不怪，順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人的定義。
個人不再重要
圖28.盧梭和馬克思都用“鎖鏈”比喻人沒有自由。源頭是《聖經》。比如古老的《舊約 詩篇》裏有，“祂(神)帶領他們(以色列人)脫離黑暗和死亡的陰影，斷開他們的鎖鏈”；《以賽亞書》講到，“我(神)要的禁食是，除去罪惡的鎖鏈”。法國大革命讓盧梭名揚世界。他的名句“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無不戴著鐐銬”，激勵後來數百年裏各國革命者為自由而奮鬥，包括幾代中國人。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受盧梭影響，他們也用“失去鎖鏈”來比喻人通過革命獲得自由。但其自由的主體不再是個人，而是階級。
把人看成一種動物、把動物看成隻會條件反射的機器、徹底否定神、否認真理與理性來自神，西方傳統意義上的個人意識、個人意誌、人性、人格等概念就變得無從談起。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決定論。我們都學過“物質決定意識”原則。既然人的意識被外物決定，哪裏還可能有自由意誌或個人自由？老黃牛和螺絲釘怎麽可能有自由？馬克思眼裏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有個人。
但馬克思做學問是為革命。19世紀歐洲所有革命都高舉“自由”大旗，他無法回避。於是他另辟蹊徑，更換自由的主體，從個人變成階級，就是按財產劃分的人群。他之所以想到這點，源頭還是基督教。前文講到，《聖經》中自由的一個表現為民族解放，如《出埃及記》中猶太人集體逃離埃及。馬克思的階級解放與之類似，都是一個群體擺脫另一個群體的奴役。
馬克思否認個人層次的人性，包括自由意誌，讓任何人生觀都失去了存在基礎。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強調個人忘記自己，轉而融入集體，然後在集體存在的意義裏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這個觀念在唯物主義者中很流行。比如“胡適的新十誡”中最後一條：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再比如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有一段名言：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卑鄙庸俗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
但是，如果個人沒有自由意誌，群體就更不可能有自由意誌。就像如果單個機器零件都沒有自由意誌，由多個零件組裝成的機器也不可能有自由意誌。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是個小機器零件，那麽階級隻能是個大機器。個人融入這個大機器，還是沒有自由意誌，依然找不到存在意義。馬克思的理論、胡適和保爾的豪言壯語等，都沒有解決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無神論、唯物論、決定論思想中根本容不下人的自由。顧準、林昭、魏京生等人希望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下找到自由民主之路，是緣木求魚。
胡適是杜威的學生，宣稱相信實用主義哲學。但杜威的實用主義總體屬於唯心主義，胡適的思想卻極端唯物。人人都知道，胡適與中共互為敵人。但仔細看胡適的思想就不難發現，他關鍵想法幾乎很接近馬克思主義。比如他的新十誡，每一條都是唯物主義的。敵人之間可以很相像，他們的爭執隻關係利益，他們的本性可以一樣。就是因為胡適、保爾柯察金等這些自以為高尚的唯物主義者們的努力，毀滅了中國和俄羅斯傳統信仰，把兩國人民帶進了獨裁專製的深淵。
總結
圖29. 對於猴子來說，A與B兩種情況沒有區別。因為它的終極目的是吃到桃子，隻要最後吃到了，脖子上有無鎖鏈都無所謂。效益主義者類似，終極目標是現實利益。隻要得到利益，是否有自由並無所謂。
從六四結束到畢業生離校，還有一個多月。期間大家在校方主持下政治學習、寫檢討等，同時為畢業分配忙碌。我與其他人分開，每天早晨到駐校的公安局報到，然後一整天接受單獨審查。公安其實在等待上麵命令，決定何時將我收押入監。我也知道，所以氣氛壓抑。好幾個月後才傳出消息，中央想放掉所有學生。不過那是後話，當時不可能知道。同學們對我都很好，但我們之間有默契，互相不太說話。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不小心談及六四，就可能被官方要求交待，然後對質。我們都不想交待對方，也不想被對方交待。所以雖然近在咫尺，我和同學們之間有堵看不見的牆，麵對麵遇到時互相笑笑，最多說幾句瑣碎話。
我陷入思想危機。原來關於人生和社會的基本想法都被六四衝毀，內心處於崩塌狀態，急於重建，又彷徨無助【7】。我沉溺於冥想，大多數晚上我自由，但不願呆在宿舍。有時在校園裏、有時在馬路上，一邊漫無目的地散步一邊思考，很多次從徐匯校園走到外灘再走回來。但深夜裏我需要回宿舍睡覺，每次都撞見同學們聚在一起玩牌、打麻將、喝酒等，天天如此。平時大家也喜歡玩，但那時的頻率、時長、參與人數等，都遠超從前。次數多了，我逐漸看出門道，同學們的隻言片語也印證我的猜測。
那是畢業分配關鍵期，不確定因素很多。首先，國家對六四學生的態度還不明朗。大家都懂，法不責眾，大部分人將沒什麽事，所以同學們有心情打牌喝酒。但官方肯定要重點打擊一批人，殺雞給猴看。具體是1%、5%、還是15%，沒人知道。以我們大係為例，畢業班約150人，1%是一兩個人、15%是20多個人，區別巨大。同學之間有猜疑，如果誰背後舉報他人，自己就可以安全，分配中得到好工作，但被舉報人就將倒黴。所以每個人都近乎本能地懂，既不要太積極，也不要落在人後。太積極會招同學恨。未來職業生涯裏同學關係很重要。除非萬不得已，沒必要得罪同學。落在人後，自己可能成為殺雞儆猴裏的雞，被官方揪出來。到時候自己倒黴，沒人幫得了忙。所以最佳策略是藏在眾人中間。這就是現實中實實在在的“中庸”。
中庸並不容易。當時局勢瞬息萬變。上個星期喊自由民主，指導員會覺得隻是發泄情緒；這個星期再說，就是與中央對著幹。兩天前在街上與警察打架，警察不敢管；今天哪怕與警察頂嘴，都可能算犯罪。個人如何處置？最簡單實在的辦法就是紮堆，時刻與周圍人呆在一起，按眾人言行調整自己言行，讓自己保持不左不右，別太先進也別太落後。中庸的精髓是隨眾人變化而變化，但道義標準是固定的，所以中庸者不能講道義。紮堆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減少同學間猜疑。別人知道自己每天詳細行程，就不太會懷疑自己私下與官方接觸、舉報他人等。這就是為什麽同學們天天在一起打牌、喝酒，從早到晚。
中庸本質是損人利己。就像二人同行遇到熊，中庸的人隻想比另一個跑得快。群體受壓力，中庸者藏中間。他的中庸完全不幫助群體，他的安全以其他人倒黴為代價。如果大家都中庸，最後倒黴的就是人傻的那個，他不懂要隨群眾變化調整自己。所以中庸者之間崇拜聰明的，就是那種迅速感知、讀懂環境變化的，看不起傻的，就是對人和事遲鈍的。中庸者們實際奉行的是效益主義，他們的出發點和目標都在現實裏，他們計算的都是個人得失。麵對民族命運轉折點，他們喝酒打牌，付出的成本極低，然後就覺得解決了問題，因為達到了自己安全、事業照常發展的目標。而民族未來、國家命運、北京死去的那些年輕人、自己喊過的自由民主口號等，其實都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內。
麵對暴政，神的信徒也沒有靈丹妙藥，經常逃離不信神的人，因為雙方無法合作。比如猶太人在埃及做奴隸，並沒想推翻法老，解放所有奴隸，而隻想逃跑，解放本民族。耶穌出生後，猶太王聽說有個新王誕生，驚恐和嫉妒之下命令殺掉所有2歲以下男孩。耶穌的父親帶領全家逃到埃及，並沒試圖拯救其他孩子。當然，即使他想，他也做不了什麽。在美洲建立自由民主雛形的英國清教徒也是逃來的，沒有留在家鄉造反。《聖經》說，“你們(信神的人)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麽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麽相通呢？”
我當時處在焦慮的漩渦裏，太多問題沒想通，也想不通，心裏煎熬。看到周圍人喝酒打牌，有時感到誘惑，覺得何必自討苦吃？大家麵對同一個局麵，別人在玩鬧中就平安度過了，我卻惶惶不可終日。我領會到他們的聰明。他們察言觀色，窺探身邊人言行，揣度身邊人心態，然後確保自己恰當、低調地行事，就像那匹靠觀察人身體語言就能成功解答複雜數學題的德國馬。而我心不在焉，遲鈍笨拙。朋友說我藏不住心事，以後必然倒黴，我完全認同。但現在我慶幸當時堅持下來，才更深一步理解了神。大概人都以自己人生選擇為傲，我也是。從那時起，我們跨上不同人生道路。同學們融入社會，成為中國主流。我作為基督徒，需要自由，不想做奴才，在中國不可能，隻得避走他鄉。
上述中庸者們的智慧，那些想好了如何在新文革中保住地位、財產和舒適生活的人的理性，1940年代大學生地下黨們計劃未來如何成為中國新貴的深思熟慮等，都讓當事人不懼怕暴政、獨裁專製、和失去自由。他們都是效益主義者，與引言中的非洲猴子、聰明的漢斯等本質一樣，都參透人情世態。他們想好了如何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活得好。即使知道將有一批人被不公正對待，他們也不在意，因為別人的命運不影響自己的幸福感。一個民族有特別多這樣的聰明人，就很難逃避獨裁專製、暴政、和失去自由。這種聰明將人引向通往奴役之路。
《聖經》中有句著名的話，“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講的就是不以神為基礎的智慧與聰明。偉大的宗教改革先鋒、16世紀神學家馬丁路德曾說過一段出格的罵人話，“理性是魔鬼最大的婊子；從本性和外在表現上看，她都是個讓人厭惡的婊子。她是個妓女，魔鬼指定的婊子，是滿身瘡痂病和麻風病的妓女，應該被踐踏和毀滅， ……(我們)應該把糞便扔到她臉上，讓她變得醜陋。她將，也應該，被淹死在基督教洗禮中…”
路德罵的就是沒有信仰作基礎的理性。這樣的理性讓人屈服於現實利益，成為肉體的奴隸。法家馭民術就為這種理性的人設計，可以輕鬆將他們變成統治者的奴才。其實很多無神論者本能地理解這點。經常有朋友私下感歎，“中國人沒有血性，所以隻能作奴才”。所謂“沒血性”就是太算計、太理性。如果人信神、又理性，可得自由，例如馬賽諸塞灣的清教徒們；如果人不信神、但理性，隻能做奴才，就像清朝時穿馬蹄袖的漢人。朋友們不想做奴才，但不知道信仰的力量，於是隻能想到放棄理性。但不信神，又不理性的是野蠻人，國家機器可以直接用暴力治服他們。
崖山之後無中華
世界上有兩股力量，現實與神。二者都吸引人，但神高過現實。當它們互相衝突時，人應該跟隨神，舍棄現實中的利益。當代中國充斥無神論者，隻知現實，不知神。但中國古人知道現實之外另有一股力量、高於現實，隻不過他們不如基督教講得那麽清晰全麵。比如宋代邵雍講，“天地之外，別有天地”，意思是現實之外還有一個世界。老子在《道德經》中論述“道”時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其中“物”指“道”，全句大意是“道”比現實更早，渾沌、寂寞、自在、永恒、做周期性運動，是萬物之母。漢代嚴遵講，“道德，天地之神明也”。他把道德與神明聯係在一起，認為道德來自神明，不來自現實。
但經蒙古人殘酷統治後，中國人的想法在根本上改變了。崖門之戰是南宋與蒙古人的最後決戰，發生在1279年3月，地點在今天深圳西邊，江門市沿海，當時叫厓山。戰役中宋軍遭受毀滅性失敗，丞相陸秀夫背著8歲的宋少帝跳海自殺。宋軍民緊隨其後，造成海上浮屍十萬餘具。蒙古人統治外族，依靠絕對暴力。簡單講，你不服，我就殺你，殺你全家，全族、全城、奸你妻女。蒙元延續近百年後，天災人禍加宮廷惡鬥，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後明隨元製，漢族人治理漢族人，骨子裏卻與蒙古人一樣，崇尚絕對暴力。並非隻有統治者如此，被統治者也認同。漢人上下不再像祖先那樣覺得道和道德等抽象的東西超越現實，轉而覺得凡看不見、摸不著的都是虛的、假的、沒用的，到最後誰掌握暴力，誰就說得算，哪怕他喪盡天良。這就是近現代中國人特別唯物、特別奴性的源頭。不但漢人如此，當年被蒙古長期統治的其他民族也類似，包括俄羅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緬甸人、朝鮮人等。
圖30. 左：蒙古帝國大致版圖，其中元大致在現代中國、外蒙古、俄羅斯亞洲部分、朝鮮、東南亞等，金帳汗國大致在現代俄羅斯歐洲部分和東歐，察合台汗國大致為現代中亞，伊利汗國大致為現代伊朗和伊拉克，莫臥兒帝國大致為現代印度。這些地方到現代還是獨裁專製的沃土。右：陸秀夫負帝殉海像，位於宋少帝陵旁，在深圳市南山區招商街道赤灣村。有人為塑像披了件衣服。
崖山之後國人思想狀態的改變，在元明清時代的文字中隨處可見。我在其他文章中講到過，比如《封神演義》裏商紂王調戲女媧、女媧與三尊神輔佐周王、人臣薑子牙分封眾神等，都故意顛倒人與神之間的上下關係【8】。在《西遊記》裏，孫悟空大鬧天宮，天兵天將都打不過他，所以他不服玉皇大帝。他服從如來佛，因為如來輕鬆將他壓在五指山下幾百年。按理，玉皇大帝和如來都應該以理、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所謂“霸者以力”，世俗君王才以力服人。《西遊記》裏的神仙們都降格到塵界了。作為對比，基督教羅馬教廷在千餘年裏主導西歐社會，卻堅決不設大規模直屬軍隊，不直接攻城掠地，就是因為它堅信真善美、正義、愛等對人心的召喚力比現實中任何暴力和權柄都更強大。這點在現代中國幾乎無人懂、無人信。
很多人看不到“崖山之後無中華”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幾年前我回國時與老同學談及基督教。我談到具體教義時，他悶不做聲，中途突然問我，“當初羅馬帝國為什麽設基督教為國教？”我大致講了穆爾維大橋戰役的故事。在戰役前夕，君士坦丁大帝發現基層士兵信仰基督教。為求神保佑，統一軍心，他命令手下部隊在所有盾牌上畫十字架，結果取得勝利。朋友聽到這兒，脫口而出，“那不就得了！到頭來還是要靠打得過對手！”我一下子領會了他的心態。他判斷思想高下，關鍵看它在現實中是否有效。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值得崇拜的東西必須在現實中最強大，具體表現為能讓人獲得最大暴力、奪得最高權力。這其實就是《西遊記》體現的觀念。這個觀念至今依然牢牢霸占國人內心，造成他們終極崇拜暴力和權力。他們認為真理和正義必須依賴暴力與權力，而不是反過來。用西洋哲學語言描述，這是唯物主義和效益主義。用傳統中國話講，這就是崖山之後無中華的含義。
圖31. 上左，中國人民崇拜領袖。上右，朝鮮人民崇拜領袖。下，1979年7月22日，在伊拉克執政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複興黨代表大會上，全體與會代表首次高喊，“薩達姆.侯塞因萬歲”。薩達姆原在黨內排名不高。他通過暗箱操作，逼走原總統後第6天，突然召開代表大會。會上他宣布發現黨內潛伏外國間諜，然後開始念名字，被點名的人被當眾帶走處決。與會人員很快意識到，他可以點任何人的名字，也可以點任何數量的人，於是恐懼在會場裏蔓延，很多人主動站起身，當眾表達對薩達姆的忠心。這樣的人一波接一波，最後全體高喊“薩達姆.侯塞因萬歲”。在獨裁專製下生活久了，大多數朝鮮人或中國人都忘了自己、或自己的父輩，為什麽對領袖忠誠。看這段伊拉克曆史，可以讓他們重溫這種忠誠的源頭。伊拉克人、朝鮮人、中國人等，對領袖的忠誠大都是真心的，因為他們真心想活命、或活得更幸福。他們經常錯誤地認為，世界上所有忠誠最終都為了這個目的。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漢人傳統思想裏本來有神、或類似真理與正義的“道”等概念。但因為長期相信“敬鬼神而遠之”，認識不夠清晰，經常談不上信仰，或即使信也不堅定。蒙古人一個世紀的暴虐統治奪走了漢人僅剩的那一點“誌”，造成整個民族從此特別唯物、特別奴性。在這樣的文化裏要建立現代自由民主製度，必須首先重建民族信仰，讓普通人理解，之所以要遵從真理、道德、法律、契約等，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害怕被殺、被打、或現實利益受損，而是因為它們正確。真善美、愛與正義，對人有天然吸引力。人隻要堅定相信它們，就可以戰勝任何獨裁專製，獲得自由民主。並且隻有如此，個人與民族才有希望。
“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
中國人遠離神的過程，曆史上經曆三大台階。一是秦漢時代，最後以“敬鬼神而遠之”統一讀書人思想。二是蒙元，讓國人從心底裏認定，暴力最大，神明也必須依靠、追求、和服從暴力、或以暴力為後盾的權力。三是中共統治時期，即使民族中最優秀的分子都不再認識神，並把這種無知當作驕傲和信仰。
圖32. 電影《芙蓉鎮》中主人公悲壯地說出，“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的瞬間。大眾宣傳裏有個小技巧，無論觀點如何荒謬、背後動機如何惡毒，隻要讓俊男美女充滿感情地念出來，很多人就會認為是對的、好的、有道理。不，人活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像牲口。
中共掌權初期，為鞏固統治，借用了秦始皇和蒙元的各種卑鄙手段。電影《芙蓉鎮》裏隻涉及一點皮毛。男女主角在你情我愛中說出了心底裏的真話，“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後來很多人正麵理解這句話，認為是堅忍不拔的體現。其實它隻體現奴隸們的無奈、逆來順受而已。類似屈原“楚王不聽我進諫，我就投江給你看”。他們的悲慘遭遇值得同情，他們的應對方式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歌頌。
被壓迫的人決心要“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其中包含，“我全聽你的，你要我怎麽說、怎麽做、怎麽思想，我就那麽說、那麽做、那麽思想”。這是一種巨大的悲哀，很多國人都曾如此，不然活不下去，包括文革時我父母。這樣的人當然不能信神。信神，就要在心裏聽從神的話，就不可能做到統治者讓我怎麽想我就怎麽想。《芙蓉鎮》裏男女主角結婚，在沒人要求的情況下，主動在自家門上貼出對聯，“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自視為狗、自視為黑，隻為活命。老百姓的這些表現說明中共成功了，秦始皇和蒙元的手段達到了預期目的，聰明和理性的中國人已經看清現實，接受現實，真心承認自己就是動物、活著的最高目的就是活著。這樣的老百姓是最好、最可愛的老百姓，因為商鞅的馭民術就是針對他們設計的、對他們最有效。中共的江山從此穩了！國人信奉效益主義、絕對的唯物、堅定的無神論、對神避之唯恐不及，就是這麽來的。他們是被暴力征服的人。中華民族是被暴力征服的民族。
毛去世後鄧上台，極端的壓迫有了緩和。按理，老百姓有了一些機會，可以不繼續做奴才。但是奴性一旦建立就很難去除。思想境界一旦從二維降格到一維，就很難再理解二維。人相信自己就是動物之後，活著隻求現實利益，幾乎感受不到超越利益的神存在。現在很多人講，1980年代是最自由開放的年代，1980年代的青年是思想上最自由開放的一代。我們就是1980年代的天子驕子，是最時髦、最難考進的名牌大學、名牌專業的畢業生。關於1980年代青年的內心世界，我有一次生動體會，記憶深刻。
1990年代初，我曾為出國在北京學英文，住在清華校園裏，與幾位管學生工作的年輕教師相熟。他們大約是1984、85、86級清華本科，都曾是學生幹部，畢業後留校做學生工作，同時讀在職研究生。清華校風如此，特別看重當官兒，把當學生幹部看得非常光榮。他們自認是清華最優秀的一批人。一次深夜談心，一位講到自己本科時對西方哲學著迷，長期沉溺其中。按他的原話，“讀得沒日沒夜、天昏地暗，都讀魔怔了，但還是覺得似懂非懂”。他接著說，“有一天早晨，我突然開悟了。去他媽的，好死不如賴活著！從此我從魔怔中解脫出來，再不讀那些書了”。我現在還記得他當時的表情。
前文講到，西方主流思想是二維的，包括現實，也包括神。幾乎所有西方哲學，無論哪個流派，都在這個二維思想世界裏討論問題。但主流國人是效益主義者，思想裏隻有現實，是一維的。一維世界裏的人很難理解二維世界裏的事。什麽叫“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什麽都沒有現實生活重要”、“不要為任何身外之物貢獻自己”。這位清華仁兄和大多數聰明孩子一樣，進大學時人生觀已經成型，但不自知。入學後讀西方哲學，覺得似乎有道理，但不能理解其中的二維世界。最後隻得放棄，重新落入一維的效益主義。這麽多年了，我遇到過不少對西方哲學感興趣的人，但到現在為止還沒見誰真讀懂讀通。這話說出來好像極端，卻是真實的。一維世界裏的人要理解二維世界，首先需要思想升華，但不容易，很少人願意為之努力，更少人做到了，包括1980年代的天之驕子們。
隻注重現實利益、生活在一維思想空間裏的人，不理解也不注重獨立於現實、獨立於利益的真善美、正義、愛，或代表這些東西的神。我的大學同學們個個高智商，很多是各省高考前幾名，但進大學後，每天早晨睡懶覺。中學時的數學小天才們不再專研數學，開始學抽煙喝酒打牌，甚至認真學罵人。他們當時就非常嚴肅、一本正經地認為，畢業後進入社會，這些才是重要和必需的能力，數學沒用。後來幾十年工作經曆證明，他們當年對社會的判斷是正確的。不到20歲，他們的效益主義人生觀就已經發展到很高深的程度，人生計劃和對世界的總體看法都圍繞利益。他們幾乎達到思想自洽。
當時也有一批用功讀書的同學，起早貪黑，學期結束時互相攀比成績和名次。但近幾年遇見他們，談起最基本的牛頓定律，當時名列前茅的同學竟然說全忘了。他們當時那麽努力，就是為了攀比成績和名次、畢業後得到好工作等，都是為利益。他們對學的內容本身其實不在乎、沒興趣。可見，1980年代的青年與前輩們一樣。知識對他們來說隻是追求利益的工具，本質是敲門磚、墊腳石而已。目前，1980年代的青年在中國當政，是各行各業裏的中堅，但中國並沒有因此離自由民主更近，根源就在這裏。1980年代的自由開放停留在表麵，沒能深入到人的信仰層次。
公元前63年， 羅馬帝國占領耶路撒冷。從此羅馬人統治猶太人，鎮壓猶太人反抗，插手猶太教會，對猶太人橫征暴斂。耶穌降世，就是為實現神曾經的保證，成為猶太人的新王，拯救猶太人於水火。但耶穌竟然不介入政治，直接講“凱撒的歸凱撒”，意思是“政治都歸羅馬皇帝管，我根本不管”。為什麽？因為神最看重個人。任何社會敗壞的根本都是個人的敗壞。耶穌要修複的是每個人的內心。
在神與人之間不存在第三者。人遠離神、遠離真善美、愛與正義等、不認識它們，責任最終全在人自己，任何政治因素都次要。當代中國人追求享樂、功利，對真理正義等隻有嘴上支持，實際不感興趣，造成他們成了統治者的奴隸。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每個人心裏，根本出路和希望也在每個人心裏。《聖經》記載，耶穌第一次傳教時的第一句裏就說到，“你們要懺悔！” 意思是你們要知錯、悔改。然後耶穌遇到一對正在湖邊勞作的漁民兄弟。耶穌隻對他們說了一句話，“來跟著我，我要讓你們得人如得魚”。他們立刻放下一切，跟隨耶穌。人要得救、不再做奴隸，就必須這樣義無反顧地追隨神。當代中國有這樣的人嗎？有幾個？
2024年8月1日
從3月中開始計劃，原希望在6月4日前完成，結果延後了近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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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YOUTUBE，How To Fool A Baboon Into Showing You Where To Find Water，節選自影片《Animals Are Beautiful People》，Jamie Uys，1974，https://youtu.be/CIRucMIxwM8?si=N-qf8aFqhDcGK4OE
- YOUTUBE，Trapping a Monkey in Colonial Times (1912)，https://youtu.be/9jBgo7UipqY?si=NRa687H0DNrpEZjL
- YOUTUBE，New Caledonian crows create compound tools,新喀鴉製造多部件工具, https://youtu.be/xcN3WzeKDlE
- 駱遠誌，2014，中共與美國在1949年的決裂，https://lyz.com/ ccp-usa-1949/
- 駱遠誌，2015，文革重來？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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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我的信仰，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6476.html
- 張雪忠， 2015， 為什麽說胡適隻是半吊子自由主義者？http://hx.cnd.org/2015/12/27/張雪忠：為什麽說胡適隻是半吊子自由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