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香港《南華早報》刊文稱，近年來，中印一直在努力改善在2020年邊境衝突後惡化的兩國關係。但作為兩國間最棘手的爭端之一，邊境問題的敏感性可追溯至1962年。
印度學者此前一項學術研究認為，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美國可能在背後搞事。
“揭示1962年中印衝突的地緣政治層麵：美國如何影響中印分裂，”今年4月，印度金達爾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拉克什馬納·庫馬爾（Lakshmana Kumar）在發表的同行評審研究中深入探討了中印衝突的本質，指出其根源並非僅僅源於短暫的邊界爭端，而是冷戰時期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
庫馬爾寫道：“美蘇兩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策，對中印都產生了有意和無意的混合後果……蘇聯希望與印度和中國合作，而美國則希望看到兩者徹底分裂。”
據介紹，此項研究引用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國務院以及約翰·F. 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解密文件。
庫馬爾表示，他運用“批判理論，考察了20世紀50年代末中印關係突然惡化及隨後1962年衝突的原因，以及美國在背後充當的關鍵搞事者角色”。
他援引1951年美國國務院一份文件稱，“在外交上，美國努力利用中國西藏地區作為武器”，向印度渲染“中國威脅”。幾十年來公布的美國政府記錄和一係列學術研究證實，CIA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西藏地區開展秘密行動，包括準軍事訓練、情報收集、宣傳工作，並以印度領土作為中轉站。
庫馬爾表示，然而，CIA此類秘密行動及其規模“從未真正向印度方麵披露，直到為時已晚”。
他進一步指出：“（美國）的秘密行動取得的成果遠遠超出其預期。因為它確實導致中印走向對抗，同時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分裂。”
庫馬爾認為，美國情報界對於達賴1959年叛亂的結果“感到滿意”，因為這對中印關係造成巨大摩擦；更令美國“非常滿意”的是，中印邊境戰爭迫使尼赫魯政府放棄不結盟政策，向華盛頓請求軍事援助。
9月份，庫馬爾在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另一篇論文中，呼籲印度政府從1962年衝突中吸取教訓。文章稱：“（印度）必須對試圖利用中印爭端謀取自身利益的外部勢力保持警惕。”
政治評論員阿爾諾·貝特朗（Arnad Bertrand）在社交媒體X平台轉發了庫馬爾的論文。他寫道：“印度現在顯然有一種觀點，認為其與中國的曆史衝突是由於外部操縱，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非印度的利益……如果這種想法成為主流，修複關係的路徑在智力上就變得更可行。”
但他認為，美國是戰爭幕後黑手的說法“可能被誇大了”，並稱尼赫魯在中印邊境建立軍事哨所和據點的操作才是戰爭的“直接”導火索。
《南華早報》還提到，叛逃國外的十四世達賴在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書中，佐證了CIA曾參與策劃及協助他在1959年叛逃海外。達賴集團另一個核心人物、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曾表示：“美國人……隻是想挑事，利用涉藏問題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和不和。他們最終成功了。”
據新華網消息，1962年，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邊境東、西方雙方實際控製線，向我邊防部隊發動進攻。我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情況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作戰。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曆時一個月，清除了印軍設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據點，並進到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靠近傳統習慣線地區。戰後，中國邊防部隊主動撤至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製線中國一側20公裏以內地區，並釋放了全部戰俘。
《南華早報》稱，1962年邊境戰爭對印度是一次失敗，同時對中印關係投下長久陰影。2020年中印再次爆發邊境衝突後，兩國關係陷入冰點。
報道同時稱，庫馬爾發布研究成果，正值中印逐漸改善關係之際。8月份，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印度商品加征25%的額外關稅，使總關稅水平達到50%。麵對特朗普的貿易壓力，印度政府態度強硬。與此同時，莫迪加大與俄羅斯、中國、巴西等國家互動。
8月31日，莫迪在中印領導人會晤期間表示，印中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共識遠大於分歧，印方願從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兩國關係。麵對世界經濟高度不確定性，印中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加強合作十分重要。印方願同中方尋求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方案。
莫迪強調，印中都堅持戰略自主和獨立外交，兩國關係不受第三方影響，兩國合作將使21世紀真正成為亞洲世紀，雙方攜手將在國際事務中增強多邊主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