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輩子編輯，和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的楊振寧先生保持近20年的聯係，這是我的榮幸。我與他近距離的接觸有過多次，往來通信更是多達四五百通。其原因當然在於我為他編書。這20年來，我分別在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工作，參與編輯出版了楊先生本人的《曙光集》《晨曦集》（含增訂版）《楊振寧文選》（英文版）、《六十八年心路》等著作，也組織出版過其他作者介紹楊先生的作品，如楊建鄴的《楊振寧傳》，葛墨林的《我所知道的楊振寧》、王珊、苗千的《天才楊振寧》等。

2021年出版的《晨曦集》（增訂版）是楊振寧先生一生中出版的最後一本作品集。《晨曦集》第一版是商務印書館2018年出版的，這是繼2008年他在三聯書店出版《曙光集》之後他本人一些新作的結集，同時也收錄了一些親友評介他的文章。在此兩年以後，我考慮到2021年楊先生99歲，清華大學一定要為他慶賀百歲誕辰，就去信問他，“是不是有新的文章想要發表”，我們可以為《晨曦集》做一個增訂版，以備他百歲生日時需要。他說，確實在計算機和文件夾中又找到一些文章和圖片，做增訂版《晨曦集》的想法很好。

於是我們開始做準備工作。定稿時，增訂版本共新添了12篇文章，其中楊先生本人的文章隻有6篇。其他的6篇，是別人談他，作者包括翁帆、鄧稼先、吳健雄、熊秉明、黃昆等，還有一篇我的作品忝列其中。此外，翁帆寫了新版後記。這些文字都是楊先生親自挑選，我們做編輯工作，既未增減，也未改動次序。我曾仔細琢磨，此時年屆百歲的楊先生，要用這12篇文章表達什麽想法呢？

本文作者和楊振寧先生一起翻看《曙光集》新書（2008年）

稼先，我未負你“共同途”的心願

首先，是楊先生希望讀者了解他的家國情懷。他1971年第一次回到新中國參觀長城後曾把自己的感想寫成文章，題為《長城頌》。此次編書，他把這篇舊文從自己的數據庫裏找出來，列為《晨曦集》（增訂版）的第一篇，可見其重視程度。《長城頌》歌頌了長城的悠久和堅韌以及它的象征意義，表達了“貫穿曆史的隻有一個中國，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隻有一個中國，在中國人民心目中隻有一個中國：和則盛，分則衰。”這是他對中國實現和平統一大業的期盼。楊先生在其他文章中都沒有談到過國家統一的問題，他增補這一篇舊文，顯然有很深的用意。

他正是從這時開始從新認識新中國的。1971年，他作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華人科學家，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這一次，他在中國逗留了大約四個星期，參觀了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多所學校和科研單位。他發現，“今日中國和我記憶中26年前的中國有了重大的改變”，“中國最重大而又最使中國人驕傲的改變是人民的精神（Spirit）。”為此他十分振奮，回到美國後四處演講，講題叫做《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這個演講極大地鼓舞了在美華人的愛國熱情，提升了華人社會對於新中國的向心力，從此很多華人學者開始陸續回國探訪。中美科技關係的“解凍”，其實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今天的人們可能會記得“乒乓外交”，但楊振寧對新中國的宣傳，對於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作用同樣是不可低估的。

1971年刊登楊振寧演講的紐約大學《石溪通訊》

由於大多數國人對於楊振寧在這方麵的事跡了解不多，所以他把這篇演講稿原原本本地刊登在這裏。他顯然是想告訴讀者，他一直都是愛國者，一直都在力挺中國。當然，因為他演講使用英文，他隻見過英文報道，不久前才得到一份當年的中文譯稿，於是他希望盡快發表出來。此稿他曾讓我聯係一家報紙，那報紙的主編同意發表，但是因為篇幅太長，又不便刪節，遂作罷。其實我看過稿子後曾有疑問，覺得他在演講中談到的新中國見聞，帶有一定的局限性。畢竟，那時處在“非常十年”的後期，他的所到之處，都是“安排”的結果，許多真相他是看不到的。我問過他，是否考慮到這一點，文章發表後會被人質疑？他表示不介意。他是講真話的人，承認當初自己受到蒙蔽和“左傾”思想的影響，說一些片麵性的話。但這就是曆史的真實，不需要回避。所以他堅持把文章收入作品集，一字不改。

展示楊先生家國情懷的文章中，新近增補的最重要的一篇，是《鄧稼先致楊振寧的一封信》。此信寫於1971年8月13日，就是在楊先生這次訪問中國準備返回美國的前三天。鄧稼先在信裏說：

這次在北京見到你，時間雖然不長，但每天晚上回來後心情總是不很平靜，從小在一起，各個時期的情景，總是湧上心頭。這次送你走後，心裏自然有些惜別之感。和你見麵幾次，心裏總是覺得缺一點什麽東西似的。細想起來心裏總是有“友行千裏心擔憂”的感覺。因此心裏總是盼望著，“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同途”。

鄧稼先還講到：

希望你在國外時能經常想到我們的祖國。

這封信的意思是明確的，就是寄望兩個人都能為祖國效力。但楊先生說，他當時並沒有對這封信完全理解。不過事實上，由於回到新中國給他帶來了心靈的震撼，他從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1971年，是他人生的分界點，在此之前，他是一個純粹的物理學家，而在此之後，他同時成為了一個社會活動家。他力倡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呼籲中美關係正常化，支持海外華人的“保釣”運動，親自擔任全美華人聯合會的主席，為此甘冒政治風險，不顧美國中情局對他的威嚇，也無視前蘇聯和親國民黨勢力對他的攻擊。他不僅像鄧稼先所說的，“經常想到我們的祖國”，而且還身體力行，做了很多有利於祖國的實事。（對楊先生這方麵的事跡，我曾有其他文章介紹，這裏從略。）

這種身份的轉變，對於他是不知不覺地完成的。到了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才意識到，他自從1971年以後，是真正與鄧稼先殊途同歸了。所以，2021年9月22日，為慶祝楊振寧百歲誕辰，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學術思想研討會。會上，楊先生的演講標題就是“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同途”。

他可以講的很多，卻偏偏講了這個主題。楊先生說，1971年，他沒有看懂信中“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同途”這句話，後來想了想，知道這是一個很深的意思。到百歲時，他可以很自信地跟鄧稼先說：我這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的。

他這場“生日演講”感動了無數人。他用這場演講也給自己做了人生總結。鄧稼先的兩句詩以及這封信對於他人生的意義，由此可見。

在清華大學舉辦的百歲生日慶典上與翁帆一起切生日蛋糕

政道，我未關閉和好的大門

其次，《晨曦集》（增訂版）新加入的兩篇文章，特別引人注目，是和“楊李合作”相關的。一篇是《吳健雄致楊振寧的一封信》，另一篇是翁帆寫的《楊振寧的“雪泥鴻爪”》。

其實，楊振寧在這個大家熱議的話題上，原本極其不願向外人道及。越是到晚年，他越是惜字如金，不願意和李政道先生再起爭論。他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特別講求“和為貴”。回顧以前，爭論的開始，是楊振寧聽說李政道在七十年代的幾次演講中談到自己在那項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的重要貢獻而很少提到楊的名字，他起先還沒有在意，認為李不至於如此，但後來看到了李的演講被收在一本會議論文集中，眼見為實，他才感到需要回應一下，就做了一個十分簡短的說明，發表在1983年出版的《楊振寧文選》（英文版）中，文章語氣很溫和，談到這項研究是他主導的，李政道與他合作，也起了重要作用。從此他不再多說一句話。就連李政道在2003年發表3萬字長文（該文後來又被季承收入《宇稱不守恒理論發現之爭論解謎》一書），說這項理論的關鍵性突破是自己一人獨立完成，稱楊振寧在其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也沒有再回應。據我所知，當年楊振寧看到李政道的答記者問，非常驚訝，也很不理解李為什麽會這樣說，他曾經很想撰文反駁，但是在朋友勸說下，他沒有動筆，而且一直隱忍了7年。

收入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問的《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

直到2010年，季承出版的《李政道傳》，不僅完全沿襲李政道2003年的說法，而且為了褒揚李的貢獻，在楊李合作上，還另外加入了一些在楊看來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內容。這時楊振寧憋不住了，才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關於季承的和》，算是他對李政道和季承的全麵回應。這篇文章8000字，最初是我向他約的文稿，因為《李政道傳》出版之後，我知道他心裏有話要說，想派《生活周刊》的記者采訪他，可他說這種事情，訪談是說不清楚的，文章隻能由他自己寫。但是因為《中華讀書報》的讀者麵不寬，遠不及《科學時報》刊登李政道答記者問影響大。所以此後有關“楊李之爭”，輿論基本上還是一邊倒，網上很多人依據李政道和季承的說法，對楊振寧多有批評，甚至也有人身攻擊，一直持續了十幾年，但楊振寧卻保持緘默，不再說什麽。

我知道，楊先生是很有雅量的人，不會在意網民的言論。在編輯《晨曦集》第一版和增訂版的時候，他原本是可以把曾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的為自己辯護的文章收入，因為這是他唯一一篇全麵回應“楊李之爭”的文章，在他最近十年的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顯然不希望這件事再次成為熱點，於是堅持不收。《晨曦集》第一版中隻收入了《伯恩斯坦的獨白》一文，意圖告訴讀者，1963年在《紐約客》發表《宇稱問題側記》一文導致楊李決裂的伯恩斯坦，後來曾表示懺悔，也認為自己不該將兩人合作的秘密公開發表出來。楊振寧對伯恩斯坦的懺悔做了一些評注，並沒有表露對李的態度，不涉及是非褒貶。他隻是表達了一個觀點：對於這種重大科學發現的合作者來說，雙方合作的細節屬於隱私範圍，他人（包括記者）不應試圖窺探。

但是，與李政道的分手，終歸是楊振寧的一個心結，是他心頭抹不去的創傷，他曾說，這次分手給他帶來的精神痛苦，超過一次離婚。在人生的最後日子裏，他自然也希望讀者對他有一個公正和全麵的認識。所以編輯《晨曦集》（增訂版）時，他最終還是決定收入吳健雄給他的信。

吳健雄致楊振寧信

這封信寫於1983年，全文不長，照錄如下：

振寧：

十天以前，接到您寄贈的論文匯集，當晚我即開始從頭閱讀，越讀越有興趣。一方麵，您對近代物理發展的曆史，做了明晰有條理的簡介。同時，您把最近的過去，心頭不如意事也坦白地布開，使人讀了非常感動。第二天早上我給您打電話致謝，知道您在外旅行尚未歸來，所以現在特此書麵致謝，專此敬祝

儷安

健雄上

七月九日

吳健雄所讀到的“論文匯集”，就是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楊振寧文選》，而她所談的“您把最近的過去，心頭不如意事也坦白地布開”，指的就是楊振寧在他獲得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後麵，加了一段評述，談及他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的過程和兩人對此回憶中的分歧。所謂“不如意”，其實是楊先生感到自己多年來和李政道親如兄弟，但最終兩人卻因不能相互理解而導致決裂，心裏十分難過。很多讀者都知道吳健雄是李政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宇稱不守恒”原理的實驗證明，就是李政道委托給吳健雄的實驗團隊完成的。人們很容易會相信，在“楊李之爭”中，吳健雄會傾向李政道一邊。但是這封信吳健雄以“使人讀了非常感動”八個字，表達了她對楊振寧的充分理解。為什麽會使用“感動”這個字眼？我想，吳健雄顯然是注意到，楊在這段評述中談及那篇諾獎論文原本是他主導的，但完成後的署名為李在前，楊在後，楊的解釋是：

簡而言之，我考慮過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位，但後來決定不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是我不喜歡計較名字排序，二是我想幫助李在事業上發展。

可以說，是楊先生這種大度和謙讓的精神感動了吳健雄。這從側麵說明了吳健雄對楊振寧所述事實的認可。

1983年版《楊振寧論文選》中有關論文署名的一段文字

關於兩人合作的署名，楊先生曾說，他從未和李政道計較過先後次序問題。李曾講他們在第一篇論文署名問題上有爭議，他完全沒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讓李把名字署在前麵，是他自願的，且一直如此。為了驗證楊先生的說法，我曾經查閱英文版的《楊振寧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20年出版），發現收入這本文選的論文，楊和李兩人聯名發表的文章一共18篇，除了1952年的一篇署名“楊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楊”。這足以證明楊先生所言非虛。

《晨曦集》增補的文章中，另一篇有關“楊李之爭”的文字出於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約一千字。題目是《楊振寧的雪泥鴻爪》，講的是楊先生兩篇重要論文，即1954年關於規範場理論的和1956年關於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原理的論文（即與李政道合寫的獲獎論文），複印本都保存完好，現存香港中文大學楊振寧檔案館。翁帆說：

最近，楊先生在整理舊作時將它們打印出來給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時打字機沒有希臘字母，文稿中的希臘字母和一些數學符號都是用圓珠筆填上去的。我一看就認出是楊先生的筆跡。我說：“好了，你留下雪泥鴻爪了！”

翁帆寫得太含蓄了、太隱晦了，一般不了解“楊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後果的讀者，簡直看不懂這“雪泥鴻爪”是什麽意思。須知，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問題。

翁帆介紹說，楊和李獲得諾獎的論文，是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秘書芭芭拉·凱克（Barbara Keck)用打字機打印的，有BNL的預印本編號，帶著編號BNL1938或BNL2819複印了若幹份。這就是《物理評論》雜誌曾發表的那篇論文。對此翁帆加了一個注釋說，“1956年夏，張文裕先生回國時帶了一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當時曾見過。”

可是關於這一點，李政道的回憶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記者問中說：

我根據我們的討論，不僅寫完了全篇論文，而且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理論物理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rmm女士連我手寫的全部論文都已經打字出來了。.......我打電話找他（指楊振寧，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發現這些情況之後，催促他趕快將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論文送入《物理評論》，那已經是三個星期後，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畢竟是幾十年前的舊事，任何記憶都可能是不準確的，這不奇怪。為了向輿論界作出證實，翁帆把當年楊先生提供給《物理評論》的帶有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編號、由Barbara Keck打印的論文照片，和帶著楊先生親手書寫希臘字母和數字符號的筆跡的論文照片，一起印在書上，為的是讓讀者明鑒：誰是論文的執筆者？

不過，楊先生和翁帆對此都未予置評，他們大概是覺得，證據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證，“楊李之爭”自可告一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訂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楊李分合”的文章。本書中，有關這段公案，可謂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與楊振寧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鄭州）

這裏還有一個和我有關的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華大學為慶祝楊先生百歲誕辰舉辦了學術研討會之後，香港的《明報月刊》準備在當年第11期推出“楊振寧專號”。距離出刊隻有一個多月時間，該刊主編潘耀明先生緊急約稿。因為和我較熟悉，他不由分說要我寫一篇，我答應了。寫什麽呢？當時《晨曦集》（增訂版）剛剛出版，我當然要結合這本書來寫。想到的內容，也像本文一樣，重點談楊先生在書裏是怎樣委婉地表達他對李政道先生的態度。我取了一個題目，叫做《百歲回望中的楊李分合》，對楊李關係從合到分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楊李的關係上，不要誤解楊先生。我想告訴一些讀者，對於“楊李之爭”問題，需要了解兩人合作的全部曆史才能看清楚，一知半解和偏聽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觀判斷。我承認，我這篇文章，的確為楊先生做了些解釋，但是對於楊李兩人爭論的焦點———宇稱不守恒理論的突破者是誰，我未置一詞，碰也沒碰。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資格也沒有條件去判斷兩個青年學者在苦苦尋找中，是誰首先發現這裏有一座金礦，而又是誰首先打開那金礦的門。我相信自己的文章隻是客觀地記述了兩人的關係而已。

寫好後，我當然要征求楊先生的意見。他看了以後，說寫得很好。於是我轉給《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文章順利上版。可是，到了刊物開印的前一天，潘耀明忽然用微信告訴我，楊先生要他把我的文章撤下來。這下刊物要“開天窗”了，還得馬上找文章補上，一時抓瞎。我正詫異間，忽然楊先生來電話，告訴我，他反複考慮過了，不是我的文章不好，而是擔心這篇文章發表後產生負麵影響。楊先生說，很多人都知道，他和我的關係比較接近，那些人恐怕會誤解，認為這篇文章是他讓我寫的。他說，現在學術界有些人正在呼喚“楊李和好”，如果這篇文章引發誤解，就好像是他在反對“楊李和好”。所以他對我說，這篇文章，不要在他在世時發表。

我謹遵其命，並無怨言。由此，我也在揣摩這位百歲老人的心理：楊先生對李先生或許並沒有恩斷義絕？那時李先生還健在，楊先生的內心深處，是否到最後時刻，都為兩人言歸於好保留著空間？

我想超越人生的極限

再者，大家可能注意到，《晨曦集》（增訂版）新增的文章，有一些本是舊文，之所以楊先生選定收入，我猜想是他希望讀者可以多方麵了解他。

例如《寧拙毋巧》是潘國駒和韓川元和楊先生的對話，最早發表在1988年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無題漫談》則是2004年他在清華大學中文係的演講。另有《美在科學與藝術中的異同》一文，算是較新的舊作，那是他2016年在中國美術館的演講，這三篇文章的話題都非常廣泛，焦點都在中國文化問題上，顯示出他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深厚修養。例如他善於進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具體談論中國詩和西方詩有什麽不同，中國文字的結構特點與中國詩歌的關係如何，它帶來了怎樣不同的審美觀念？中國畫的傳統和西方印象派各有什麽特點？東方人和西方人對孝道有什麽不同看法？文科學生應該如何學習理科知識？等等。他的博學和睿智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幾篇談話中也都涉及科學與人文的關係問題，楊先生以很多實例，比較科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找出其中一些規律，特別是強調科學中的美是客觀的“無我”之美，藝術中的美是主觀的“有我”之美，發人深省，啟人心智。

楊振寧和母親（1984年）

他喜歡采用漫談的方式，似乎並無係統準備，興之所至，海闊天空。但是談話仍然處處顯示他的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例如《寧拙毋巧》中談到他母親對於家庭的專注精神。維護家庭、丈夫和子女的利益，對他母親是一個絕對的觀念，這種觀念絕對化以後，就成為一種力量，可以歸結為一種信念，不容置疑。楊先生說，這種信念的力量對他的影響非常大。我猜想，他在這裏所指，是母親的信念在於對家庭的忠誠，而作為人生態度，影響到他對自己事業和國家的忠誠。

與此相參照，在《無題漫談》的結尾處，楊先生談到自己82歲了，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人生是有限的”，而他在此時回到清華大學的講堂上，“是在設法超越人生是有限的這個大限”。他說：

一個老年人，對於人生有限這件事，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隨時都知道的。那麽，我現在回來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設法超越這個大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幫助清華大學搞一個好的高等研究中心，能夠訓練出一批年輕人。我是在想超越人生是有限的這個大限。

他真的實現了超越。他2003年回到清華，被認為是開始了新的事業，是人生的第二春。他是說幹就幹的人，多年來為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和發展，不僅捐出自己的工資和在美國的房產，而且四處尋求資助募集了近億元資金。為了引進人才，他親自遊說姚期智、林家翹、王小雲等多位世界頂尖的科學家進入清華。絕不僅僅因為他頭上有諾貝爾獎光環，他的人格魅力、影響力乃至生命活力都為人稱羨。人們在清華園看到他以80歲高齡仍然像青年教師一樣登台給物理係大學一年級學生講課，仍然以高產作者的姿態發表學術論文。2006年以來，他以清華大學為作者單位發表的、被Web of Science 收錄的文章就達到31篇，其中論文最多的一年（2009年）就發表了6篇，最後一篇被收錄的文章發表在2019年，此時他已然97歲！至於他作為有遠見卓識的科學領導人所起的引領作用，使得清華大學物理係獲得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一躍而居於世界前列。這樣的亮眼的業績均直接與一位耄耋老人相聯係，豈不令人稱奇、驚歎！

但一定要說明，這種“超越”得以實現，依靠的就是他所說的“信念”的力量。信念使他追求事業上的最大成功，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創造奇跡。固然，他作為諾貝爾獎得主，在事業上早就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榮譽，但他並不滿足於此。他說獲獎的意義不過在於“克服了中國人認為自己不如人的想法”，對他本人沒有帶來多少改變。須知，諾獎的論文在他的學術生涯中，隻是重要論文之一，並不是唯一，也不是分量最重的。

《晨曦集》（增訂版）收入的《美在科學與藝術中的異同》一文，在答讀者問的環節，他談到對獲得諾獎的看法。起因是演講即將結束時，現場有人提問：假如您當年和錢學森先生一樣回到國內，您覺得還能獲得諾貝爾獎嗎？楊先生回答：

假如我在1953年、1954年回國的話，我不可能做出來這個工作。為什麽呢，因為這個工作與當時國際前沿的實驗有密切的關係，假如我回國的話，我得到的信息就會比在國外晚五六個月，甚至一年。科研前沿的競爭很激烈，所以宇稱不守恒的研究工作我就不可能參與。

這就是說，他當時如果回國，不可能得諾貝爾獎。但是他話鋒一轉，說道：

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宇稱不守恒，而是研究規範場理論。它與宇稱不守恒也有重要關係。事實上，我在這方麵的成就也是世界公認的。

1954年，我跟一個名叫米爾斯的年輕的美國博士後合作寫出的一篇論述規範場理論的文章，那是純理論研究的結果，與當時的實驗沒有直接關係。當時有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大家都沒有注意，而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就去研究能否有一種理論的結構可以解決當時很多問題的總和。結果一下子就給解決了。我很幸運，因為我同時代的人都沒有向這個方向發展，而我向這個方向發展了。

我要強調的是，假如我在1951年或1952年回國，我寫出這篇文章的可能性比在美國還要大。為什麽呢？因為我回到中國以後，跟實驗的消息就斷絕了，所以隻能做一些跟實驗不大發生關係的研究，恰巧這個規範場就是一個跟當時的實驗沒有多少關係的研究。所以，如果我1951年或1952年回來後，很可能看著別人研究宇稱不守恒而自己沒法參與，隻能轉而求其次，朝這個方向發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裏頭有一個沒有被解決的問題，這篇文章當時也就沒有被人注意。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一直到今天，這50多年之中，這個理論大放光彩。

他解釋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告訴讀者，他的人生成就並不是由獲得諾獎的論文代表的。但我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他這樣講，其實給自己招致了巨大的輿論風險。因為他在此明白地告訴大家，如果在1951年或1952年回國，他最主要的科研成就不會受到影響。很可能，有些人會因此質疑他，那你當初為什麽不像錢學森、鄧稼先一樣回國？楊先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要講真話。

我過去說過，人有三種，一是真話假話都說；二是假話不說，真話也不全說；三是假話不說，真話都可以說。楊先生是第三種，無事不可對人言。他的坦誠，可以不計利害，由此可見一斑。

1995年5月楊振寧退休學術會議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舉行

《晨曦集》（增訂版）後記裏麵，翁帆還提到新增的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和幾幅舊照片有關。一篇是楊先生的發小兼摯友熊秉明先生撰寫的《楊振寧和他的母親》，另一篇則是我的《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熊先生是藝術家，他的文章，用平淡卻生動傳神的筆墨，介紹了楊振寧的母親和家庭，別開生麵地講述了楊先生作為母親的孝子，在家庭人倫關係中的許多故事，親切、真摯而令人感動。我那篇文章，則是選取了楊先生自1957年到2018年，在人生的重要節點上的7幅照片，講出照片背後的故事，試圖為楊先生後半生的經曆寫出一個圖文簡史。其實，如果說晨曦集（增訂版）是增補了12篇文章，還是有些不確切，因為我這篇文章並不是“增補”，而是“抽換”。在《晨曦集》第一版中，原本已經收入了我寫的《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但在編輯增訂版時，我對楊先生說，為了給讀者增加更多的新鮮內容，和第一版拉開更大的差距，我建議把我自己的文章換成這一篇，楊先生同意了。

說來話長，2018年編輯《晨曦集》第一版時，楊先生對我說，想收入一篇我寫他的文字。他在網上搜索到一篇，用電郵發給我說，就用這篇吧。我一看，文章是我寫的《再說楊振寧》，但是被別人的網頁發表，標題也被改換。我告訴他，這篇文章是我寫了《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以後感到意猶未盡，補寫的一篇，所以標題定為“再說”雲雲。接著我把《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發給他。他看了回信說：“你看我真是老糊塗了，我怎麽沒有想起你這篇文章？我記得你當初給我看，我曾經是喜歡的。”於是他決定把此文收入《晨曦集》第一版。他在編輯工作中很尊重我的意見，所以在出版增訂版之前，我說要換一篇自己的文章，他沒有異議。

倒是有讀者對比了《晨曦集》的兩個不同的版本，發現我的文章被更換，以為是第一版刊發的《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內容有什麽不宜。有人提到，我在此文中講楊先生的生日是1922年9月22日，而現在官方宣布，楊先生是1922年10月1日出生。是不是因為我弄錯了日期，導致文章被撤換？

2012年楊振寧先生90歲壽宴上鄧稼先夫人許鹿希致辭，講到1971年楊振寧回國，“救了鄧稼先，免於一劫。”

這個問題需要解釋。我說楊先生生日是9月22日，依據的是楊先生早年提供的資料，和他在美國申辦護照時填寫的日期相符。我曾經當麵問過他，他承認這個日子沒有錯。但是楊先生本世紀初回到清華大學工作以後，常常和人談起他的生日是10月1日。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他過去一直按陰曆八月十一日過生日，後來他查了萬年曆，以陰曆推算陽曆，他發現自己當年確定9月22日為生日是不正確的，正日子應是10月1日。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他曾經親口對我說，10月1日過生日，是“為了省事”。他說，“反正在國內，每逢10月1日國慶節，大家都是要聚會的，如果9月22日大家為了給我過生日也要聚會，把一次活動變成兩次，就太麻煩人了。”

原來，他修改生日也是出於對朋友們的體諒。當然，10月1日這個日子，對他還有特別的紀念意義：那兩篇代表他人生高度的學術論文（關於規範場理論的和關於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原理的論文），都是在世界著名的《物理評論》雜誌上發表，發出的時間分別是1954年和1956年的10月1日。這個巧合也是天意吧。

* * *

《晨曦集》（增訂版）出版背後，可說的故事很多。這本書，代表了楊振寧先生在人生最後階段想要表達的思想，它的內容，太豐富也太精深了。所以我一直說，要了解楊先生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一是一定要看增訂版的《晨曦集》，二是一定要細細品讀。中國自古有個成語“讀書得間”，意謂有些書讀者要理解書中真義，需要從字裏行間讀，從無字處讀。我以為《晨曦集》（增訂版）就是必須這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