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在去北京的火車上，看到一位讀者轉給我的一則新聞，挺有意思的，說說。
說在日本有兩位中國留學生，平時在國內某平台上發布日本美食評測視頻，在新近一個視頻中，他們聊起廣島原子彈爆炸，稱對死於原爆的日本平民同情不起來。
這個話在國內當然可以隨便說，該視頻的彈幕裏就有一片刷“原子彈之下無冤魂”的。
但不知怎麽這個視頻傳到了日本，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這兩人在同視頻中，還聲稱自己曾領取了廣島當地的“和平文化”獎學金，於是日本網友甚至廣島議員都不願意了，先要呼籲要追查、取消兩人的獎學金甚至學位。
有朋友問我小西你對這事兒怎麽看，簡單說說我的看法。
首先我覺得作為兩名留日的學生，他們的這段發言確實不太謹慎。
吃人嘴短、拿人手軟麽，你如果真的硬骨氣，牢記民族的國仇家恨，那你當初就不應該留學日本，或者至少不應該接受廣島當地的什麽“和平文化獎學金”麽！
因為這個獎學金擺明了就是廣島為了爭取國際同情設立出來的。哦，你一麵拿著他們這個獎金，一麵又拍視頻、想用“原子彈下無冤魂”這種表態討好國內受眾，兩頭的便宜都讓你沾了，天下哪有這麽便宜的事兒呢？
舍棄一頭，把獎學金退給人家，對日本人說一句“誰稀罕你的臭錢！老子就想幹幹淨淨的愛自己的國！” 這多爽啊！建議這兩位留學生以後也不要再拍什麽日本美食試吃賺國內流量了，學業有成以後趕緊回來報效祖國。在國內這種話你願怎麽說就怎麽說，保準隻有給你叫好。
那麽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核心：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投下，造成了共計20多萬日本平民的死亡，這裏麵到底有沒有“冤魂”呢？
明人不說暗話，在這點上，我支持這兩位小夥子的觀點，原子彈下就是沒有冤魂！這純粹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自己“作死”的結果。
這20多萬死者就算能化成厲鬼索命，也應該去找發動並維持這場戰爭的軍國主義者算賬。
這話不僅咱們中國人認，有良心的日本曆史學者也這樣認為。
我之前看過日本左翼曆史作家半藤一利的書，按照他的解析，日本挨兩顆原子彈就是純粹是自找的。那是二戰末期那個病入膏肓、已經陷入瘋狂與癱瘓的社會體係的最後一次病情發作。
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對日本的轟炸，不是一上來就扔原子彈的。最開始因為轟炸機飛程和載彈量的限製，甚至還扔過一段時間傳單。隻是那個傳單寫的特別荒腔走板：美國人在傳單中向日本民眾宣傳了他們這場“大東亞聖戰”的不義，告訴他們：盟軍很快就要勝利了，你們應該到天皇皇居那裏去情願，要求天皇趕緊結束無謂的抵抗。
從這種號召中你就可以看出美國人當時對日本的理解有多麽不深入——他們顯然把帝製統治下的日本臣民當成了現代社會的公民了，覺得讓他們認清現實，向政府施壓，就能促使日本投降。但是日本當時的體質下，壓力是單向絕緣的，老百姓被教育隻有為國家赴死的責任，卻沒有決定國家的航船去向哪裏的權利。
同樣是因為這種錯誤，盟軍之後對日本的戰略轟炸，從傳單到炸彈、從炸彈到燃燒彈，雖然逐次加碼，造成了大量日本平民的死傷，但卻並沒有讓日本政府回心轉意的效果。鬼迷心竅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老百姓不過就是戰爭的耗材麽，死就死唄，現在不死，將來“一億玉碎”也要死麽！
於是時間來到1945年7月26日晚，美英中三國聯合發布了《波茨坦公告》。作為整個二戰中盟國發表的最後一份公告書，在文中美國已經把“再不投降就核平你”暗示得很明白了，報告中明確聲明：“日本應立即宣布所有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若非如此，日本將迎來迅速而完全的毀滅。”
這個聲明，很迅速的就被交到了天皇裕仁那裏，裕仁此時倒也幹脆，時間進入1945年以後，東京已經經曆了三次“李梅火攻”，美國人用凝固汽油彈把這個城市幾乎燒回了石器時代，全城50%以上的房屋被毀、100多萬人無家可歸、14萬人被活活燒死。
所有這一切，都是裕仁透過皇居的窗戶直接可以親眼看到的事情。
慘象如此，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日本肯定撐不下去了。
所以當裕仁看到這個聲明時，雖然他未必懂“迅速而完全的毀滅”到底指的是啥玩意兒，但他一定猜到了，美國人打算用比慘烈的“李梅火攻”更慘烈的方式胖揍日本。
於是裕仁立即召見外相東鄉茂德，見了麵，皇上也顧不得“聖君垂拱而治”的架子了。直接把公告一丟，告訴對方：“朕以為，內閣應當立即討論對美停戰事宜。”
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天皇講話被稱為“鶴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如今，天皇這話都把“別鬧了，趕緊跪了吧。”的意思懟到臣下臉上了，底下人當然得趕緊遵從辦理。
於是當時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立刻召集緊急內閣成員，想按皇上的意思商討“停戰（投降）”問題。
也就是說，日本內閣如果行政效能正常，跪的及時的話，他們是有機會躲過後來那兩顆原子彈的。
7月27日，日本內閣緊急會議正式召開，與會者當時態度也都是非常一致的——都被揍成這個熊樣，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何況皇上都已經做了表態，那咱就都別端著啦，就坡下驢，趕緊想想怎麽跪的體麵得了。
但就在這個時刻，兩個關鍵的要素導致了日本決策層出現了致命的偏航。
首先是當時日本決策層很多人，還想寄希望於蘇聯的調停。
1941年的時候，日本和蘇聯簽署了《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最初日本政界尤其是陸軍，還有些聲音對於這紙條約的簽訂說三道四，覺得此條約擋住了帝國“北進”的道路。
但後來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越混越慘，這個條約反而成為了日本人的救命稻草。“蘇聯調停”成為了大多數人實現“體麵結束戰爭”的最後指望，當時日本政界，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斯大林那麽胖，跟西鄉隆盛一樣，一看就是個好人，關鍵時刻一定會幫日本的。”
這話今天聽起來就很無厘頭，每一個邏輯鏈條都是斷裂的：就算斯大林跟西鄉隆盛一樣胖，怎麽就成了“好人”的證據了？就算是好人，憑什麽就一定要幫你日本呢？
可是在日本戰爭末期那樣一個已經魔怔了的社會，這種一廂情願的說法是遭遇不到任何反駁的。由於日本拉胯的外交政策過於失敗，已經把自己弄得四麵楚歌，蘇聯還沒有對日動手，就被視為了“友善”的標誌。
這其實是日本外交長期獨斷暴走、閉目塞聽的結果，聾子不會自己嗓門有多大，同理，長期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也不清楚自己的國際人緣此時次到了什麽程度。
日本人更不去想也不敢去想，斯大林此時尚未對日宣戰，到底是真想“拉兄弟一把”，還是等待時機成熟，宰你一刀更大的。
於是在內閣會議上，等待蘇聯調停的動議一被提了出來，日本內閣原本對《波茨坦公告》秒跪的決心，就被改成了“跪，但不全跪”——我們先等等看，看看蘇聯那邊願不願意出手調停再說。
但是這個表態方案一做出，在場的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就坐不住了。
阿南覺得，這個“跪，但不全跪”的態度對軍方實在是太不利了。在日本政府等蘇聯調停這段時間裏，軍隊還要不要接著打仗了？何況，當時日本陸軍正在忽悠著全國老百姓搞“一億總玉碎”（說白了就是要全體國民為國殉葬）。
當時日本在民間宣傳的口號是：竹槍也能打敗英美鬼畜。
阿南就提出，如果內閣這個“服軟”態度一發，那麽極大的動搖國民情緒，全國總動員可就沒辦法搞了。而如果沒有“總玉碎”作為籌碼，日本還拿什麽做與美國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爭取蘇聯斡旋呢？
於是在他的挑頭下，日本陸海軍難得達成了一次共識，堅持要求：內閣的這個聲明，發是可以發，但一定要加上“提振士氣、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意思。
或者說的直白些：就是不能把聲明寫的太認慫，要硬氣一點。體現出一種“武士尚未進食，也要用牙簽剔牙”的豪（zuo）邁（si）氣概。
站在阿南惟幾的立場上考慮，這話也沒錯。政府“跪了，卻不全跪”的態度，會讓他的隊伍很不好帶。
武士尚未進食，也要用牙簽剔牙
於是到了7月28日，當鈴木貫太郎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最別開生麵的事兒就來了。
當有記者問：“首相對27日的三國共同宣言如何看啊？”
這個安排好了的提問，明顯是給鈴木找台階下。
但鈴木回答卻是：
“我認為，該共同聲明是開羅會議的翻版。帝國不認為其有重大價值，唯有默殺。我們將堅持向完成戰爭邁進。”
很好，阿南惟幾們強調的回答要“硬氣”的意思達成了，但他們皇上裕仁讓內閣趕緊認慫的那個意思，好像一點都沒體現出來。
這裏就是日式思維經常犯的一個失誤了：如司馬遼太郎所言，日本是個“山林民族”，所以經常幹些得魚而忘筌，舍本而逐末的事情。一個工程，本來目標是A，手段是B,可是幹著幹著，手段B就代替了目標A,成了工程的核心——天皇本來讓他們給個態度趕緊投降，可內閣討論著討論著，怎麽“得體的表達”就超過了“投降”這個目的。
其實類似舍本逐末的毛病，日本人到現在也還沒丟，比如上屆奧運會上備受詬病的紙板床就是一例：本來質優價廉是目的、思路新穎隻是手段。結果搞到最後，一張床單價15萬日元，躺著還不舒服，就為圖個新鮮。
當然，也不能說鈴木完全忘記了初衷，他這個回答中那個“黙殺”一詞，用的就非常講究，
在日語中，黙殺可以理解為完全無視的意思，但也可以表達為“不予置評”的意思。
至於究竟是哪個意思，不好意思，必須通過上下文的意思，正確理解其中的意思。這就是著名的日語的“曖昧性”。
據說，日語極不適合談外交，極為適合談戀愛。
也真的難為這位鈴木貫太郎了，軍人出身的他，太了解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是個什麽德行了——隻要你敢不按照軍方的意思說話，甭管你多麽位高權重，分分鍾也能把你“天誅”掉。
所以鈴木在再三權衡之下，自作聰明的用了“黙殺”這個詞。
他的本意，是既不想得罪阿南為代表的國內強硬派，讓他們把“黙殺”理解為“無視”。同時他又指望美國人能“心有靈犀”，領悟到“再寬限我們幾天”的引申含義。
可是自作聰明的鈴木似乎漏算了一點：日本官方的日語表態傳到美國人那裏，是要經過日本官方通訊社共同社的翻譯的，而共同社在翻譯“黙殺”這個詞匯的時候，似乎一點也沒體會到首相苦心，直接翻譯成了英文中的“ignore”（忽視）。
也不能怪共同社不用心，在當時的日本，媒體是受軍國主義脅迫最嚴重的領域，早在1931年以後，日本大量的左翼、自由派報館雜誌社就在軍國主義分子或政府直接出手幹預下被關停了。太平洋戰爭開打之後，日本政府、軍部和各大民間右翼團體一再向媒體施壓，嚴禁其散播“失敗主義”言論。
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像共同社這樣的媒體，所有文章編寫、翻譯都是按著寧硬勿軟的原則來的。
於是，在看到首相用“黙殺”這種模棱兩可的語句，共同社編輯連猶豫都沒猶豫，一個“ignore”翻譯過去了——至少這麽翻，他本人不會冒風險啊。要不然那幫軍國主義暴徒找上門來，質問“首相明明說的是黙殺，你憑什麽曲解其意？”他可擔不起這責任。
於是美國人最終接受到的信息，最終就成了這個樣子：日本政府完全“忽視”波茨坦公告，仍要繼續把戰爭進行到底！
美國人一聽，好小子，嘴硬是吧？讓你嚐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
於是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軍分別向廣島和長崎空投了原子彈。十幾萬人的性命，因為一句鈴木首相的一句“黙殺”，被從地球上硬生生抹殺了。
那些被送去地府的日本老百姓，在黃泉路上到底該怨恨誰呢？
表麵上看，殺死他們的的確是美國人的原子彈；
但更深一層想，造成悲劇的，是那個見了棺材也不肯落淚的日本內閣，明明已經遭遇了警告，卻還將平民百姓的生命當成籌碼和兒戲；
可在邏輯的最底層，釀成這一係列悲劇的，其實是日本當時那業已陷入瘋狂的一種社會邏輯。
是的，你有沒有發現，在挨原子彈之前的那一些列決策過程中，做出決策的每一個個體。無論軍方、首相、翻譯記者、甚至是最死硬的阿南惟幾，在自己的抉擇中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愚蠢，他們都很精明，看得清大勢不可違，知道日本必須做什麽。隻不過，他們精明過頭了，以至於會按照當時日本社會的整體風氣、為了達成自己的利益，給抉擇做一點小小的“偏航”。但這些“偏航”的累加，最終卻將決策扭曲的完全違背了其初衷，引導國家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1945年的那個日本，真的很奇怪。
這個國家細看個體，每個人是精明的、理性的，但整個社會湊出來，卻是瘋狂的、偏激的，它其實已經失去了理智的糾正自己的能力。非有重擊，不能將其叫醒的。
那這個重擊是什麽呢？當然就是原子彈了。
所以原子彈下到底有沒有“冤魂”？最後我再講兩個故事好了。
第一是在戰爭中主導發動“李梅火攻”的美國將軍李梅，此公出的那個燃燒彈炸東京居民區的損招，其實比兩顆原子彈殺得日本人還多。戰後日本右翼對其恨得壓根癢癢，可是對於這麽一個人，日本政府1964年卻授予了他“一等旭日大綬章”，這是日本能夠授予除自家皇室以外的活人的最高榮譽。這個章一授完了以後，你再看那些日本右翼，再罵李梅的時候就變得小心了很多，因為生怕罵著罵著就把自家天皇罵進去了，而日本極右翼最愛標榜自己“忠於天皇”的，對自家天皇和大仇人握手言歡的事兒，他們隻能裝作沒看見。
所以，這幫貨有多麽色厲內荏，揣著明白裝糊塗，你看清楚了吧？
其二，就是執行廣島轟炸任務的飛行員西奧多·範科克。
日本人之所以那麽關注廣島原爆問題，相當一部分是在李梅授勳、東京大轟炸的事兒不好過分對美國人“追責”之後被日本國內右翼炒起來的“代餐”。
但是對於日本右翼瘋狂讓他道歉的聲音，範科克和他的戰友們從來不搭理，他說我們有什麽錯啊，不扔那顆原子彈，你日本自己能醒嗎？
“我們投下的那顆原子彈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且這其中的大多數，是日本人的生命。”
你細品這句話，說的雖然有點殘酷，但還真他娘的是個事實。
作者：海邊的西塞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