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瓦羅·西紮 圖/一言一吾 i-Talk
建築師阿爾瓦羅·西紮煙不離手。以往他一天需要抽四包煙，現在過了90歲，考慮到生過大病、住過院，他收斂到了一天兩包。不抽的時候，他習慣性地把煙夾在手上，任其慢慢燃盡。另一隻手上的鉛筆同樣停不下來。有時，難得他願意接見的來訪者還在對麵說著話，他卻突然開始走神，兀自提筆在紙上畫了起來。
在2025年9月結束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阿爾瓦羅·西紮的檔案”個人回顧展上，能看到西紮年輕時在駱駝牌香煙包裝盒上畫的手稿。他從小喜歡畫畫，六七歲的時候，在叔叔的引導下畫鄰居家的馬。兒時，他去巴塞羅那，受高迪影響，迷上了那些有機的弧線。他原本立誌做雕塑家，被父親阻攔後，投身於被認為就業前景更好的建築行業。
1933年，阿爾瓦羅·西紮出生於葡萄牙馬特西諾斯。十幾歲時，他接手了第一個項目——給祖母設計廚房。2024年，他親自操刀，為波爾圖的蒙特達拉帕莊園（Monte da Lapa）做保護和改造設計。蒙特達拉帕位於老城與新城的交接地帶，原為廢棄堡壘與工人住宅區的混合體。
在改造方案中，西紮沒有拆除“島嶼”式的工人住宅，而是把它們視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修繕並重整——磨坊被改造為餐廳，新旅館嵌入舊結構，小公寓和回遷住房相互穿插——試圖在曆史住宅與新建綜合體之間做“拚貼式”連接。原本鬆散的獨立建築借助道路網絡和視線組織，展現出不可思議的統一性。
人們常把建築師視為“造型天才”或“城市魔術師”，強調那些標誌性、大尺度、具有抽象性的作品。但西紮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他不是張揚的“造勢者”，而是一個場地裏的“微調者”，一位光影間的“敘述者”。他從現代主義傳統中汲取力量，卻不執著於流派和形式；他在地域經驗中尋求根基，卻不淪為地方主義的陳詞濫調。
阿爾瓦羅·西紮（中）和中國建築師馬岩鬆（右）、紀錄片《我與建築師有個約會》的製片人朱麗康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始於白色
阿爾瓦羅·西紮語速緩慢，用濃重的煙嗓解釋自己的設計理念，又像在描繪某種預言。“一棵新樹是如何融入環境的？它實際上是整個建築的一部分。唯有通過時間，才能實現空間的維度。”在解釋自然與建築之間的關係時，西紮這樣回答。“我可能不會看到這棟樓完工，但其他人會看到，我的兒子、我的孫子，他們在那個時刻會在場。” 2024年6月，葡萄牙波爾圖，中國建築師馬岩鬆前來拜訪時年91歲的阿爾瓦羅·西紮。陽光從窗邊斜射進來，西紮坐在繪圖桌前，語氣平靜，偶爾停頓，像是在等待語言追上思緒。
“西紮心中至少有幾百年的時間尺度，看著他，就像是看到了好幾個時代。”對談結束後，馬岩鬆和紀錄片《我與建築師有個約會》的製片人朱麗康站在由西紮主持的萊薩杜巴利奧修道院（Monastery Leça do Balio）擴建項目的院落中央，為節目錄製結語。“整座建築沒有人工照明，借助自然光線營造出一個純粹的精神空間。”
萊薩杜巴利奧修道院，葡萄牙波爾圖，2024 圖/一言一吾 i-Talk
朱麗康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拍攝紀錄片時，正在施工的修道院擴建項目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紮用了最簡單的材料，但給人的感受非常豐富。”低矮的白牆建築為這座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修道院賦予了輕盈的韻味。簡潔的牆麵、狹長的窗洞，被垂直線條分割的光影，以及與周邊環境的微妙對位，讓人一時分不清它們究竟是被建造出來的，還是原本就生長在那裏。
這是西紮的建築常給人的錯覺，像在時間中凝固的地貌。仿佛它們的到來不過是輕輕地在大地上添了一片光影、一抹色彩、一種呼吸。西紮用變幻的光影將場地、文化和記憶載入他的幾何世界。
在以人為焦點的主流建築敘事中，西紮的克製和“消失感”成為一個反常而有張力的特質。他很少在訪談和演講中強調自己，更願意讓建築說話、讓場地回答。在詮釋作品時，西紮也會把自己排除在外，把項目當作獨立的命題。西紮說，他的建築中“沒有我”——這不是在否定創作者的聲音，而是對場地和曆史經驗的尊重。在他眼中，隻有建築師的個性主動退讓，生活和文化才能成為主角。
白色是西紮的設計中最突出的要素，但他不認為這是一種風格。“我聽過很多次，說我讓一切都變白了。我把它變成白色，是因為我覺得它必須是白色。”在地中海沿岸的葡萄牙，粉刷白色石灰的外牆可以反射光線、抵禦熱浪。但西紮的白色超越了功能性，它勾勒出形體的輪廓，凸顯光線的變化，讓空間在純淨中浮現。
對西紮而言，顏色從來都不是預設的答案，而是與環境的對話。他為杭州建造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選擇了自然古樸的磚紅色，而在寧波的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則出人意料地運用了大麵積的黑色。“不是純粹的黑色。”西紮解釋，建築外牆波紋鋁板的色彩實際上會隨著周圍的光線而變化，在特定的天氣和時間會呈現為璀璨的銀色。“它是我腦海中的黑色，來自東錢湖湖水的深度。”
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浙江杭州 圖/Fernando Guerra
西紮說，他的很多選擇都源於直覺——那些看過的建築、環境，雖記不清細節，卻在設計時自然浮現。“我們不能有意識地操作靈感數據庫，但它們在潛意識裏，神秘的是，當我們需要時，它就來了。”
作為西紮近50年的合夥人，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見證了他的無數靈感轉變成方案的時刻。“他從不計較這些想法誕生自何時、是否符合最初的預想，有些想法早已被他的思維重塑，演變成全新的創意。”2025年11月，卡洛斯在上海出差期間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在卡洛斯眼中，西紮隨時都在觀察和記錄。“他總是在‘工作’，運用他快速繪製精美草圖的技巧。他甚至從醜陋的事物中學習。他將這些儲存在他大腦中的巨大檔案庫裏。在需要時運用它們。”
卡洛斯說，西紮並非一個癡迷的知識收集者，“但他有不斷學習的意願，以及做得更好、更適應新現實的願望，使他成為一個與時俱進並對周圍發生的一切（無論是普遍現象還是建築領域）都持有批判態度的建築師。”
耳濡目染中，卡洛斯被西紮的思維範式同化。走進一個陌生的空間時，他們總會下意識地開始觀察窗戶的位置是否合適、家具可否換個方式擺放、露台的石頭是什麽材質……腦海中會產生激烈的點評和思考，“這個完成得很好，但設計有點糟……”
卡洛斯說，即使在休假期間，他們也總被這樣的思緒占據。“我們總是在批判。但批判並不意味著壞的方向和方式，我們批判的意思是它可以更好，或許應該在之後的某個建築中使用這個想法。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當一個92歲的人說他仍在學習時，他就是那樣。”
“我們需要問題”
40年前，要從葡萄牙的其他地方打電話到首都裏斯本非常困難。“有時候你需要早上試很多次才能接通，因為係統沒那麽好，沒那麽技術化。”年近70的卡洛斯談到西紮對新事物的適應，“他見過很多事物，他使自己適應了所有這些。我們不想成為那種抗拒新事物的老人，像是說電動自行車不應該存在，因為自行車的好處是做運動……相反，我認為一切都應該存在，但你應該有所選擇，而係統正在讓你幾乎沒有太多選擇。現在很多人說沒有了真空吸塵器和手機就不可能生活。”
人工智能的出現，對設計工作室而言，好處也許小於災難。“年輕人和年輕建築師會使用它，因為它更容易。而通常更容易的方式並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認為年輕一代——無論是建築師還是其他從業者——麵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工智能。當AI能代勞一切時，人們或許將不再主動探尋自己的道路，這無疑是種危險。”
卡洛斯認為，雖然新技術、新工具給西紮帶來了一些改變，但“他的詩意仍然在那裏”。西紮並非某些評論家筆下橫空出世的天才，他一直在積累知識和經驗，“我認識很多國內外的建築師，其中西紮不是最聰明的，但他一定是我認識的最特別的人。”
“他的草圖比以前更好，但他的建築思想或者設計方式始終是一樣的。有一件事未曾改變，就是他從不說‘不’——那是為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挑戰。”從最早為祖母量身設計廚房，到建造父母房子的後院，再到為朋友做房子，直到現在，跳出葡萄牙，在中國、韓國、美國等國家工作。“當你一直在做小房子，然後被邀請做一個博物館，或者參加一個博物館的競賽，麵對這種機遇，你得非常堅強，或者知道自己在做什麽。而西紮就是這樣的人，他內心總有某種東西給他力量去直麵這些挑戰，並且願意做得好，而不是圖省事。”
卡洛斯說起一件西紮的趣事。有一天，西紮因為一些問題與行政部門爭執，剛好被一個在西班牙擁有建築公司的客戶碰見了。西紮看上去心情很不好。半小時後，西紮跟那個客戶開會，立即調整了狀態，輕鬆地對他說：“朋友，你在這裏，歡迎你。”
客戶說：“我剛剛聽到你一直在抱怨、喊叫。我想找個地方開事務所，然後你隻為我工作，那樣你就沒有其他任何問題了。”
“我們需要問題。”西紮回答，“這樣才能找到解決方案。從一個問題到另一個問題，這才是樂趣所在。”
卡洛斯非常認可這套生存哲學。“我認為世界上最無聊的就是每天做同樣的事情、每個做這種工作的人都希望盡快退休。因此，我們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也是我們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樂趣，去做美好的、不同的事情，以盡可能高的質量。”
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中國寧波東錢湖畔，2014-2020年 圖/Hou Pictures
他每天都在旅行
在奧利韋拉-迪阿澤梅什（波爾圖南部小城）街頭第一次見到西紮時，卡洛斯剛中學畢業，正懷抱著對建築學的熱情為人生規劃方向。那時，西紮正在工地上指揮一個市中心小型工程的施工——這棟規模較小的建築，後來成了對葡萄牙乃至全世界的建築界都有非凡意義的作品。“我看到他指揮著人群，意識到這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鮮明的個性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後來，卡洛斯又在波爾圖美術學院建築係見到了任教的西紮。為了工作，西紮在歐洲各地奔波，在學校待的時間並不多。卡洛斯介紹：“他過去非常喜歡旅行，不過他生命中99%的旅行都是為了工作。早年，葡萄牙很難拿到護照出國，有很多限製。我們最多就是去西班牙。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後，這方麵變得開放了些，但也有點混亂，西紮能夠繼續工作的一個可能性就是去國外參加競賽。所以他參加了一些在柏林等地的競賽並奪冠，這些是他國際工作的開端。”
一次，西紮去荷蘭工作，待了10天。卡洛斯當時正好在荷蘭深造，西紮邀請他在一個項目規模較小的事務所做一些短期工作。“那是一段非常美好且密集的時光和經曆。”從荷蘭回國後，卡洛斯作為建築師正式加入了西紮的事務所，開啟了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生涯。
在西紮的事務所，每個項目都圍繞著兩件事展開：與場地的相遇，與人的共情。在卡洛斯眼中，“保持懷疑”是西紮的特征：從草圖、模型，再到方案展示和項目爭取，自我懷疑幾乎貫穿了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懷疑是西紮用來檢驗自己是否行事正確的方式。即使方案最終確定，懷疑仍能派上用場，它是用來完善項目的工具。此時，要向客戶展示懷疑，並全力以赴為之爭取；同時，需要在事務所員工的幫助下，與工程師和設計、施工過程中的所有參與者打交道。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共情、耐心和樂觀精神。”
如今，西紮仍每天出現在辦公室。隻不過到的時間比過去晚了些，通常要上午10點或者更晚。待到晚上七八點，他便起身回家，到家後繼續畫草圖。這樣的工作模式日複一日，周末也不例外。
由於背部的健康問題，西紮沒法再親臨現場，這讓他十分懊惱和沮喪。但從另一方麵看，“他又每天都在‘旅行’。因為他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所以他是在不動身的情況下旅行（travel without moving）。”
卡洛斯像是他的信使，竭盡所能地為他帶去現場的資料。“沒能實地勘察，隻能看照片和視頻，西紮感到很遺憾。但他和我們一直在過去的50年裏經受這些現實的考驗。許多事情都在變化，我們有必要去適應，同時不丟失一貫的方法，不喪失意義和視角。”
聖瑪麗亞教堂，葡萄牙馬爾庫–迪卡納韋塞什，2019 圖/一言一吾 i-Talk
“我自由了，像鳥一樣”
阿爾瓦羅·西紮的職業生涯與現代葡萄牙的曆史緊密交織。在他出生的前一年（1932年），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薩拉查建立獨裁政府。為對抗現代主義思潮“腐化的力量”，薩拉查倡導建立葡萄牙本民族的建築風格。1955年，西紮從波爾圖大學建築學院畢業，進入本地建築師費爾南多·達沃拉的事務所工作。校園訓練和職業生涯早期的師徒傳承，培養了西紮對地方文化、本土材料、地域特征的敏感和對本地傳統的尊重，為他此後在形式與語境之間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1956年，達沃拉在馬托西紐什舉辦的一場建築設計競賽中勝出，將項目交給了正處於職業起步階段的西紮。1963年，波·諾瓦海邊茶室（Boa Nova Tea House）落成，成為西紮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這是一座建在岩石、海岸與潮汐之間的建築：白牆紅頂、細長梁柱、深邃簷口——似乎沿著地勢鋪陳，在岩石中切割出一塊空間。這種“建築作為介質”的嚐試，讓西紮在建築界初露鋒芒。
博阿·諾瓦茶室，葡萄牙波爾圖 圖/一言一吾 i-Talk
隨後落成的勒薩泳池（Leça Swimming Pools）進一步明確了貫穿西紮設計生涯的基本語匯，對場地的敏感在他的作品中凸顯。水池、階梯、觀景平台順應地形和坡度彼此連通，像是漂浮在岩石與海麵之間的雕塑。
在這些早期作品中，西紮在尺度和比例上極其敏感。與此相對，對裝飾的運用則展現出克製的態度，建築物的線條交錯和光影切割，都體現出他對幾何語言的謹慎把控和對現場語境的精準回應。
“光”是西紮的設計生涯中最核心的元素之一。在他塑造的建築中，光線不是被動進入的，而成為某種“雕刻工具”，通過對空間體量、牆體厚度、窗洞比例、開口方向的組合和調控，使得光線在其中回旋和漸變，塑造室內外空間的層次關係。在極簡的風貌下，光線的強弱、陰影的邊界、晝夜的變化，都成為設計的材料。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之後，一批建築師開始投身於社會住宅建造和城市更新，西紮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與“波爾圖學派”的同行將目光投向社會福利和公眾需求，不再追求個人主義至上的表現形式，而是重新探索城市與人的關係。
在地方流動支持站（一個致力於解決住房問題的國家級協會）的讚助下，地方政府與建築師合作，發起了一項公共住房改革計劃，為當時住房緊張的城市低收入群體提供創新的住宅方案。包括西紮在內的一批建築師深入當地社區，與居民共同商討住宅單元的布局和形式，嚐試把居住者的日常經驗帶入建築設計。在聖維克托和博薩的住宅區項目中，西紮采用了低層住宅排屋形式，由幾層並行的樓房構成一組內部結構靈活的連棟樓。最高的樓層通過外部獨立階梯直通地麵。在每個單元內共享樓梯和過道，由住戶自行安排空間的組織和分割方式。房屋轉角處被規劃為公共設施，諸如洗衣房、圖書館或便利店。
SAAL社會住宅項⽬，葡萄牙波爾圖，2024 圖/一言一吾 i-Talk
1998年，世界博覽會在葡萄牙裏斯本舉行。西紮為展會設計的葡萄牙館保留至今，成為裏斯本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場館以極簡、輕盈的屋頂結構著稱：一片厚度僅約20厘米的混凝土拋物麵頂篷懸掛在幾根鋼柱之間，仿佛張開巨大的白色帆布。在弧形屋蓋下方，開放的廣場、門廊與展廳空間相互穿插，借助柱列和牆體的光影軌跡模糊了室內與室外的邊界，通過很少的介質塑造出極具張力的空間體驗。
裏斯本世博會展館的成功讓西紮聲名鵲起。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西紮的設計風格逐漸成熟，視野從小尺度的住宅和公共設施延伸到國家展館、文化機構以及城市更新項目。進入21世紀，西紮的設計足跡已遍布歐洲和拉美，完成各式規模和形態的建築作品約400座。
葡萄牙國家館-1998世博會，葡萄牙裏斯本，1994-1998年 圖/安東尼奧·喬彼納
波·諾瓦海邊茶室落成時，西紮不過而立之年，其後完工的勒薩泳池也展現出一位青年建築師超越其年齡的成熟。如今，年過九旬的西紮反而給馬岩鬆等來訪者一種質樸、天真的感覺。提及歲月對自己的塑造，這位老人凝神片刻，眼裏閃爍著孩子般的神采：“我自由了，像鳥一樣。”
被問到“西紮留給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時，卡洛斯回答：“他始終在提升自我要求，以獨特的個人風格，創造超越時代卻又不背離時代的作品。阿爾瓦羅·西紮的饋贈由無數瑰寶構成：那些精妙的手稿、設計方案、建成作品、雕塑和文字，還包括他因為人格魅力而收獲的眾多摯友。要清晰界定西紮留給世人的東西，還需要時間的沉澱——甚至他本人也未能窺其全貌，這早已超越了個體生命的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