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公義，是她的罪證

2025年9月19日，上海某區法院，一份證明被告神誌正常的司法鑒定，將成為指控一位前律師罪行的核心證據。

這位前律師，是四年前那個買下一張單程票、逆行進入一座圍城、最終背負十字架的身影。

四年的刑期與一根長期的鼻飼管，是她為那些來自現場的、關於哭牆與代價的粗糲視頻，付出的第一期款項。

如今，第二期賬單來了。而這份精神鑒定報告，正是係統為這場最終清算，精心準備的序言。



它以現代醫學不容置疑的權威，宣告被告邏輯清晰，意誌自由。這份薄薄的紙，是一張：

起訴許可證。

它將一場關乎靈魂與召喚的衝突，精準地降維成了一樁可以被條款量刑的刑事案件。

它冷酷地宣告：這不是一個需要被憐憫的病人，而是一個需要被懲罰的罪人。

她的清醒，是構築她罪名的第一塊基石。

在一個以默契和通融為潤滑劑的龐大係統裏，這種拒絕任何潤滑的絕對清醒，本身就是一種最危險的原罪。

這便是她的第一項公義，也成為了她的第一宗罪證：

清醒。

她的履曆，是一份關於如何從寬門走向窄門的詳細記錄。

西南財經大學的金融學碩士，上海證券公司券商高管，執業律師。

她曾是規則世界的優等生，本應安享這條世俗意義上的亨通大道。

問題在於，她相信規則。她相信寫在紙上的每一個字，並天真地試圖：

讓道在現實中成肉身。

當她拒絕在律所的財務報表上做些變通，當她為同行爭取更多法定權利公開聯署，她試圖用係統賦予的工具——法律，去修正係統本身出現的bug。

於是，係統將她識別為異常程序，並執行了第一次封禁操作：

律師執照被注銷。

這是係統對她的第一次規訓。它試圖教會她，規則的解釋權永遠在服務器手裏。

但這次規訓顯然失敗了。

被剝奪了在凱撒的國度裏發聲的資格後，她選擇去尋找一個更高的授權。

大約在2015年，她為自己的執拗找到了神聖的依據。她的公義，從此不再僅基於人間的法條，更源於那部看不見的法典。

這引出了她的第二項公義，也是她的第二宗罪證：

見證。

2020年初，當一座巨大的城市成為一個被嚴密封裝的信息孤島時，她聽從內心的召喚，前去作那地的光和鹽。

她並非僅僅去做一名記者，去追求客觀中立。她去做的是一名見證者，而見證者唯一的職責，就是：

忠於自己的眼睛，並拒絕遺忘。

她用一部手機，對抗著一台龐大的、正在全力生產正確集體記憶的機器。

她記錄下那些被宏大敘事過濾掉的粗糲像素：擁擠的病床、被焊死的門洞、為了一棵菜在寒風中站成一排的人群。

這份來自現場的見證，如同尖銳的雜音，幹擾了那首被反複播放的、雄壯的交響樂。

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官方記憶的挑戰。於是，係統為這份見證命名：

虛假信息。

這一定義宣告，任何未經授權的見證，都是對唯一真相的汙染和褻瀆。

任何個人試圖構建獨立記憶檔案的努力，都將被視為一種顛覆行為。

四年的刑期，本應是一次徹底的格式化。

係統期待她出獄時，能帶著一份對沉默的敬畏，安分地做一個被修複好的零件。

但她再次讓係統失望了。這構成了她最致命的第三宗罪證：

不悔改。

2024年5月，她重獲自由。這份自由附帶著一份看不見的、要求她感恩的協議。

但出獄僅三個月，她就出現在千裏之外的西北，為一個“最小的弟兄”的家屬奔走，為其介紹辯護律師，試圖再次用法律去叩響緊閉的大門。

她的行動證明，有一種呼召，比鐵窗更堅硬。

這個行為，在係統的語言裏，會被清晰地解讀為毫無悔意。

它以一種無可辯駁的方式證明了，四年的再教育工程是徹底失敗的。

她的核心代碼，那種基於信仰的公義程序，無法被改寫或刪除。

於是，這台龐大的機器，帶著被冒犯的憤怒，再次啟動。在她返回途中，她被帶走。

這一次，檢方的指控邏輯清晰而強大。她的不悔改，證明了她是一個對係統規訓有免疫力的：

危險個體。

前一次的四年徒刑，在這裏不再是已經償還的代價，而是下一次重判的信用抵押。

她的每一次行善，都在為下一次審判的判決書，添加一行紮實的罪證。

她過往的公義，像一份不斷累積的債務，每一次清算，利息就是更長的刑期。

至此，所有的證據鏈都已閉合。

她的清醒，證明了她的行為是主觀故意。她的見證，證明了她對官方敘事的挑戰。她的不悔改，證明了：

她對內心法典的絕對忠誠。

最後，那份精神鑒定報告，如同一枚冰冷的公證印章，蓋在這份卷宗上。

它以科學的名義，向法庭、向世界、也向她自己莊嚴宣告，你所有的苦難，並非來自任何形式的瘋狂。它們僅僅，也完全地，來自於你清醒的良知：

而他們要審判的，正是這份良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