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社會下的個體：當一個「拆二代」開始送外賣

結束午高峰外賣配送，騎手張天力把電動車停在一片被藍色圍擋圈起來的工地外。

這裏曾經是他未來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當拆遷公告貼進村時，張天力一度以為自己就要成為傳說中的“拆二代”——那些因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遷，從而獲得巨額現金補償或數套房產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沒能落成。為貼補家用，他隻得暫時穿行在早高峰的車流裏送外賣。

“拆遷”是城市化敘事裏最誘人的章節，“拆二代”的標簽和“煤老板”一樣，成為特定時代造就的財富故事。但在房價下行、監管滯後的現實中，這些看似被機遇選中的“幸運兒”，又迅速被時代拋下。

我們找到了五位這樣的“拆二代”——張天力和趙戈苦等了若幹年，安置房依然遙遙無期；劉森手握三本房產證，卻不好租也不好賣，眼睜睜看著資產縮水百萬；周磊被人設局，七套安置房如今隻剩四套；王強手裏攥著的，隻是一張名為“房票”的白條。

這個故事裏，從來沒有幸運兒，隻有被時代列車裹挾的乘客。

用8年等一個房子

“按當時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當年小區均價1.2萬，300平米的房子總價值360萬。”張天力指著圍欄內一座已經封頂但尚未建成的高樓告訴我。彼時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樣，幻想著拆遷後的生活：住進寬敞的電梯房，靠出租多餘的房子安穩度日，一夜之間實現財富自由。

如今，這個“拆二代”的一天，從早上七點整手機裏炸開的外賣提示音中開始。

包子鋪前，老板把兩籠肉包和一盒雞蛋湯塞進塑料袋遞給他。後者接過外賣，穿過早高峰的車流，將電動車開得飛快。

“不好意思，湯灑了點。”敲開客戶的門，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門口的男人一言不發地接過外賣，關上門。張天力趕緊鑽進電梯，衝出單元門，跨上電動車，朝著下一個地址駛去。

“你見過哪個拆遷戶像我這樣？”張天力有些憤懣。這的確是他未曾想見的人生。

拆遷消息抵達張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這是一個位於華北某市的城中村，有著近千戶人家、千餘畝土地。彼時周邊村落早已拆遷，村民陸續搬進了高樓。如今輪到了他們。

村裏把土地賣給了開發商。補償方案很誘人——每戶不論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還能以成本價再購房。

那一年，房地產業依然蓬勃。新華社消息稱“2017樓市新紀錄！銷售額破13萬億，麵積超16億平方米”。同樣是2017年，在中央強調住房居住屬性背景下，各地頻頻出台嚴厲調控政策，房地產金融監管也不斷加強，在投資投機性需求被抑製的同時，市場分化也更加嚴重：一二線城市及其周邊環線熱點熱度下降，三四線城市則明顯“逆襲”。國家統計局公布2017年房地產市場相關數據稱，2017年商品房銷售額再次突破13萬億，達到133701億元。相當於人均花9600元買房。



房價高漲時，很多人幻想著靠拆遷一夜暴富。

張天力因此堅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

拆遷後的第一年，村民們每月能按時拿到3000元過渡費，足夠支付房租。可沒過多久，安置房的建設就變得拖拖拉拉，有時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著周邊拆遷村的房子陸續封頂、交付，張天力他們的安置房卻始終停留在“在建”狀態。更讓人心慌的是，過渡費開始拖欠，最長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體去有關部門反映，問題才得以解決。至於安置房的情況，村裏總說“開發商沒錢，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終於封頂，村民們以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舊遙遙無期。這8年，當地房價就像坐了過山車，從1.7萬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還有更多變故在發生——拆遷前，張天力在電器廠上班，妻子在村裏開小超市，家裏多餘的屋子對外出租，夫妻倆每月工資加房租，收入一萬多。拆遷後，超市沒了，妻子去了餐館打零工；電器廠倒閉了，張天力沒什麽職業技能，隻能到處打零工。

由於家裏沒什麽積蓄，房子又一直沒交付，在朋友的建議下，他做起了外賣配送。

在另一個城郊，趙戈的等待也看不到盡頭。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遷計劃，補償方案很特殊：按兒子的數量核算，“一個兒子分300平米，有幾個兒子就用那個數字乘以300；有兒有女的家庭，兒子分300平米，女兒隻能買100平米平價房；隻有女兒的家庭，隻有一個女兒能分到300平米，其餘都是100平米平價房。”趙戈透露，村裏兒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遷協議寫著，安置小區3年內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過渡費3000元，若到期無法交付，過渡費翻倍。

簽完協議，那些兒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帶著傲氣，仿佛走上了人生巔峰。

現實無比殘酷。如今協議約定的交付時間早已過去，安置區的四個地塊，目前隻建成兩個，另外兩塊連地基都沒打，交付時間還是未知數。2022年、2023年，當地房價還維持在1.4萬元左右，2024年開始斷崖式下跌。趙戈眼睜睜看著即將到手的“財富”不斷縮水。

以他租住的小區為例，2022年房價還能賣一萬出頭，現在每平米隻剩七八千。“我聽說附近有個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賣四五千。有戶人家賣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總共才幾十萬——要是在兩年前，這兩套能賣上百萬。”

趙戈把我帶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藍色圍擋上“加快建設，早日回遷”的標語，在陽光下格外刺眼。工地裏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準備下班，隻有幾台挖掘機靜靜地停在空地上。

“聽說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見到趙戈，都用這句話打著招呼，像是約好了似的。

趙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遷前的城中村，夜晚總是喧囂熱鬧，孩子們在巷子裏追逐打鬧，大人們坐在門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燙手的房本

從這個角度看，劉森是幸運的——至少他已經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來”拆遷。

劉森一家在城郊農村住了一輩子，村裏3000多戶人大多靠種玉米和打工過活。結婚後，他和妻子張嵐守著村裏的老房子，在鎮上開了家鹵肉店，日子雖不富裕，卻也安穩。

“拆二代”這個詞，劉森隻在短視頻裏見過——他總覺得，那是屬於穿著潮牌、開著豪車的年輕人的標簽，和自己毫無關係，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開始循環播放拆遷通知。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將改造成產業園，要求10天內必須搬空。

實際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經發了公告，但公告之後便再無動靜。在漫長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為這事已經“爛尾”。因此，當要求立即搬離的正式通知突然下達時，人們措手不及。劉森和張嵐站在院子裏，看著鄰居們慌亂地將家當搬上電三輪、麵包車和貨拉拉時，突然有一種被連根拔起的茫然。

劉森簽署的那份拆遷補償協議上白紙黑字寫著，“無償給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補償方案，280平方米能換兩套大戶型，或是三套普通戶型。彼時，這座城市的房價均價1.5萬，280平米相當於總價420萬。



北方某城中村。

“以後我們就是有錢人了。”張嵐拍拍劉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計，父親抽著煙說，“多一套是一套”，母親則惦記著“以後孫子能有地方住”。最終他們選擇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兩室兩廳。

那天晚上，劉森睡不著，和張嵐趴在床上算賬，“自己住一套，賣一套能得130多萬，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夠生活費了。”他恍惚覺得，命運或許真的要拐個彎。等這幾套房子到手，有了錢，他要買一輛寬敞些的商務車，偶爾去旅遊，讓孩子讀市裏最好的外國語高中，然後把鹵肉店做大做強，開連鎖店，當大老板。

所有這些規劃，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蓋了兩年。全村人搬走後不久，劉森看著挖掘機開進村，老房子的磚牆在轟鳴聲中倒塌，與此同時，大型器械還開進了另一塊給安置房騰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時間，夫妻倆都會特意繞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樓建起來，從地基到封頂，每一層都像在搭他們的未來。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鑰匙時，劉森的手都在抖。小區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層的高樓，樓下有花園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簡裝狀態，買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讓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辦好了《不動產權證書》——“這是大產權，能自由買賣。”他把證書鎖進抽屜，覺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還沒暖熱，就涼透了。

夫妻倆合計著，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兒掛了一個月，連個看房的人都沒有。中介也沒辦法，“現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邊配套還沒起來。”劉森又想著賣一套變現，並掛出每平1.3萬的價格，中介帶來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價1.5萬，現在1.3萬都不好賣。”

劉森算了筆賬：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萬，現在隻剩360多萬，兩年少了50多萬。他跑遍周邊售樓處，得到的答複全是，“現在行情不好，價格還在降”。

他想等，等周邊產業園建起來，人多了，房價說不定能漲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當地房價均價跌到1.1萬，三套房總價值隻剩300萬出頭，比2021年少了110多萬。



越來越多的”拆二代“，成為“負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業費是筆不小的開支。張嵐偶爾會抱怨，“早知道當初賣一套就好了，現在砸在手裏，還得倒貼錢。”劉森沒話說，隻能蹲在陽台上抽煙。

他想起小時候，家裏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時會漏雨，父親就用塑料布把屋頂蓋起來。那時候日子苦，可踏實，知道隻要好好種地、好好打工，就有飯吃。現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沒了底氣：不知道明天房價會不會再跌，不知道房子什麽時候能賣出去、租出去。

鄰居們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掛了半年，一直賣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給銀行，銀行說“安置房抵押額度低”。之前大家見麵聊的都是怎麽裝修怎麽理財，現在再碰麵，隻會唏噓著，“早知道不盼著拆遷了”。

“本來想當拆二代，現在倒好，成了‘負二代’。”劉森自嘲。

上個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將每平米價格降到11000元，中介說有客戶願意出1萬每平方米，問他考不考慮。張嵐也勸，“賣了吧，至少能拿回點兒錢。”劉森猶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價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視頻和自媒體，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一個說法，在信息繭房裏，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發現房價下降得越狠。

在賣與不賣兩個選項中，劉森搖擺至今。

“蒸發”

對周磊來說，他的房子不是變涼了，而是直接蒸發了。

他曾是這群人裏，最接近“拆二代”神話的一個。他是獨生子，之前的家位於城市北部，如今地圖上已找不到它的確切邊界——它被寫字樓和商品房緊緊裹住了。當年，無數外來務工人員在這個城中村落腳，剛畢業的學生們擠在二三十平米的單間裏，最多的時候，村裏住著10萬租客。

房子供不應求。每家每戶，幾乎都在原有兩三層房子的基礎上，把違建加蓋成十幾層。

周磊家的房子也從最初的三層，悄悄加蓋到十五層，每層120平米。沒有電梯，租客們就踩著樓梯上上下下，腳步聲從早到晚不停歇。

“那時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懷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遷公告貼滿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補償規則寫得明白：3層以下拆1平米補1平米，3層以上拆6平米補1平米。周磊的父親一算，15層的房子裏，3層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層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補240平米，加起來總共600平米。

這意味著，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親說。可周磊算了筆賬，比起以前每年大幾十萬的房租，這點補償相當於被人切了一大塊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這麽過下去，周磊或許真能過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幾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個晚上，一場麻將局讓一切都變了。

他記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買完飲料，蹲在超市門口看手機。那段時間，他終日無所事事，幾乎每天蹲在路邊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鄰村的阿強。他跟周磊說，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和這片拆遷村的其他幾個人，一起玩牌解悶兒。

牌局設在一間出租屋裏，窗簾拉得嚴嚴實實。

周磊原本沒打算玩兒。可阿強湊過來說，都是自己人，輸贏不大。又說其他人也都是拆遷戶，分到了好幾套房，大家認識一下，以後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麽變現。

那天晚上，周磊手氣特別好，散局時，他贏了兩萬三千塊現金。輸家操著不同的口音，輸了錢也不著急，笑嘻嘻地說“下次贏回來”。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發現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興奮。回到住處，已經很晚了，他開始盼著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來一個月，他像著了魔。每天準時跟著阿強去那間出租屋，窗簾依舊拉得嚴實，籌碼越堆越高，從一開始的一把五百，變成一把五千，再到後來一把一萬。他贏過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萬現金，走在路上腳步都發飄。路過4S店時，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寶馬車，心裏盤算著，“再贏幾次就買一輛”。直到有一天，運氣突然消失了。

麻將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麽杠上開花被別人截和，要麽聽牌後摸來的全是沒用的字牌。他先是輸了五萬，不服氣，從家裏取了十萬接著押；又輸了，再取二十萬。反反複複，兩周時間，他輸了兩百多萬。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媽要錢，可還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議，“你不是等著分安置房嗎？那七八套房，還怕填不上這兩百多萬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識到，自己被做局了。沒等他猶豫，一個瘦高個牌友從包裏掏出一遝紙——是早就準備好的協議。瘦高個用手指著協議上一行字念道，“自願將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給甲方，用於償還欠款。等房子下來過戶，欠款兩清。”

“我欠了200多萬，這一套夠嗎？”周磊問。瘦高個說，“給你打折，夠了。”

周磊稀裏糊塗簽了字。後來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專門給拆遷戶設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畢竟分的房子多，這件事也就這麽過去了。之後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鄰居，對方說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這樣的局騙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終極夢想。

安置房下來後，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給了設局的人，爸媽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萬塊收入。

“雖說比以前差遠了，但至少穩定。”周磊想著。

然而穩定也並沒持續多久。2023年，周磊覺得“來錢慢”，以每平米1.2萬的價格賣了一套房，加盟了連鎖餐飲店。他租了門麵，雇了三個員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采購，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可生意始終不好，員工工資、房租、食材成本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又賣了一套房想撐下去，每平米1萬元，但還是沒用。2024年下半年，隻得把店關了。彼時房價還在跌，他舍不得再賣了，覺得租房或許更穩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隻剩了四套：他和爸媽各住一套，另外兩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塊房租。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節過後，他跑起了網約車。

周磊偶爾會在社交媒體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視頻：有人開著跑車，有人去國外旅遊。這時他會停下來看幾秒，然後繼續開車。

白條

有人為實體房賣不出價也租不出價發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張白條。

比如王強。

房子拆遷前，王強根本不知道“房票”為何物。事實上，這一名稱背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製度——計劃時期的“房票”是物質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額憑證，隨著1998年住房製度改革，早已退出曆史舞台。

而他現在麵對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購房安置憑證。這一政策經曆了幾輪起伏：在2015年棚改貨幣化浪潮下，房票被作為去庫存的補充工具；隨著2018年棚改退潮，該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鄭州係統性地重啟房票政策，通過獎勵機製鼓勵拆遷戶購房安置。此後，政策推廣至全國多個城市，尤其2024年以後，一線城市普遍將房票製度與城中村改造相結合，使其成為消化存量房產、優化財政支出的關鍵舉措。

王強第一次與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當時他所在的城中村拆遷，安置房蓋到一半，開發商資金鏈突然斷裂，工程停擺。有關部門找到村民協商，說是先給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現房，剩下的補償麵積，換成房票。

村民們沒多想，在他們看來，“房票”就是能換房子的“支票”。

至於具體怎麽用，王強舉了個例子，“比如我們村在三環內，總共分了300平米補償，縣裏先給100平米現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萬房票。拿著這房票去指定小區買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選中的房子單價超過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沒有用，等安置房蓋好，還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廢。”

這個聽起來合理的規則，操作起來卻變了味兒。



對於房子，人們逐漸回歸了理性。

王強的一個朋友，手握100萬房票到一個位置相對偏遠的小區看房。那個小區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賣不動，一納入房票指定範圍，單價立馬漲到8000元。

“開發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著房票隻能在這兒買，不漲價等什麽？”朋友給王強算過筆賬，買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萬，房票隻能抵50萬，自己還得貼30萬。最後，這位朋友沒買房，直接把房票鎖進了櫃子。

王強觀察到，願意接納房票的小區大多有個共性：位置偏僻、銷路慘淡。那些地段好、不愁賣的熱門小區，根本不願加入房票名單。“人家的房子搶著要，為啥要接你這‘白條’？隻有那些偏遠的、賣不動的樓盤，才願意湊這個熱鬧。”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幾乎全集中在遠郊地段。

開發商心裏，還有另一本賬。王強認識一位做房產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項目被納入了房票範圍。“他跟我說，這項目本來賣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後直接漲到9000元。就算購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開發商）也不虧。”

更關鍵的是，開發商可以拿著房票找政府抵賬，“比如該交的土地出讓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張房票遞過去，就能抵銷欠款。”

這就形成了一個閉環“遊戲”：政府欠拆遷戶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遷戶買指定房源欠開發商的錢，用房票抵；開發商欠政府的款項，最後還是用房票抵。“最後誰虧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強欲言又止。

房票並非完全沒有用於交易。王強見過一戶人家，孩子急著做手術要錢，把100萬的房票以30萬的價格賣了。買家是專收房票的“黃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評估價低40%。“那家人也是沒辦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現錢，總比拿著一張廢紙強。”

還有荒唐的：有拆遷戶賭錢輸了，人家找上門說，“你這房票值50萬，抵給我，賬就清了”，結果房票沒拿到手，先成別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當地拆遷戶更認的“主流選擇”，但因為房子沒下來，大家隻能先拿房票。王強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遷時，按“三層以下1∶1，三層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總共賠了580平米。

“理論上能分五套房。現在我們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餘麵積都換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盤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個月租金加起來快一萬了。

王強也聽說過有關“拆二代”暴富的傳聞。

“早幾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遷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價漲得快，賣一套就能賺幾百萬。現在不行了，房價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賣。”如今他身邊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過日子，“安穩。每個月都有固定收入，總算比炒股、賭博靠譜。”

但顯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還沒能讓他過上這種安穩日子。

“咱們的房票還能用嗎？”王強在電話裏追問村支書。

後者打了個哈欠，語氣含糊，“誰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麵通知吧。”



“拆二代”隻是特定時代造就的財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機還在繼續。

張天力送外賣之餘路過那片尚未建成的樓盤時，總忍不住停下腳步，探頭看看；趙戈在藍色圍擋外站了一會兒，掏出手機拍了張照片發給父母，告訴他們工地還在施工，別擔心。其實他自己心裏也沒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沒有別的辦法。

周磊的網約車在晚高峰繼續穿梭。傍晚六點半，三環路堵作一團。導航裏機械的女聲念著“前方五百米右轉”，他算了下，今天已經跑了128公裏，收入剛過三百塊。十年前，這樣的數字隻是家裏一天房租的零頭。

睡不著的劉森，在17樓聽見遠處傳來產業園施工的轟鳴聲。他無法預見明天會怎樣，隻知道那三套房子還在那裏——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