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自己是被時間追殺的。那個麵目非常恐怖，它控製我，主導我。
高中在重慶一所頭部學校，分班又進了競爭最激烈的“清北班”。7點早讀，11點下晚自習，睡不夠6小時。時間以倒計時的形式壓在我身上——考數學，最後大題算不完，考語文，大作文寫不完。每類題型的答題時間稍微超一點點，就開始慌，說明我不合規範了。
數學老師說：“高中就是一個大滾輪，你跟著它滾就行了。”早晨鬧鍾一響，意味著我又要回到被追殺的狀態。我以為考上大學能掙脫這個係統，沒想到，不過是換了個形式的“大滾輪”。
許多同學把大學當高中上。大一就忙著加入“師門”，做本科研究，即便並不清楚自己想研究什麽。像羊群效應，參照師哥師姐，他們的出路決定了下一屆的出路——當下最主流的，就是讀研，變成人際交往的坐標係。
籃球場上，也多在聊哪個師姐保研了，哪個師哥直博清華了，然後必問一句：“你打算什麽時候準備？”大二開始，每個人身上的倒計時，變成“距離考研X天”。期末臨近，總有人抱怨“我什麽都沒做，我完蛋了”，盡管他們明明是最卷的。
這個厚厚的“好學生的殼”，也一直長在我身上。複習微積分時，我害怕盡力學了還是失敗，就像高中一樣。我在教室裏瘋狂走神，摳手，摳到手指流血。壓力最大時，突然一個念頭襲來：我想讓“好學生”的自己橫屍在所有人麵前。既然不再優秀，不如徹底死掉。
最初讓我感到荒謬的，是一堂中國哲學課。老師講王陽明心學，底下同學都在埋頭抄筆記。本該是生命體驗的學問，被塞進一個個知識點裏。整堂課沒有舉手提問，像極了高中一輪二輪複習的樣子。
複讀那年，我寫過一個作文，題目叫《高考是一場有限遊戲，而人生是場無限遊戲》。我好不容易掙脫了那套有限遊戲，怎麽大家又回來了？一些水課不點名，但我們寧可坐在教室裏玩手機，也不願意把課翹掉，去做更有價值的事。
我意識到，高考不是一個節點，而是一整套人造係統，包括但不僅限於：幼升小、小升初、中高考、保研、考研、考公、考編，成為“人上人”……在大學內部，學生對未來的想象依舊很貧瘠。
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想離開學校，想跟世界直接產生連接，做跟社會直接發生互動的事情。在教育社會學的課上，我跟朋友一起發起了一項中學生抑鬱症的研究，尋找訪談對象時，接觸到許多休學家庭，之後了解到“創新教育”學校。
進入這個圈子後，我加入了“輕舟計劃”發起的“無界大學”，他們要創辦一所創新型、去中心化的大學。像外賣平台那樣，你可以點一個老師，找同一個城市也想學的人，涉及各個學科領域。
這個理念非常吸引我，大二夏天加入了他們。隨著項目占用的時間增加，大三上半學期，我遞交了休學申請。那時並沒有想好，具體休學多久，隻是覺得出路不在學校裏，要到社會上去找。
申請被教務老師否決了兩次，她不信任我的創業計劃書。我又向學校重新提交，前後走了兩個多月流程，一直批不下來，焦慮到有點崩潰。那個學期我很少回學校，有人會擔心我太出格了，還有同學看到我轉發的項目，背後議論“是不是被傳銷騙了”。
●拿到休學離校單。講述者供圖
媽媽一直支持我。她是小學語文老師，學業上比較“散養”我，保留了小縣城那種，大人工作、打牌，小孩自己玩。小時候她常在睡前帶我讀書，讀鄭淵潔、沈石溪。暑假作業沒寫完，會幫我一起補，有時我偷懶不想上學了，也幫我請假。
我們盤了一下休學的好處和壞處。她知道歐美會有gap year的傳統，也跟我參加過成都的創新教育大會。我未來想申請國外大學，在她看來，可以借此向外探索，體驗。最後是她到學院找老師幫我做了承諾，才終於被批準。
我在心裏不斷默念，“我要打碎過去的自己”，從食堂走到自習室，在紙上寫下這句，心裏越來越興奮。我的主線任務不再是跟著滾輪往前，要把自己從輪子上一點點剝離開來，重新找到屬於我的那一條路。
高中畢業那年，我給一些孩子做過家教，很喜歡一個生命影響另一個生命的過程。
帶的第一個學生，是被媽媽批評隻有“理科腦袋”的小男孩。我教他語文，先帶他讀林清玄的散文集，再帶他寫詩，寫不出來時，給他看大學生支教的詩歌課紀錄片。鄉村小朋友的情感相對更封閉，我讓他念他們寫的詩。
每個人都有想要表達的東西，有些孩子隻是暫時被僅有的評價體係給“封印”了。後來我花幾天帶男孩去公園散步，讓他閉上眼睛，感受風、聽聲音、聞氣味，觸摸樹葉的紋理，觀察光影的變化。
最後他動筆寫了一篇作文，描繪跟媽媽春運回家時，在火車站看到的一幅畫麵——那麽多打工回家的人，左手提麻袋，右手牽小孩，身上背了很多行李，一直焦急在看站牌。他感受到，人們對家的渴望。媽媽很震驚：“這真的是他寫的嗎？”
接觸創新教育這個圈子後，我發現以前當家教時用過的方法，跟“教練”有相似之處。聚焦於當下的感受與目標，沒有固定範式。我陸續帶了15個孩子，更多還是陪他們聊天。有家長看到我在社群做的直播，把休學的孩子交給我來帶。
●跟孩子們視頻。講述者供圖
今年5月，我在昌平一個創新教育社區待了三個月。有的孩子是被學業壓垮了，有的是跟父母關係崩了，有的在學校被孤立、被排擠……第一次見一個高三休學男孩時，他整個人縮在角落，不說話，也不看人。我把他帶到一邊，隻問了一句：“你最近還好嗎？”他眼淚就下來了，說沒有人這樣問過他。
我高考前有一段時間，見到媽媽就很想哭。因為“清北班”的那種學習模式，把我的安全感擊潰了。
我大多數的自我認同感，都來自於我成績很好。在學校裏我一直是被偏愛的，被看見的。所以後來考試反複失利，我就長期感受不到自己。“我隻能是最好的，否則我就是被嫌棄的”——對我來講，隻有這兩種極端的體驗。
打籃球時，也是。作為控球後衛，一旦過半場，24秒進攻時間就變成倒計時。我總是急著把球處理出去——既然時間不夠，就快進到最後一步，趕緊死，下一回合再重開。大二那場半決賽，投了很多球，一個沒進，被換下首發。我回家哭到歇斯底裏，覺得最驕傲的籃球也失敗了。
●籃球賽的獲獎時刻。講述者供圖
之前數學老師所說的那個“輪子”，代表了一種合理性，即“我生存的目標和方式是高度一致的”。考上清華的師哥回來宣講，說你們現在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現在在清華的宿舍躺著，起來什麽都不幹，都覺得太爽了。
整套敘事都告訴你，你生來就應該滾進清北的門，導致我們這些好學生似乎一定要證明“我是屬於彼岸世界的”。
離開學校，我想給休學孩子的每一個反饋，都是我曾經很需要、但沒有得到的。我需要它們來打破高考體係裏單一的評價機製。另外的視角出現，對孩子來講就是一個突破，一種安全感。
我遇到一個12歲的女孩，不想上學，整天打遊戲、畫畫。媽媽把她送進過戒網癮學校，結果更糟。我把iPad借給她玩，但跟她做了個交換：你每給我講一個書裏的故事，就能玩40分鍾iPad。她講故事講得特別投入。
那幾天她和媽媽的關係很糟，經常吵架，我給她們辦了一場“吐槽大會”，兩人輪流說，中間誰也不許插嘴。女孩一下說到，媽媽不該在房價最高的時候買房，讓資產變成負債，導致全家壓力這麽大。媽媽顯得很無力，隻怪女兒為什麽不好好上學，還亂花錢。那次之後，她們安靜了五天，手拉手去村裏散步，是很久沒有過的親密。
我生活在重組家庭，父母離異後，跟外婆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來從小縣城去到重慶主城，一直沒有安全感。媽媽那時也有自己的事業要忙，需要在新的家庭裏穩固關係，她很少看到我的不安。
那時爸爸不主動給撫養費，媽媽也會讓我自己去要，但爸爸會找借口，說我從縣城去了主城，已經是“上流”的人了，拒絕給錢。有一回他這樣說，把我激到崩潰，坐在地上大哭，媽媽也沒有安慰，而是把第二個爸爸叫來哄我。
媽媽會在節點性時刻參與到我的生活裏。比如小升初的時候，她知道重慶最好的學校就那幾所，會幫我去準備材料，甚至是找關係，希望把我分到更好的班。複讀那一年，有一次模擬考試，我又考得很不好，媽媽開車帶我回家，經過黃花園大橋的時候，我在車裏哭，她就說，“你哭啥，你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其實，休學頭幾個月，我做的兩個創新教育項目都接連失敗了。那些孩子的微小改變，是我這一年裏為數不多的可以稱得上正反饋的東西。
有個河北的休學女孩，跟我線上交流一段時間後，打破了自我封閉。她分享出門的見聞時，我立刻鼓勵她，希望讓她知道，並非隻有複學，才算得上結果，熱愛生活就是值得被看見的。
去年9月份，我在申請休學後參與的第一個創業項目裏，每天寫商業計劃書、見投資人、談合同，常常隻睡三四個小時。可最後，這個項目還是停了。
項目有一張理想藍圖：一所依托線上平台的大學，有AI當你的個人學習助手，有來自全球、各類學科的課程，有專業的“教練”關注你的狀態，和一群跨年齡、跨地域的共學夥伴。
我那時覺得，這樣的大學可以創造一種全新的學習模式，大學生不用再被傳統課堂束縛，能滿足許多像我一樣，不願意在封閉式校園裏上大學的學生。
問題其實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團隊核心20多人，大部分是創始人家長社區裏的媽媽，大家幾乎沒有創業經驗。我和團隊裏另外3個年輕人，也缺乏商業落地的能力。我們開了無數次會議，每個人對“理想的大學”都有自己的見解，陷入無休止的爭吵和共創。
當時感到不對勁的是，我為什麽一直在和一群媽媽談“我理想的大學是什麽”，而不是我們的客戶大學生群體。創業項目離不開商業邏輯，最基礎的問題就是，誰願意為你的產品付費。市麵上能賺到大學生的錢的，還是圍繞評價體係的那幾類，留學和保研的中介機構，考公考研的輔導機構。
產品最初設想的痛點用戶，是那些在基礎教育階段就把孩子送去創新教育學校的家長，但這個群體基數實際非常小。而且我們始終沒有打通從大學到就業的這一關。
●給孩子們辦匯演。講述者供圖
我不想閑下來。很快，團隊裏認識的一個朋友，拉我一起去了江蘇的一個新項目，通過社會實踐的方式，給公立學校打開一個口子，讓那些小朋友通過春秋遊的形式參與社會實踐，從學習生活裏走出來，喘一口氣。
我們拜訪了多所公立學校，過程也不順利。通常是，半個小時做了一些自我介紹，彼此都很尷尬，對麵對我的自我介紹感到非常疑惑。聽完，客氣地笑笑，然後問，“這個活動能幫我們評上‘創新實踐獎’嗎？”
當然，也有少數人很真誠，想要繼續談下去，給我們提建議，但是一到產品報價環節，他們又都直接決定退出——公立學校春秋遊的人均生源撥款通常是幾十塊錢，而我們的產品至少需要一個學生一百多。
我們後來找了國際學校。我負責AI課程的推廣，結果教務老師說，家長們買單國際學校，是為了外教課，也在學費中占據了很大份額。加上AI課，就要砍掉一節外教課，擔心家長大規模集體退費。最後，讓簽對賭合同，“如果推了 AI課，學校每減少一個學生，學生一年10萬的學費，你來賠付。”
到這裏，我對創業徹底“祛魅”了。不是想象中那樣充滿理想、那麽酷、那麽了不起。尤其在早期缺乏資金時，我做的都是髒活、累活。而創業項目要想成功，必須與那個更大的教育係統形成相輔相成的利益關聯。
走出去見了那麽多校長、學生之後，我發現他們也處於高考係統那種方式裏，有一個結果在後麵追他。任何事都是不完美的，人生可能會不斷地摸到一手“爛牌”。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第二個創業項目終止，我有點像辭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回了老家。這時我真正的“休學”才開始。
起初，那個好學生的心態又回來了。我心裏總有假想敵，擔心自己停下來，就是被超過了，落後了，會有一種生存性的、本能的恐懼。有幾天，我瘋狂跟AI聊天，說我之前做了什麽，我的優勢是什麽，問我接下來可以去哪兒？結果發現它們一點都不懂我。
沒有下一個去處，我隻能停下來，允許自己什麽都不做。
晚上睡不著，我就在想，為什麽人一定要按照24小時過？有沒有可能我的世界就可以36小時一天，或者18小時一天。我總想掙脫時間，想掙脫一種外部規則，想要證明我活著的規則不來自於一門考試。
以前，我總希望自己的時間安排是完美的。像複習考試，我喜歡待在戶外，如果北京風很大，又糾結要不要去圖書館、預約座位，但擔心沒法出聲跟自己交流。整個過程，陷入反複的內耗，甚至是“自毀模式”，最後這一天幹脆啥也不幹。
在科技哲學的課上，我對老師講的因果律很著迷，結課時，我寫了一篇跟時間有關的論文。我找了一本相關的專業書，起初看不懂，有時看不懂睡著了，醒來繼續看，還跟AI聊，形成一套自己的假設推演，又跟朋友辯駁，重新修改。
這是我第一次擺脫對時間的恐懼。沒有因為看不懂書，就覺得自己耽誤了時間，感到不完美。
論文裏，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時間就是河流，一直往前，生命唯一可感的、不可逆的就是時間。我其實是在河裏麵的，河岸反而是確定的、客觀的規律。休學後我才逐漸想明白，自己想打破、想尋找的，就是屬於我的“河岸”。今年夏天，我開始思考回學校的事。
在一個哲學節的活動上，我遇到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的孫哲老師。我問他，我應該繼續休學還是複學。他的回答是，“Why bother？”在他看來，執著於依靠休學實現自我，是一件不必要的事，完全可以先把學曆拿到，再all-in，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創業空閑時，彈吉他。講述者供圖
我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現在很會做飯，社會化的能力也提高了，懂得怎樣跟中介房東處理雞毛蒜皮。也開始記賬了，學著照顧自己的現金流，之前完全沒概念。重新回到這個環境裏，能做不一樣的事。
考試前，我把AI訓練成一個“超級智能體”，讓它像出題人那樣幫我複習，打磨我的回答。上課時，我也讓ChatGPT當助教——通過老師的授課聯想到某一個idea，先跟它展開一輪討論，下課再去找老師、師哥師姐聊。
我喜歡跟AI聊一些自我覺察的時刻。意識到自己有點濫用社交媒體，小紅書打開之後刷得停不下來，我也會去跟AI複盤。AI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有點像理性和感性上都非常強大的朋友。
對創業祛魅後，發現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係統需要與之斡旋。在創新教育的圈子裏，許多人提到公立學校，提到高考、提分，深惡痛絕。而我是一個中間態。
如果說人一定要脫離係統，這種必然性也可能會成為另一種暴力。即便還是在體製內學習，至少過程中，接觸一個盡可能多元的評價體係，試著變得更快樂。
回到學校後，我在自媒體上發起了一個“00後出洞了”社群，現在聚集了近200人，多數都是本科在讀的朋友。大家在群裏分享實習信息，還有跟我一樣休學過的朋友私信投稿，講述自己那一年的改變。幫助到別人，給了我很多正反饋。
●在籃球賽總決賽上。講述者供圖
上周學校的籃球賽裏，對麵是一支第一次打進總決賽的隊伍，他們非常想要獲得勝利。我們一直拉不開差距。有兩個師妹也第一次從冷板凳坐到首發，同樣很想贏，但經驗不夠導致不斷失利。
我看到師妹很著急，中場時我問我自己，你想不想帶大家贏？我想。那你怕不怕輸？我說，不怕。那一刻，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河岸，24秒進攻倒計時的概念消失了，我察覺到自己在主動投入拚搶，防守，衝刺，做這些事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