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學者形容2012年是中國獨立影像的“強拆年”，有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時，放映廳遭拉閘斷電。
13年過去，2025年，身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導演朱日坤也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他籌辦的首屆紐約中國獨立電影節（Indie China Film Festival）最終不得不停辦。
從業者形容中國當局打壓獨立電影已形成“一種曆史”，手法沒變，工作“越來越嫻熟”。
“我現在好像比所有人都敏感”
首屆紐約中國獨立電影節受壓後被迫取消。
10月30日淩晨，朱日坤接到父親的電話。父親在寒暄之後問道：“你有沒有做什麽別的事情？”朱日坤明白：“肯定有人找他了”。
那時，朱日坤正忙著辦電影節——父親打來電話這天，距離11月8日影展開幕還有九天。
朱日坤2003年開始在中國辦獨立影展。2014年，獨立電影受當局強力打壓，他離開中國，搬到紐約。
父親的電話，是一場風暴的開始。接下來數天，朱日坤在北京的工作室被搜、租客被帶到派出所；近八成參展導演陸續要求退出。有人語氣嚴厲，要求朱日坤刪除所有有關自己的電影宣傳，以後不要提起；朱日坤想回訊息，發現對方已經把他微信屏蔽掉。
中國獨立導演林一凡（化名）是其中一位受壓者。影展前三天，他接到北京警察的電話，對方寒暄過後，表示希望上門“看看你”。林一凡冷靜地回：“我知道你找我什麽事，我退出就行了，我肯定是配合的。”
林一凡一直在中國拍獨立電影，同類的事他至少遇過兩三次，“所以我有很充足的心理準備”。他和朱日坤是老朋友了，他給朱日坤打了個電話，無奈說：“這種情況下，肯定我們在國內的作者是沒辦法參展的”。
但他沒有想到，一下子大家全退出影展了，這種退出人數規模是“第一次發生”。
在影展公告取消前，圖中紅色劃線部分為宣布取消放映的電影。
朱日坤說，從導演、嘉賓、工作人員甚至誌願者，與影展沾邊的人似乎都被當局“打過招呼”。
有一些人會告訴朱日坤詳細情況——自己被廣電總局找上，說明如果參加放映，電影不會給過；有人懷孕八個月的太太被叫到派出所詢問，還有在海外的中國學者，所在大學的校長被中國大使館找去。
放映場地也收到投訴信。紐約HERE藝術中心向BBC中文核實，11月上旬曾收到自稱“一群目前在紐約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的電郵，表示擔心部分放映影片“可能無法準確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要求場地方考慮取消或限製活動宣傳。
翻閱片單，這次電影節觸及的題材多樣，涉及性少數群體的酷兒議題、關注上海底層漂泊者的狀況、拍攝中國醫生高耀潔的最後時光，也有講述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電影都觸碰政治敏感議題，比如卓楷羅的《遼河的士》入圍了平遙國際電影節計劃，預計在2028在中國院線上映。
事情發生太快，朱日坤很想理出一個頭緒：為什麽一個小小電影節 ，需要受到這麽大的關注？“就像一個國家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去打壓你。”
他曾讓受壓的人向“對方”帶話，表示自己願意直接溝通、解釋活動的初衷，但從來沒有官方的人找上他——受壓的全是身邊的人。“（對付）國家敵人也不至於到這個程度⋯⋯ 這個是我沒法想象。”
當局針對的是自己嗎？還是影展本身？朱日坤不知道，但他明顯覺得，“我現在好像比所有人都敏感， 比什麽民運（人士）這些人都敏感。”
朱日坤在放映場地入口設置的招待處
打壓是“一種曆史”
BBC中文曾聯係過少數沒有退出影展的導演。有人表示自己仍在中國拍攝，不便評論。香港導演梁思眾是極少數沒有直接受到中國當局壓力的人，他的紀錄片《血在燒》講述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他在郵件中回覆BBC中文，表示認識朱日坤十多年，他是一個“勇敢的”電影人，為其他人“可能不敢放映的中國獨立電影提供平台”。
據電影節的簡介，放映的影片強調不審查，核心問題不是“講中國”，⽽是“如何⾯對中國現實”。這跟朱日坤過往在中國辦的獨立影展一樣。但在當局眼中，獨立電影是件敏感事。
這不是朱日坤第一次受壓。他說過去中國獨立電影節“一直都有問題”，隻是力度的分別。
2001年，朱日坤北大畢業後成立了“現象工作室”，製作獨立電影。他希望給獨立導演搭建交流平台，於是兩年後創辦“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北京獨立影展的前身）。但辦到第二年，已經因為沒人願意借出場地而取消。
影展是到2006年，在中國著名藝術評論家栗憲庭的幫助下，才在北京宋莊安定下來。栗憲庭成立了電影基金，為朱日坤提供放映場地，後來又設立電影資料館收藏電影、辦電影學校。
獨立電影最蓬勃時期，中國每年都有三大影展：“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中國獨立影像展”，以及朱日坤的“北京獨立影像展”。林一凡形容，這些影展當時是電影製作人很重要的一個通道，“作品可以被人看見，然後傳播得更遠”。
中國獨立電影最蓬勃時期有三大影展：“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中國獨立影像展”，以及“北京獨立影像展”。
但幹預和監視也一直都有。林一凡記得，當年影展放映趙亮拍了12年的《上訪》，觀眾群中早有數個“工作人員”，“但是那時候他（官方）並沒有直接幹涉”。
當局會約談拍攝敏感議題的導演，電影人也會有默契地用流動的方式規避審查，比如在影展中加入拿到“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不斷轉移放映地方等等。
相對溫和的情況在2012年徹底改變，那一年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當局的行動變得粗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形容，2012年是中國獨立影像的“強拆年”——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時，放映廳遭拉閘斷電。
2013年，警察稱電影學校不合法，強行用大巴載走20多位學員；2014年，影展開幕當天負責人栗憲庭和策展人王宏偉被帶走。最後，主辦方被強迫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再辦電影節，基金會的1500部館藏影片也被沒收。
林一凡形容，中國當局打壓獨立電影是“一種曆史”，手法沒變，隻是工作“越來越嫻熟”。
朱日坤在這一年離開中國。他說，離開有個人因素，但那時候“我也是有點煩那塊地方”。因為打壓不斷，朱日坤在宋莊變得“不受歡迎”，“把我列成一個危險分子”。
搬去紐約後，朱日坤很少給電影策展。更多的時間，他忙著打理農場，回歸藝術家的身份拍片子。他感到一種很久未有過的放鬆。“你想說什麽，直接通過作品就說了”。
但這些年，他一直收到他人反饋，中國獨立電影環境越來越惡化，“甚至可能覺得獨立電影已經沒法存在了”。疫情過後，看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去在海外，在各地散落形成社群。朱日坤心想，好像可以做些什麽了。
第十一屆“北京獨立影像展”導演們聲援被捕的栗憲庭和王宏偉。
海外是安全之地？
林一凡說，做獨立電影的人，始終最怕的是自我審查。
“我們都是被訓誡過的人，（知道）拍什麽是有前途、什麽沒前途。”當年影展受壓後，林一凡身邊不少導演已經沒再拍片，離開中國的人也換了一種生活；因為不想承受風險，國內地下放映也特別艱難。
藝術家蔣不見證這種轉變。他在2012年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經曆獨立電影受壓時期。2014年後，蔣不仍積極在獨立影展幫忙、選片。他舉例，2018年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投稿的紀錄片有160多部，但2019年收到的不到80部，少了不隻一半。
還在拍片的電影人把目光投到海外，但海外的影展也免不了有審查和紅線。蔣不現在移居巴黎，不時收到獨立影展主辦方給的名單，請他幫忙看一眼，“哪些片子是敏感、是不能放的”。
在蔣不看來，這是海外影展定位問題：有些人要的是文化交流，希望把中國的影片和文化帶給國外觀眾 ，但另外一種人，是想要把中國人看不到的中國真實和電影帶到海外放。
朱日坤想做的是後者。他不考慮觀眾喜不喜歡這電影、不考慮電影時長——有時獨立紀錄片長達四、五小時。他唯一思考的是：“如果我在中國做這個電影節，它會是什麽樣子”。
“別人不知道的導演、別人不知道的作品，但我覺得它需要被別人看到、需要去討論這些東西，這是我喜歡的。”朱日坤說。
影展取消後，朱日坤每天都到放映場地坐著、放電影給自己看，作為一種靜默抗議。這是從放映場地看出去的街景。
“對於我們來說，（影展）其實是一種互相打氣，每年都看看大家都還在拍、都還在做。”蔣不說，當看到朱日坤要辦影展、名單又全是熟悉的名字，他興奮地跟朋友說：“朱老師把宋莊搬到紐約去了！”
林一凡覺得，朱日坤還挺“唐吉訶德”。現在形勢在變，連年輕作者都不再關心政治問題，甚至不願意接受“獨立電影”這個稱謂，隻希望盡快進入商業渠道。
“他（朱日坤）還是這個心思、沒放下，還是想繼續做（獨立電展）。”
隻是環境不同往日。今年1月，紀錄片導演陳品林因“白紙運動”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以“尋釁滋事”罪被判監禁三年半。而在朱日坤影展取消的同期，武漢柏林電影節、北京國際短片聯展部份場次也“因故取消”。
“我也可能有點過於放鬆，覺得這個東西沒什麽問題，我光明正大，我怎麽怕你呢？”朱日坤緩緩說，“我也沒想到，對，可能形勢已經變化了。”
今年7月，中國駐奧克蘭總領事館曾要求紐西蘭（新西蘭）紀錄片節Doc Edge不要放映一套有關菲律賓漁民的片子，批評其“充斥著虛假訊息和虛假宣傳”。該紀錄片節最後堅守策展自由原則拒絕。
中國的審查長臂越伸越遠，海外還能成為中國獨立電影的“安全之地”嗎？朱日坤想了下，“當然可能對生活來說 ，它也不一定有什麽太大的威脅。”
“但是比如他在中國還是有家屬、有各種人，他都會有所顧忌——說什麽話的時候不要太過了、不要得罪政府，你很難脫離個人的成長和現在生存的環境......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你跑到哪裏，你身後都有各種大問題。”
影展取消了，朱日坤沒有覺得很悲情，“我一向告誡自己，我也沒做什麽錯的事情”。
“獨立電影不是一個名利雙收的東西”
“每發生一件這種事，你對這個國家多了一種失望、特別失望，實際上是心態會越來越糟糕。”林一凡慨歎，在2014年以前，拍現實議題的電影人會被稱作“政治碰瓷”——“用政治來換取某種關注”。
“其實這種話很惡劣......獨立電影不是一個名利雙收的東西。很多人真是有內心的一種需求，或者是基本的正義感、道德意識他才做這些事。”
蔣不比喻，中國獨立影展就像一個公民社會的雛形，人們在裏頭得到支持、在線上下交流——當局的打壓，就是希望打斷這些連結。
朱日坤的影展本來就人丁單薄。他在半年前開始籌備，沒有團隊，隻有兩個誌願者。
“我有時做事吧，就不太顧後果，”朱日坤苦笑，“這個是個麻煩。”他一有想法就馬上發消息邀人來，給出席的導演訂機票、約場地。要交錢了才開始想：“我怎麽找錢呢？”
最後整個影展下來成本約五萬美元，朱日坤靠眾籌得到一千多美金，剩下的自己掏錢包。影展原定舉行八天，現在取消了，票要逐一退掉，還重新花了一筆手續費。
朱日坤也倔。作為一種靜默的抗議，他天天都會獨自前往放映地，直到影展結束那天。但他沒有覺得很悲情，“我一向告誡自己，我也沒做什麽錯的事情”。
有時候，他還感到很愉快。他想起十幾年前在宋莊的時光——那邊有個地下放映室，他也是一個人，從早上到晚在那裏放自己喜歡的片子，“沒有人幹涉我”。
他不覺得這次被打壓全然是壞事：當局毫無邊界的行為，也會給世界一個提醒。
帶來的影響也是雙向的。朱日坤說，有人會覺得海外影展是危險的、“不要碰”。但對真正想去做獨立創作、自由表達的人，事件反而是在提醒他們：“你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