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十年打擊恐怖組織和叛亂勢力的戰爭中,軍方和情報機構認識到:要摧毀一個犯罪網絡,首先必須了解它。
這通常意味著先抓捕底層人員,再通過他們順藤摸瓜鎖定更核心的目標。
美國在這方麵雖取得過一些成效,卻也犯下不少錯誤——有時會誤擊目標或造成附帶傷亡,這不僅激怒了當地民眾,還使得新產生的敵人超過消滅的數量。
正是這些失誤促使美國開始建立詳盡的情報檔案。這樣一來,批準打擊行動的文職官員能確信目標的準確性,也能更清晰地預判行動可能帶來的意外後果。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地區打擊其所稱的運毒船隻時,似乎完全拋棄了這些從長期反恐戰爭中吸取的教訓。
自9月初啟動這項行動以來,美軍已造成80多人死亡。但軍方根本不清楚被擊斃者的具體身份,而且這些打擊行動的目標並非販毒集團高層頭目。
相反,軍方擊斃的充其量隻是些底層人員——他們在販毒活動中可能僅負責轉運可卡因並獲取少量報酬。(更糟糕的是,部分遇難者或許是漁民、移民等與販毒活動毫無關聯的無辜人員。)
“傳統上,我們的禁毒行動向來直擊蛇頭,瞄準販毒集團的核心人物,”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領袖、康涅狄格州眾議員吉姆·海姆斯表示。“而現在的做法顯然背道而馳。我們不去打蛇頭,反而盯著蛇尾不放。抓捕的都是些貧苦的前漁民,他們可能收了300美元報酬就幫人把一批可卡因運往特立尼達島。”
此外,這些打擊行動也不利於摸清販毒集團的運作模式。專家指出,要瓦解一個犯罪網絡,就必須抓獲相關人員並進行審訊,進而揪出背後的資金提供者和頭目。而美軍炸毀運毒船隻的同時,也毀掉了關鍵的情報和證據。
“如果真的想遏製販毒活動,顯然不該采取這種做法,”前美國資深外交官安妮·普福爾茨海默說道,她的職業生涯長期專注於禁毒領域。“正確的做法是抓獲船上人員,使其供出組織中層,再通過中層追查高層,最終鎖定頭目。”
據了解軍方機密簡報的人士透露,軍方知曉船上人員與販毒集團存在關聯,且對船上載有毒品有一定把握。但他們表示,在絕大多數——甚或全部——打擊行動中,五角大樓都無法確切知曉被擊斃者的身份。
民主黨議員稱,這構成了實質性危險。
“在這類行動中必須極度謹慎,原因有二,”海姆斯表示。“首先,人們會期待你在誤殺無辜者方麵有所顧慮——這涉及道德層麵,而且我願意相信道德準則至今仍有分量。其次,這還存在反噬風險。”
在美國長期的反恐戰爭中,中央情報局和軍方發現,擊斃恐怖嫌疑人後,其家屬可能會因此變得激進化,轉而敵視殺死他們兄弟或兒子的美國。
海姆斯指出,每一次打擊運毒船隻的行動都存在同樣的風險。
“這些人不過是為500美元的酬勞,做出駕駛快艇前往特立尼達的糟糕決定,”海姆斯說。“他們就像是街頭小混混。如果美國傳遞出‘生命毫無價值’的信號,這種負麵影響一定會反噬我們,絕對如此。”
支持這類打擊行動的人士稱,近年來無人機和衛星的空中監控技術不斷進步,相較於打擊陸地目標,襲擊海上船隻造成附帶傷亡的概率更低。
特朗普政府官員還指出,其前任民主黨政府在反恐行動中,即便不確定被打擊者的具體身份,也會批準行動。
奧巴馬政府時期,中情局曾實施過在不明具體目標身份的情況下發動的反恐打擊。這些行動基於情報評估,通過“生活規律”及其他信息顯示目標人員與已知恐怖分子的關聯性。
這類襲擊被稱為特征打擊,因其依據是目標人員的行為符合恐怖主義行為,或是帶有恐怖主義“特征”,但美方並不確切知曉目標地點人員的身份,也不清楚他們具體在策劃什麽行動。
然而,這一術語從一開始就蒙上汙點。批評人士認為,針對大批身份不明的疑似武裝分子實施打擊,對阻止恐怖襲擊收效甚微,反而容易出錯導致平民死亡,進而引發當地民眾對美國的敵視。
迫於爭議,“特征打擊”受到了限製。後來奧巴馬政府開始打擊也門境內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時,便將這類行動改稱為“恐怖襲擊阻斷打擊”。
盡管此次打擊運毒船隻的行動與以往的“特征打擊”存在一些相似之處,但軍方否認這些海上打擊屬於“特征打擊”。在向國會議員做簡報時,軍方官員堅稱,他們確信船上載有毒品,而這些毒品才是打擊行動的真正目標。
但議員們表示,這意味著船上人員實際上淪為了附帶傷亡。
“軍方告訴我們,這不是特征打擊,因為它不僅依據生活規律。但他們也並非認識船上的每一個人,”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薩拉·雅各布斯說。
雅各布斯明確表示,她認為這些打擊行動是錯誤的。
“我沒有聽到任何證據能讓我相信,這些行動不屬於法外處決,”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