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Dan Wang，音譯）的人生軌跡與中美兩國緊密交織：2000年，出生於雲南的他先隨父母移居加拿大，後定居於美國舊金山，最終成為一名科技分析師。

2018年，出於對中國工程領域發展的強烈好奇，王旦重返故土，在香港、北京、上海先後居住近6年，專注研究中國技術發展動態。

在王旦眼中，這幾年是中國曆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

這段經曆也讓他清晰看到中美治理邏輯的差異：王旦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工程思維”治理的國家，由具有工程背景的人士主導，擅長統籌建設；而美國已演變為一個“律師主導型社會”，凡事傾向於設置阻礙，聯邦政府已淪為一個“由律師掌控、為律師服務、替律師發聲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

為了跳出上世紀 “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傳統標簽化概念來解讀中國，王旦撰寫了《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極速前進：中國塑造未來的探索》）一書，力求厘清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真實變化。該書已於今年8月下旬正式發售，並入圍英國《金融時報》年度商業圖書長名單。

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的播客節目采訪時，王旦進一步分享了他對中美經濟技術發展的見解，以及對未來全球秩序的看法。

工程型國家VS律師型國家

王旦在新書中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是一個‘工程型國家’（engineering state），它用‘大錘’（務實高效的行動力）來解決問題；而美國則是‘律師型社會’（lawyerly society），遇事動輒拿出‘法槌’，結果幾乎會阻礙所有事情，無論其本身是好是壞。”

他指出，1984年至2020年間，美國民主黨所有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都有法學院就讀經曆。在他看來，這種差異導致的結果是，美國的“法律精英階層”將程序置於結果之上，且其製度設計係統性地偏向富裕群體。

反觀中國，領導層大多擁有工程學學位。他們中的不少人曾是煤礦工人、地質工程師，或是參與過大壩建設的工程技術人員。

王旦認為，兩國治理模式的差異，也正是美國如今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幾無成效的關鍵原因。

王旦曾在紐黑文的耶魯法學院擔任研究員。他調侃道，自己偶然找到過一份1914年的紐黑文大都會北方鐵路時刻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時紐黑文的火車速度，居然比2025年的還要快一點。

盡管他承認這“這並非完全公平的對比”，畢竟當時的特快列車隻停一站，而現在的列車沿途要停靠約24站，但關鍵問題在於——“我們本應該比一百年前跑得更快，可在康涅狄格州，事實並非如此”。

在紐黑文長大的主持人艾登·賴特（Aiden Reiter）聽到這話，忍不住笑出聲。

賴特對王旦的吐槽感同身受，他也在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

他搭話道，“我也乘坐過那些南北貫通、連接（中國）全國的超高速列車，它們的速度和乘坐體驗，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中美高鐵建設的差距，王旦也在新書中也有提及：2008年，美國加州高鐵、中國京滬高鐵幾乎同時啟動規劃建設；但三年後中國高鐵如期通車運營，而加州高鐵的開通時間卻一再延後到了2030年，造價更是飆升至1280億美元。

4月25日，江蘇蘇州，飛馳的京滬高鐵列車穿行在陽澄湖河段，夕陽映照成景，構成一幅美麗的夏日畫卷。視覺中國

王旦還在書中列舉了更多所謂中國“工程型國家”的成就。《金融時報》評價稱，在對中國過去幾十年間非凡的經濟與技術變革的描述中，王旦書中引用的一些數據，其衝擊力堪比“一記重錘”（sledgehammer blows）。

比如，他提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到2030年，中國將占據全球工業產能的45%，而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在內的所有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的工業產能占比總和僅為38%。

王旦在節目上說，“‘全球其他國家在工業產能上無法與中國匹敵’這一事實令人震驚，我認為這種局麵相當危險。”

他坦言，工作讓自己接觸到不少矽穀的“技術極客”，但這些試圖“在盒子裏創造上帝”的人再野心勃勃，也無法讓他看到美國長期保持主導地位的信心。

王旦更希望，美國能將目光轉向“建設能力”，“或許未來會出現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級智能’，但中國屆時將擁有大量船舶、太陽能設備、無人機和軍需物資。而美國甚至連舊金山的公共廁所這類簡單設施都難以建成。”

“往往是美國搭建了通往技術領先地位的階梯，而中國卻成為第一個登頂的國家，”王旦在個人網站介紹新書時寫道，“美國的太多地方，如今都像一座曾經輝煌的文明留下的、保存完好的廢墟。美國人應該更清醒地審視那些通常被忽視、且屢遭輕視的工業成就。”

王旦希望借此勸告美國重拾對“建設”的熱情，呼籲美國借鑒中國的做法，將硬核工程視為值得驕傲的事業重新拾起，去讚美“原子構成的實體世界，而非比特構建的虛擬世界”。

他還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觀點：他認為，要實現這一切，美國必須首先承認自身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有許多地方需要從中國這個“工程型國家”中吸取經驗。

“‘發展中’這一稱謂，本就應該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標簽。” 王旦寫道。

“中國經濟中有5%極其亮眼”

被問到中國經濟領域的發展時，王旦指出，中國經濟中有5%表現極為突出的領域，尤其集中在高科技製造業範疇，而這部分領域對西方利益而言，具有顯著的“威脅性”。

他進一步解釋說，這5%的成功領域包括電動汽車、半導體製造，以及在科技行業監管政策優化後重新崛起的各類新型服務業等。

這些領域的亮眼表現，不僅印證中國競爭力的持續提升，且已對全球產業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尤其在美國、歐洲均麵臨“去工業化”趨勢的背景下。這一議題也成為他長期重點關注與深入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

王旦及其新書封麵。彭博社截圖

當被問及“中國製造2025”計劃是否奏效時，王旦將中美產業政策展開對比。

他告訴主持人，約20年前，美國能源部曾向太陽能製造商Solyndra提供貸款，不料該公司最終破產，引發軒然大波。此後美國便決定“不再向任何高風險技術行業相關企業提供資金”，這種保守態度持續了約15年。

他說，“直到（上一任）拜登政府推出更有力的產業政策，尤其是針對半導體行業的扶持，才有了更實質性的努力來重新實現美國工業化。”

中國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王旦表示，“過去20年間，中國始終堅定為製造業、高科技產業，以及所有被北京界定為‘戰略性’的領域提供資金支持。而且他們會一直堅持下去，直至目標達成。”

最近十年，這種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2015年，中國出台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十年計劃，即“中國製造2025”，旨在用十年時間實現製造業自主創新、實力增強。

王旦提到，當時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要打造高附加值汽車產業。

“這是中國長期未能實現的目標，而汽車產業恰恰是‘大國地位’的象征之一，”他說，“美國、德國、日本早已擁有強大的汽車產業，甚至韓國也實現了汽車產業崛起，中國迫切希望扭轉自身在該領域的落後局麵。”

除此之外，中國還渴望發展航空產業、半導體產業等，這些都是“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目標領域。中方明確將“實現技術自主可控”、“在高端產業占據技術主導地位”等目標列為優先事項，且願意為此投入巨額資金。

王旦表示，誠然，中國在推進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但與此同時，有目共睹的是中國的技術能力確實在穩步提升，“這種提升體現在出口數據上，中國正不斷產出全球市場需求的產品。”

“美國製裁適得其反，倒逼中國搞自主創新”

王旦在書中解釋稱，“工程型國家”和“律師型國家”這兩個概念，雖然難以完全解釋中美發展的差異，卻足以說明近年的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的情況，“美國依賴法律手段，比如征收關稅和設計各種嚴苛的製裁機製；而中國則專注於用工程創造未來，比如建造更好的汽車、更美麗的城市以及更大規模的發電廠。”

在他看來，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核心思路正是這種“法律主義”。“但美國製裁最顯著的效果，是倒逼中國企業全麵替換美國設備。從這個角度看，製裁完全起到了反作用”，王旦說道。

他回憶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最初打響之時，時任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推出了一套全新製裁體係，激活了部門內一些幾乎被遺忘的部分，專門管理當時“沒人聽說過的晦澀名單”，比如 “被拒絕人員清單”（Denied Persons List）、“實體清單”（Entity List）、“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這些清單的出台，大幅增加了中國企業獲取美國技術的難度。

中國一批極具競爭力的企業，都對美國製裁深感擔憂。過去，它們大量采購美國技術產品，尤其是半導體；如今卻時刻擔心被列入某份從未聽說過的“黑名單”，一夜之間被切斷大部分的技術供應。

也正是在這種壓力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選擇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技術自主可控”目標。在此之前，它們並無強烈動力推進此事，畢竟依賴美國技術更符合自身商業利益；而現在，自主研發半導體等關鍵技術已成為迫切需求。

不過，盡管中美通常被視為主要競爭對手，但王旦卻認為，“沒有哪兩類人比美國人和中國人更相似”。

他對此解釋說，無論是追求財富還是健康，中美民眾都兼具“急於求成”的特質，願意為目標快速行動；此外，兩國人民都對“技術崇高性”抱有欣賞，他們都會為“登月任務”“本國研發的巨型炸彈試爆”這類宏大技術成就而感到振奮。

最近，王旦在歐洲度過了兩個月，期間他一直在思考歐洲在中美博弈中的定位。

他感覺，歐洲人與日本人非常相似：行事節奏緩慢，追求完美主義，社會氛圍安逸舒適。

“但未來的全球格局，將由中美這類更具活力、行動更迅速的力量決定。”他認為，像英國、加拿大、日本和歐盟這樣的經濟體，最終都會被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甩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