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員工”，給客戶返傭2000萬

6年靠“影子賬戶”獲得1.18億元績效獎金，其中2000萬元返給“大客戶”。

近期，一場涉及知名券商與頭部量化私募的“返傭”案引發行業關注。

據財新等多家媒體報道，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及機構業務總部機構業務部總經理高翔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一案，與去年幻方量化市場總監李橙被查有直接關聯。

在“返傭潛規則”的運作下，券商員工與量化員工設法套取券商“交易傭金40%提成”製度下的績效獎金，在6年時間裏涉案金額達到1.18億元。

返傭被監管明令禁止多年，但券商與量化機構的員工何以在灰色地帶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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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傭”始末

涉案金額超億元的利益輸送案的水落石出，始於去年11月，彼時幻方量化市場總監李橙因涉及券商返傭被調查。

所謂交易傭金，是指證券公司向客戶（投資者）收取的服務費用，用於覆蓋交易執行、平台維護、研究服務等成本；而績效獎金，則是指證券公司給員工發放的激勵性報酬，屬於公司人力成本支出。

具體到本案，招商證券為幻方量化提供交易通道，幻方量化則為招商證券帶來交易傭金。在此基礎上，招商證券給相關經紀人發放績效績效獎金。據報道，在招商證券，經紀人可從客戶交易傭金中提取最高40%的績效獎金。

需要指出的是，傭金和績效獎金本身並不違法，但客觀上為招商證券員工與幻方量化員工進行“利益輸送”創造了違法空間。

孟鵬飛，2018年6月—2023年2月期間擔任招商證券深南東路營業部總經理。這期間，招商證券總部私人客戶部總經理劉歡將幻方量化的交易放在該營業部，孟鵬飛則安排自家親戚成為幻方量化的“專屬經紀人”，並借其銀行卡收取本應屬於經紀人的績效獎金。

在這6年裏，這個隱秘賬戶總共獲得了1.18億元績效獎金，其中2000餘萬元流向李橙，1000萬元流向劉歡，剩餘8000餘萬元由孟鵬飛保留。

我國法律明令禁止券商將收取的部分傭金返還給投資者。而在本案中，招商證券員工向幻方量化員工返還績效獎金的來源，本質上還是券商從客戶處取得的傭金，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返傭”。

事發後，孟鵬飛還曾拿出300萬元等價黃金希望上司高翔幫忙保全自己，高翔後將黃金退還，並在後續被查。

2025年5月30日，據中山紀檢監察網站消息，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及機構業務總部機構業務部總經理高翔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招商局集團紀委紀律審查和中山市監委監察調查。其餘幾名涉案人員也已移交司法機關。

招商證券相關人士向媒體表示，高翔案目前是由中山市監委調查當中，招商證券現階段也不知曉具體案情。招商證券此前自查認為高翔案屬於個人行為，公司並未參與。

而2024年11月李橙被調查時，幻方量化亦回應媒體稱：“這是員工個人的事情，不涉及公司層麵”“券商怎麽給銷售人員激勵，其實公司都是不知道的”。

此次的“返傭”案，頗具典型性，其牽扯出券商與量化私募之間的隱秘利益鏈：量化通過高頻交易產生數額不菲的傭金，券商為綁定客戶違規利益輸送，而部分資金通過隱蔽路徑流入個人腰包。

就該案相關責任歸屬與整改進程，中國新聞周刊分別向招商證券、幻方量化發出采訪提綱，截至發稿並未收到回複。

傷害誰的利益？

在我國，“返傭”是證券監管部門明令禁止並重點打擊的行為。

根據《證券經紀業務管理辦法》，直接或者變相向投資者返還傭金、贈送禮品禮券或者提供其他非證券業務性質的服務屬於禁止性行為。

今年7月修訂的《證券行業執業聲譽信息管理辦法》進一步明確，任何商業賄賂行為均納入違法失信記錄，無論是否受罰。

從根本上來講，返傭行為傷害了市場公平，更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返傭行為本質是多重利益的係統性傷害。

“首先，普通投資者交易成本因券商合規成本轉嫁而隱性上升；其次，合規機構因無法參與灰色競爭陷入‘劣幣驅逐良幣’困境；最後，監管公信力受損，市場公平性根基動搖。”田利輝說道。

監管部門反複禁止這類行為，正是為了保護普通投資者的權益，真正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若合規經營的機構因為不搞返傭，可能在競爭中處於劣勢，而搞返傭的機構搶占市場，靠返傭拿下客戶而非真正的服務。久而久之會讓整個行業陷入“比返傭、輕服務”的畸形發展。

更進一步看，返傭不單純是券商員工與量化機構員工之間的“利益交換”，返傭的成本其實來自交易成本。

廈門集美區國際合作中心執行主任張竹然進一步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相較於主動管理的權益產品，量化私募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短線交易頻繁，大量交易通過博取時間差獲得收益。

“高頻量化機構往往是券商在高度白熱化競爭下最為優質的甲方客戶和利潤來源。因為交易量大、頻率高，量化私募高頻交易特性使其年換手率可達200倍以上，這意味著百億級私募年傭金支出動輒數億元。就算是規模不太大的量化私募，其綜合盈利指標也不容小覷。”張竹然說道。

而在行業裏，返傭行為正是量化基金飽受詬病的原因之一。因為在返傭的邏輯下，不排除部分量化私募工作人員為了拿到更高的返傭，可能會提高交易頻率、增加不必要的操作，而這些額外的交易成本最終會轉嫁到背後的投資者身上，損害實際收益。

本次涉案的幻方量化恰是市場知名的量化對衝基金。其創始於2015年，旗下共有兩家證券私募平台，分別是2015年6月成立的浙江九章資產和2016年2月成立的寧波幻方量化。

值得一提的是，幻方量化將交易席位放在招商證券深南東路營業部的2018年，恰好是公司管理規模即將迎來大爆發的“前夕”。幻方量化在2019年突破百億規模大關，2021年更是一度成為國內首家突破千億規模的量化私募。

與之對應，Wind數據顯示，2017年和2018年招商證券深南東路營業部的股票交易額均為340餘億元，2019年上述席位的股票交易額快速攀升至1819.72億元，同比增長530.07%。

為何屢禁不絕？

問題在於，多年以來券商返傭被視為違規行為並被監管打擊，為何仍屢禁不止？

田利輝直言，量化私募“返傭”案折射出金融行業利益分配與監管的深層矛盾。返傭現象雖被明令禁止，但行業實踐中仍存灰色操作空間。

中國新聞周刊從某私募行業人士處了解到，券商返傭的形式多樣且頗為隱蔽，部分券商通過“虛增經紀人提成、服務費報銷”“法人賬戶返傭”“設置影子員工”等方式變相操作。

招商證券與幻方量化的“返傭”案即通過設置親信入職成為“影子員工”的案例。“行業中‘影子員工’往往會入職國內證券公司的相關分支機構，通過各類稅務籌劃方式降低該員工的個稅，此後相關利益方再從傭金獎金賬戶‘分錢’，該員工就成了各方利益輸送的通道。”上述行業人士解釋道。

而返傭本質的動機，則與券商行業的激烈競爭密切相關。

張竹然曾就職於某私募服務平台公司，服務過行業內眾多私募機構。據他介紹，行業內的返傭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潛規則”，即傭金部分不單純是要返還給相關方，還要按一定比例返還給投資人，為的就是留住“大客戶”。

具體到招商證券而言，其經營壓力明確顯現在業績層麵——財富管理和機構業務增長乏力，投行業務麵臨一定瓶頸。

2024年，招商證券財富管理和機構業務收入102.33億元，同比增長2.22%，占營收比重48.98%。此前，其財富管理和機構業務收入在2022年、2023年分別同比下滑了19%、9.83%。

同年，招商證券投資銀行業務收入8.58億元，同比減少33.75%，這已是投行業務連續第三年收入下滑——2022年至2023年，其投行業務收入分別下滑了43.61%、6.57%。

受此影響，招商證券近年來的收入增速也僅個位數。2022—2024年招商證券的收入增速分別為-34.69%、3.13%、5.4%。

盡管此案發生在招商證券與幻方量化的合作流程之外，但在上海申宜禾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海權看來，也反映出證券公司在內控上存在一定的問題。

“首先，與傭金掛鉤的高比例績效獎金的設置極有可能導致返傭行為的發生，或者使得業務人員以私下返傭的方式攬取業務，是否有相應的監管措施防止返傭、私下利益輸送行為的發生；其次，對於管理人員和員工的業務行為是否監管到位。比如向員工違規設置的‘影子員工’發放高額績效獎金是否真正符合內控流程。”李海權指出。

當然，券商返傭現象的更根本整治，亟待各方監管的“出手”。

田利輝進一步指出，監管穿透核查資金流向與交易數據的技術門檻較高，形成了一定的製度性漏洞。建議構建“技術+製度”雙維監管框架，通過多重手段來避免此類現象。比如要強製券商接入監管係統，將返傭資金流向個人賬戶的行為納入刑事打擊範圍，推動私募費率透明化、公開披露傭金結構，強化行業自律，將返傭違規納入會員評級負麵清單。

“通過穿透式監管與高壓震懾來斬斷灰色利益鏈，重塑金融市場的法治化根基。”田利輝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