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法》草案目前已進入三審專家谘詢階段。修法帶來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許多模糊地帶。對監獄體係而言，法條從紙麵落地，仍須跨越更深層的結構性障礙。
去年9月，程東平迎來了“出監教育”。那天，監區獄警告訴他：“出去後不要再參與敏感活動，好好工作，聽從安排。”
他點點頭，沒有多說。
41歲的程東平曾係獄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鎮銀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鄭州上街維權，之後被判“尋釁滋事罪”和“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
出獄前的最後一個晚上，程東平在昏暗的監室裏坐了很久。高牆改變了他，讓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東西——規則的另一麵，以及“權力”在封閉空間裏如何被無限放大。
程東平出獄1年多後，2025年9月，《監獄法》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_（以下簡稱“草案”）_在中國人大網公開征求意見。
這是這部自1994年施行以來的法律，第一次被係統性修訂：條款從78條擴至118條，新增“申訴”“罪犯基本醫療”“通信與會見權”“社會保險接續”“犯罪記錄封存”等內容。
據最高檢消息，今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推動修改包括《監獄法》在內的多部法律，稱“法因時而立，因時而進”。
參與《監獄法》修訂建言的法學專家詹華說，這次修法的核心是讓“監獄更規範、服刑者更順利回歸社會”。
2025年9月8日，《監獄法》修訂草案二審稿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圖_網絡）
但他也坦言，這次修法不是主動改革，而是被現實問題逼出來的。目前草案進入三審專家谘詢階段，即將表決，他對未來持積極的態度。
隻是，這份“積極”仍在等待落實。多名律師、社工、刑滿回歸社會人員提及，草案中仍有許多模糊地帶；而服刑者的權利要從紙麵落地，仍須跨越更深層的結構性障礙。
板藍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當下的監獄體係裏，許多問題被以“製度”的名義隱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之前，監獄係統其實已在著手改變。
羅惘是華東地區一所中型監獄的獄警。那是一座剛重修過的現代化監獄，關押著超過千名服刑人員，工廠、操場、醫療室一應俱全。
兩年前，監區連續發生了幾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殘，有的因醫療延誤。羅惘記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個中年犯人突發腦溢血，審批救治的手續一路上報，但批下來時，人已經沒了。幾個月後，又有服刑人員因慢病惡化去世。
這在監獄裏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問責接連不斷，會議一場接一場。會上傳達的核心要求隻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從那之後，獄內醫療的處理邏輯不再“一刀切”。過去服刑人員喊身體不舒服，獄警往往憑經驗判斷，“小毛病”就扔出板藍根或藿香正氣水。“在裏麵，板藍根和藿香正氣水‘包治百病’。獄警甩出來的時候，從不會關心它有沒有用。”在西南地區從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師說。
而現在，為了規避風險，獄警們幾乎有求必應。羅惘說，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事出在自己頭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漢王山監獄為服刑人員提供健康體檢和慢性病篩查。（圖_澎湃新聞）
對患病的服刑者，《監獄法》修訂草案新增了26條內容，明確提出“要給予及時治療”。其中第七十五條還稱：“國家保障罪犯基本醫療。罪犯基本醫療的藥品目錄、醫療服務項目和醫用耗材目錄參照當地基本醫療保險有關規定執行。”換言之，未來服刑者不僅可以得到醫療保障，還享有一定比例的醫療報銷。
羅惘說，在監獄製度裏，“多做多錯”有時是個通用俗語。獄警上報服刑者的健康問題，有時會被領導打回來——“這點小問題，讓他熬一熬。”此外，監獄這種微型社會裏等級森嚴，老獄警一句話足以定調，年輕獄警無法越級決策。久而久之，不論大病小病，不到危機時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觸過的服刑人員中，有人患精神類疾病，申請就醫遲遲未批。還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療，直到出現貧血、腎功能損傷的症狀後才被送往醫院。
河北一名出獄人員回憶，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醫時，獄警以為他裝病，兩人起了爭執。送醫途中，手銬被鎖得太緊，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監倉後，他的複查被耽擱，駐監醫生隻是例行問詢，沒有任何檢查。藥物往往是分裝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隻換來一句“要吃就吃，別廢話”。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麵，明確的基本醫療保障隻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麵是強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監獄工作堅持黨的領導”，以及堅持未明確定義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羅惘的感受是，這些原則不僅針對服刑者，也約束著獄警。
去年起，羅惘所在的監獄每周都要組織至少3次針對於服刑者的思想學習，課程涵蓋政治、黨建、法製和愛國主義教育。法製的內容，會請相熟的公安係統指導員來講課；愛國主義教育則讓監舍的班長先行學習報紙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課室內進行分享。
監獄的勞動場所內還配置了電子屏，滾動播放各種黨代會的視頻素材。就在前段時間，針對八項規定，監獄還在大禮堂連開了幾天分享會，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參與，後續還得提交參會筆記。
2022年國慶期間，四川監獄開展愛國主義主題教育活動。（圖_網絡）
對於這些課程，監獄給的口號是“讓刑期變成學期”。對服刑人員來說，學習的一個好處是可以拿到積分或工分，用於減刑。
羅惘記得有次學習《新聞聯播》，主題是“中美貿易戰”。一個服刑人員在本子上寫下“美國垃圾”。羅惘問他為什麽這麽寫，對方一本正經地說：“美國就知道欺負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黨這邊。”羅惘哭笑不得。
有時候，羅惘想，對服刑者而言，不僅身體疾病在監獄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許會更深。
他深知這些“正能量”課程對於人的改造毫無用處。過去雖然也有類似的學習課程，但一個月不會超過2次，也很少會和減刑掛鉤。他覺得，如果草案順利落地的話，類似的學習可能會更多。
羅惘還覺得，筆記和心得也會帶來一定的灰色地帶，“現在還好，但以後如果減刑和學習評比掛鉤的比例越大，那獄警主觀決策權也就大了，自然有人會以此做些手腳。”
舊法漏洞
在服刑人員的權利體係中，申訴、控告與辯護權早被寫入法律，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被層層限製。相比現行《監獄法》，此次修訂草案中對該部分的調整，顯得尤為關鍵。
草案明確規定：
“監獄收到罪犯的申訴、控告、檢舉材料後，需要轉送其他機關處理的，應當在五個工作日內轉遞，不得扣壓。”
“監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不得將罪犯提出申訴、控告、檢舉，作為認定其不服從管教、沒有悔罪表現的依據。”
“監獄轉遞申訴、控告、檢舉材料後，應當在五個工作日內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況，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五個工作日。”
在詹華看來，這三條新增條款實質是對舊法漏洞的修補。過去，許多監獄往往將“申訴”視為服刑人員“不認罪悔罪”的表現，直接影響其減刑、假釋等權利。服刑人員因此身處“想申訴卻不敢申訴”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監獄，服刑人員正在參加減刑宣判。（圖_網絡）
一名曾因參與維權運動而被判“尋釁滋事罪”的刑滿出獄人員告訴水瓶紀元，他曾幾次試圖申訴，卻被獄警警告：“要是還不認罪、不認罰，就讓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脅，卻無力反抗。他還發現，不認罪的服刑人員往往會被“特殊對待”，管理強度更高，處境更難。
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屈振紅則表示，不少申訴材料在監獄內部被無理由扣壓，甚至服刑人員給律師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過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堅持申訴而被認定為“不服管教”，隨後被異地關押。
北京澤博律師王飛也坦言，即便舊法早已明確“監獄應當及時轉遞申訴材料、不得扣壓”，但各地在執行中仍存在“變形”做法。
“監獄方往往將認罪、悔罪作為減刑前提，這與申訴權本身是相衝突的。”他解釋道，一旦申訴，就意味著“不認罪”，即便表現良好，也難獲減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訴者，就是在這種環境裏被壓抑。
曾代理過刑事申訴案件的徐凱律師指出，草案雖然已明確禁止這種綁定，但最高法現行司法解釋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對罪犯正當申訴，不得不加分析地認為是不認罪悔罪。”
徐凱認為，這種“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辭，給了執行端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也讓新法的落實存在不確定性。
“這是理念問題，”王飛總結道，“很多監獄仍然把‘認罪’當作管理目標，但認罪不是服從，認罪也不該成為改造的唯一標準。”
除了申訴層麵，對與申訴權密切相關的“會見製度”，《監獄法》草案也作出了調整。
草案中規定，服刑者有權“與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親屬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機構指派的律師會見”。與此同時，會見、通話的範圍被擴大至經監獄長批準的“有利於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員”。
北京西城區一所看守所內，一名在押人員正在與律師會麵。無論是在看守所還是在監獄，許多律師都曾經曆“會見難”的情況。（圖_網絡）
許多律師都曾經曆會見被延擱的情況。魏敬說，按司法部規定，隻要律師提供三項材料——律師證、律所證明、委托書，監獄就應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但實際上，48小時隻是訂立在紙上的參考而已，“拖上個幾天很正常，更多的幾個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過原因，一方麵是監獄人手不夠；另一方麵可能是當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過上訪、維權的經曆，或是在獄中持續不斷申訴，被判定為“不服從管教”，獄方就會變相延遲審核會見的周期。
王飛則告訴水瓶紀元，他會見在西藏某監獄服刑的當事人的申請，曾被整整拖了八個月。而有時即便會見得以實現，對話的過程會被層層加碼，有一次會見前他曾被獄方要求提供“會見提綱”。
王飛認為，草案的出現是積極信號，但“修法之後，如何落實執行，才是最難的一步。”
新的模糊邊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來，《監獄法》修訂草案的一個令人爭議之處，在於生成了新的模糊邊界。
現行《監獄法》第47條規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監獄檢查。監獄發現有礙罪犯改造內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獄的上級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信件，不受檢查。”然而，“有礙改造”該如何理解，具體內容又該如何劃定，現行法律並未明確劃定。
以羅惘的實操經驗來看，雖然沒有具體規定，但“有礙改造”是一分為二的。
明麵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們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寫到讓家屬幫忙找律師辯護，則會直接劃叉，再統一交到負責收寄信的辦公處。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信件會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處的辨別方式是：“我覺得這裏不好”。羅惘記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裏寫了很多自己在監獄吃的苦，被關禁閉，為了減刑不停加班換工時積分，還提到在監獄被獄警欺負。
“這樣的內容肯定不能出去。”羅惘說，萬一惹了事，家屬舉報，大家都麻煩。
《監獄法》修訂草案針對上述現實問題作出了調整。第六十七條明確指出：“監獄應當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權利。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安全檢查。發現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動的信件，應當扣留並依法作出處理。”
但魏敬的疑問是，和“有礙改造”類似，“危害國家安全”這一表述該由誰來定義，是否有明確的內容邊界？他擔憂，如果沒有外部監管和公開機製，模糊表述可能成為新的“口袋罪”，讓通信權在現實中形同虛設。
一名服刑人員從獄警手中接過信件。（圖_網絡）
通信的限製並不止於服刑者寫出的信件，還涉及收信問題。徐凱曾給一名服刑人員寄信，係統顯示“已簽收”，但當事人從未收到。
徐凱多次追問，卻無人告訴他信被攔在哪個環節、出於何種理由被攔截。即便家屬或律師發現信件被扣留，也無法獲得解釋或申訴通道。通信權成了形式上的權利，缺乏實際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這涉及草案修訂的另一核心爭議，即監獄權力邊界被擴大。
詹華表示，監獄係統運行著兩套規則——一套是對外公開的《監獄法》；另一套是內部的執法手冊。
內部手冊不對外公開，卻在實際操作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監獄可以依據它進行內部監督、執行規範與權力自律。詹華認為，這種機製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防止權力濫用，但也意味著外界無法真正了解監獄的運行邏輯與決策過程。
“外界對監獄權力擴張的擔憂是有道理的，”他說，“但從內部看，係統也存在自我約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來，司法係統已啟動一係列自上而下的監督行為。”
2025年1月，廣西西江監獄，兩名獄警正在進行巡邏工作。（圖_網絡）
這在草案中也有體現。修訂的法律首次提及，監獄實行獄務公開，依法及時準確公開執行刑罰中的法律依據、程序、結果，主動接受監督。不過，草案同樣點明：“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信息，以及公開後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監獄秩序的信息，不予公開。”
詹華說，獄務公開給家屬、媒體與公眾，能夠盡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誤解以及內部各種亂象的滋生，並以此推動法治。
但他也強調，獄務公開其實是一個中國式概念。在西方國家，獄務公開歸屬在政府信息公開中監獄“執法公開”的內容裏。在我國，監獄管理局雖然隸屬於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開不屬於政務公開的範疇。
勞動與規訓
盡管草案首次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法律，但想起過去的遭遇，程東平仍感後脊發涼。在他看來，權利寫在紙上，但現實的牆太厚。
除了製度設計與執法實踐，中國監獄內部的勞動與生活條件也曾長期受國際輿論關注。程東平說，在監獄裏提勞動環境和權利隻會給自己帶來風險。在監獄裏，一切都在強調“服從”和“紀律”。
夏天的日子，車間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但空調不開，因為監區規定“節能”。金屬粉塵落在皮膚上，久了會刺痛。他曾提出能否開空調或是想辦法吸取粉塵，卻被告知：“這些事我們會處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勞動指標就被悄悄提高。
程東平還記得有一天，車間有位年輕人因為頭暈而倒下，獄警卻先質問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勞動”。年輕人不敢說話，隻說自己會繼續幹。
他回憶，大部分情況下，每日工作8小時，旺季可能到12小時，而報酬寥寥——大部分人一個月拿不到200元。但勞動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達標考核”。
每個工作都有產量指標，達不到就會影響“表現分”，表現分關係到電話、會見次數和減刑機會。
“在這裏，勞動不是勞動，權利也不是權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東平說。
關於監獄內勞動時間和勞動報酬等，《監獄法》修訂草案明確規定：“監獄對罪犯的勞動時間，參照國家有關勞動工時的規定執行；在季節性勞動等特殊情況下，可以調整勞動時間；罪犯有在法定節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權利；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並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
但魏敬說，從既往經驗看，首先勞動報酬很難執行。監獄內部的勞動，男監有不少體力活，女監相對輕鬆，做些製衣工作，但工資收入都低得“可憐”且和刑期相關。比如，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是幾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個月收入隻有100元左右。
同樣，在勞動休息和勞動時間方麵，魏敬說，多數監獄中，服刑人員的勞動任務往往與減刑或權利獲取掛鉤。例如，盜竊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獲得減刑，就必須態度良好並積極退贓。但現實是，許多服刑人員根本無力退賠，隻能通過服從管教、超額勞動來爭取積分或減刑。這種製度安排在無形中增加了壓力，也讓勞動成為他們“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慶一所監獄中，服刑人員正在使用縫紉機工作。（圖_網絡）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區監獄為例，服刑人員每月隻能購買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種類有限。零食、調料等日常食品受到嚴格管控，生活樂趣被壓縮到最低。
他還記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鍋”是在監獄內部最幸福的時刻，但那不過是一根火腿腸，用冷水泡開，加上方便麵調料和豌豆碎末，這種拙劣的“儀式感”，是他們能擁有的少數生活慰藉。
《中外法學》雜誌在《現代西方國家監獄製度比較》中指出，歐美國家的監獄在設計之時，勞動與教育就被視為改造核心。
從製度上看，美國提供職業訓練和監獄工業機會；法國實行政府管理勞動和特許製勞動，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於司法或儲蓄；德國尤其關注青少年教育和職業訓練，強調社會接觸和改造。假釋和監外執行製度普遍存在，表現良好的服刑人員可申請提前釋放或臨時外出，由專門委員會審核。
詹華解釋，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過更規範的製度，一方麵讓監獄方麵有法可依，有了具體的執行抓手，避免執法過程當中的權利濫用；另一麵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權利。
但詹華也指出，監獄隻是冰山一角，看守所與留置場所的權力運行同樣需要關注。在全球視野下，監獄內部的細節不僅是管理問題，更涉及司法文明、權力邊界以及服刑人員改造和社會重返的核心議題。當權力的邊界重新劃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牆之內萌芽。
王飛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不論草案修訂還是近年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口供依賴”的討論，本質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效率與公正的權衡。
斷層的接續
監獄學者芮佳瑞在《監獄法論》中指出，監獄應承擔讓人回歸社會軌道的功能。這亦是此次《監獄法》係統性大修的題中之意。
相比以往版本，草案第60條提出了“符合條件的犯罪記錄封存”，第79條涉及出獄後社會保險的“接續與保障”。
2024年出獄後，孔熙在一家玻璃工廠找到臨時工作。幾天後，同事發現他用著一部蘋果第四代手機，他因盜竊入獄的過往因此被揭開。老板沒細問，第二天就讓他走人，工資也沒結。
孔熙承認自己犯過錯，但覺得，“進去一趟，人就髒了，怎麽洗都洗不掉。”
後來，他試過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隻幹了十幾天。不是工資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對方一查犯罪記錄就趕人。想要開滴滴也隻能借別人賬號，根本幹不長久。
有參與公共事件後入獄的刑滿出獄人員也表示，求職時稍具規模的企業都要無犯罪記錄證明，這成為他無法翻越的高牆，無奈之下隻能改名換姓。
程東平說，外麵有句俗話叫“案底帶一輩子”。一旦留下案底，很難正常就業。擺到現實當中，連保安、網約車司機都需要“無犯罪證明”。
當下，許多企業要求應聘者提供無犯罪證明，這成為許多輕罪刑釋人員回歸社會一道跨不過去的坎。（圖_極目新聞）
律師金宏偉一向關注“輕罪前科”的問題。他曾撰文表示，“案底帶一輩子”已經實質化為一種附加刑。我國40多部法律，如《公務員法》、《教師法》等，都規定剝奪受過刑事處罰者的從業資格。
《罪犯矯正學概論》一書中有數據顯示，在重新犯罪的人員當中，因為釋放後無法就業的占到60%以上。
詹華認為，犯罪記錄封存的核心在於保護個人權利，即便曾經犯罪，也不應因記錄被無限製使用而剝奪其社會權益。相關機關在處理個人事務時，應盡量將其視作“無犯罪記錄”的狀態。例如，在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時，即便有輕微犯罪，也應允許封存。
他還表示，德國和北歐國家的實踐也以寬容和權益保護為主，但國內製度尚未全麵出台。目前，對輕微犯罪（如三年以下或最高刑為六個月的案件），正在探索開具封存證明的方式，封存期限仍存在爭議，一年以下被認為更為合理。由於立法主題的限製，監獄法本身無法直接解決犯罪記錄封存問題。
《財新》雜誌也在近期的報道《輕微犯罪記錄封存怎麽做？調研建議以危險駕駛罪進行試點》中提及，最高法院谘詢委調研組認為，刑釋人員長期遭受歧視，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隨後果等於宣告“社會性死亡”。該調研組建議先選取部分罪名開展試點，後總結實踐經驗，完善立法；並建議優先考慮案件量大、社會影響麵廣的危險駕駛罪等罪名。
屈振紅指出，一些涉及職務犯罪的公務員或國企人員服刑後社保被停，出獄後再就業和就醫都受影響。如果司法部和人社部能通過配套規定解決社保銜接問題，對他們的社會重建具有關鍵作用。
李建此前曾是處級幹部，因職務犯罪入獄七年，後減刑兩年。出獄後，社保、醫保全無，為了重獲退休保障，他隻能重新補繳近20萬元的保險金。
草案還提及司法矯正和幫教，增加了心理輔導、社會適應教育等條款，要求監獄關注服刑人員心理健康，幫助他們恢複社會功能，降低重犯風險。但在長沙市地衣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創始人朱聰看來，對刑滿出獄者而言重新開始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場漫長的重建。
這家社工服務中心主要救助和幫扶街頭的流浪者。據她統計，流浪者中至少一半有案底。過去數年，她和同事通過長期個案陪伴——補證件、找棲身地、重建生活節奏——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詹華還表示，建言的專家團中，亦有學者指出，國務院早在相關公告中提出將“刑滿釋放人員”稱為“回歸社會人員”。他說，在名稱上消除烙印，或許也是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重要一步。
程東平說，有些問題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變的。不過，講述本身或許就是一種抵抗，或許能帶來改變。
（文中程東平、李建、羅惘、魏敬、孔熙、詹華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