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模式難以複製的核心，其實在於，清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該出手時果斷出手，該放手時絕不幹預。
“黑馬”合肥，再次跑在了全國前列。
數據顯示，2025年合肥前三季度GDP為10252.4億元，同比增長5.9%，在GDP萬億城市中排名第三；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更高達15.2%，在GDP萬億城市中遙遙領先。
這份亮眼成績單並非曇花一現。近年來，合肥一路高歌猛進，外界賦予了它“風投之城”、“最敢賭的城市”等諸多標簽。
按照常規的劇本，大規模投資拉動的增長，往往難以持續。然而，在還能狂奔多久的質疑聲中，合肥不僅沒有失速，反而在如今的下行周期裏，展現出了強大抗跌韌性。
關於合肥模式的解讀已汗牛充棟，但回歸本質，合肥的堅挺，並非如傳言般靠“敢賭”，而是因為它構建了一條寬闊、穩健的護城河。
01
過去談論合肥模式，人們津津樂道的，往往是幾次經典的“豪賭”：賭中了京東方，贏下了蔚來，押對了長鑫存儲。
這種敘事充滿戲劇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合肥經濟增長的真正邏輯。它過分放大了單個企業的能量，而忽略了合肥真正的核心，不是“買企業”，而是“養產業”。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車產量達137.61萬輛，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深圳。
很多人隻看到，合肥引入蔚來、大眾、比亞迪等整車廠。但從產業安全角度看，單純的整車製造其實是脆弱的，一款車型銷量的波動，就可能讓企業滑鐵盧。
合肥的高明之處在於，采取全產業鏈的思路，在引入整車廠的同時，還瘋狂布局電池（國軒高科）、芯片（晶合集成、長鑫存儲）、顯示屏（京東方）、人工智能（科大訊飛）等核心環節。
這種縱深布局，構建起強大的產業協同網絡，即便某款車銷量下滑，上遊的電池、屏幕、半導體等產業，也可以通過出口或供應其他品牌保持增長，實現“東方不亮西方亮”。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合肥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46.6%和10.4%，兩者對規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合計超過80%。
其中，鋰離子電池產量同比增長54.5%，半導體分立器件增長52.2%，工業機器人增長25.6%。
由此可見，合肥的高光表現，靠的不是單個企業，或者某個“爆款”產品拉動，而是上下遊產業鏈協同發力的結果。
產業鏈上下遊的集聚程度高，可以帶來成本優勢，提升企業的溝通響應效率，這就是企業重要的生存優勢，也是合肥工業底盤穩固的關鍵。
02
在很長一段時間，安徽麵臨著巨大的尷尬：東有南京、上海，南有杭州，人才與資本極易被長三角核心城市虹吸。
麵對這一挑戰，安徽此前果斷選擇，集全省之力做強合肥，甚至不惜拆分了巢湖。
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年，合肥在省會城市排名中上升了六位，是上升速度最快的省會。
盡管強省會戰略可能加劇省內城市發展的不平衡，但從全局看，如果沒有合肥這個核心引擎，安徽的資源流失情況，隻會更加嚴重。
但做大合肥，方向在哪裏？
政策層麵可以堆資源，關鍵在於地方得找準方向，消化好強省會戰略的資源紅利。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合肥與其說是“敢賭”，倒不如說是懂得“跟風”，順勢而為。
翻開合肥的產業清單，“芯屏汽合”（芯片、顯示、汽車、人工智能融合），再加上量子信息、可控核聚變。這些產業都不是普通生意，而是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關鍵領域。
當宏觀環境推崇“脫虛向實”時，合肥本身就沒多少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的泡沫，可以輕裝上陣；當國家需要突破半導體封鎖時，合肥的長鑫存儲，就成了“全村的希望”，能獲得國家級的政策傾斜。
此外，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存在，為合肥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當年力保中科大落戶合肥的前瞻決策，如今到了兌換果實的時刻。
這些硬科技產業，雖然投入大，周期長，但一旦形成壁壘，就很難被替代。合肥正是以耐心資本換取長期紅利，今天的韌性，正是多年沉澱的厚積薄發。
03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合肥模式火了以後，各地官員紛紛前來考察，但至今沒有見到第二個合肥的出現。
合肥模式難以複製的核心，其實在於，清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該出手時果斷出手，該放手時絕不幹預。
在合肥，政府扮演的是“投行+產業合夥人”的角色。
我們看到，當地政府引導基金運作成熟，在企業最困難的時候，比如2019年的蔚來，能雪中送炭，而在企業步入正軌後，又能有序退出，讓企業在市場中獨立生存。
更難得的是，合肥打破了人走政息的官場魔咒——過去這些年，盡管主政官員幾經更替，但合肥“工業立市”的定位，始終沒有偏離。
這種長期主義的連續性，在浮躁的政績環境中，堪稱稀缺資源。
當然，風物長宜放眼量。高速增長的合肥，並非沒有隱憂。
龐大的國資投入，也伴隨著高企的債務風險；對汽車等單一產業的依賴，意味著一旦行業進入下行周期，或者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合肥將首當其衝。
而且，相較於杭州等周邊省會，合肥在城市能級與高端服務業上的短板，仍然製約著頂尖人才的進一步集聚，距離徹底擺脫“大縣城”的標簽，還有一定的時日。
04
總的來說，合肥的一次次高光，絕非偶然。
合肥的高歌猛進，給中國城市發展的最大啟示在於，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尊重產業規律，才能行穩致遠。
過去，人們常說合肥市政府是“最牛風投機構”，這其實是一種誤讀。合肥的成功，恰恰不在於政府深度介入企業經營，而在於它懂得退居幕後，用市場的邏輯辦事。
從這個角度看，合肥模式並不神秘，甚至談不上特殊，它不過是踐行了一些最基本的經濟常識、市場規律。
老老實實把製造業做紮實，讓市場去配置資源，搞好贏商環境，一座城市自然能擁有穿越周期的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