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斯塔西婭·霍沃羅娃正站在一次重大的科學機遇邊緣。她在馬薩諸塞大學陳醫學院（（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han Medical School）的實驗室運用最前沿的RNA生物學，目標隻有一個：攻克那些奪走人類記憶或危及孕婦健康的疾病。
現在她覺得了危機重重。
在走廊裏，她先後遇到兩位頂尖化學家，他們的薪水依賴於川普政府計劃大幅削減的聯邦資金。許多人和她一樣是移民，他們再也不能確定，美國是否仍是世界上最適合做科研的國家——甚至不能確定自己是否還受歡迎。
霍沃羅娃一直很敢做敢做，這樣有助於推動自己的科學事業，但如果聯邦科研經費的放緩與削減持續下去，她的抱負隻能縮水 。
“現在發生的事情簡直是在自殺。”霍沃羅娃用帶有俄羅斯口音的英語輕聲說，“我會停止研發藥物，把實驗室從30人縮減到5人，不再培訓科學家。”
在過去六個月裏，川普政府以驚人的速度削減科研資金、終止資助項目、暫停聯邦資金的撥付，動搖了政府與大學之間長達80年的合作關係，而這種合作使美國成為科學強國。
這些變化聽起來可能有點晦澀，但對科研人員而言，卻關乎一切。霍沃羅娃的實驗室平日裏明亮而繁忙，科學家們在努力研發治療亨廷頓病的藥物，或阻止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肌肉流失。
但是未來會如何？
“我毫無頭緒。”霍沃羅娃說。
川普政府將這些變化描述為一次有針對性的調整。官員們說之所以終止某些資助，是因為這些研究涉及政府不認同的主題，比如提升科學領域的多樣性。某些大學的資金被凍結，是打著保護猶太學生的旗號。
川普政府還表示基礎研究將會蓬勃發展。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5月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用於基礎和探索性科學的資金，必須用於這些目的，而不是去養活那些常常伴隨資助研究的繁文縟節。”
然而，美國科學促進會近期的一份報告指出，川普2026財年的預算請求——包括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預算削減40%——將使美國基礎研究的整體規模減少約三分之一。
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一份新報告發現，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預算削減10%，會導致每年減少兩種新藥的發明，這種逐步下降的影響，會在30年後完全顯現。
川普政府的科研議程，在法院、國會以及州一級遭遇了反對，但影響已經波及全美各地的科研機構。截至8月1日，由於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長期撥款延遲，陳醫學院的科研資金出現3700萬美元缺口。
霍沃羅娃對在艱難條件下做科研並不陌生。她曾在蘇聯解體前夕的莫斯科國立大學接受訓練，那時常常沒有熱水，沒有實驗試劑，也沒有工資。
但即便如此，她也沒有做好準備應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而且這些轉向正威脅著獨特的美國科研體係。
“我們在研發治療方法，這些工作與政治無關。”霍沃羅娃說，“民主黨人會老，共和黨人也會老。”
科研的中斷會產生長達數十年的連鎖反應，因為沒人能預測，實驗室中的科學突破將來會變成怎樣改變世界的創新。霍沃羅娃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多年聯邦資助的基礎上，這些研究探索了生活在土壤中的微觀線蟲，發現短鏈RNA就像交響樂的指揮，能夠控製基因的活動並降低它們的“音量”。
位於馬薩諸塞州中部的伍斯特，這座曾經的老工業城市，孕育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也擁有一個RNA治療研究所，已經孵化出12家創業公司。
阿爾納拉姆製藥公司，基於陳醫學院和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實驗室中在線蟲身上最初發現的這一現象，研發出了6種已獲批準的藥物，用於治療罕見遺傳病和高膽固醇等疾病。
公司市值已飆升至500多億美元，員工人數達到2200人。
基礎研究，“幾乎就像做酸麵包時的發酵引子，沒有它你做不出麵包。”阿爾納拉姆的前首席執行官約翰·馬拉加諾雷這樣形容，他在公司領導了近20年，直到2021年卸任。
在陳醫學院那錯綜複雜、略顯淩亂的實驗室裏，科學家們操作著一些帶有極客氣質名字的高端儀器，比如“寡核苷酸博士”，用它們合成RNA鏈，以治療致命的癡呆症或導致肌肉萎縮的疾病。
在無菌操作台下，他們培養著數百萬個小鼠肝細胞用於實驗。在一個叫作“蟲洞”的小房間裏，門框上掛著像冰柱一樣的彩色小蟲裝飾，諾貝爾獎得主、研究線蟲的生物學家維克托·安布羅斯，正在觀察變異線蟲在淡黃色的瓊脂凝膠上扭動。
與被川普政府切斷數十億美元資金的哈佛大學不同，陳醫學院並未成為直接目標。但也並非完全幸免。與全美數百家科研機構一樣，它在日常運作中，不斷被川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機構精簡與重組努力所幹擾。
幾乎每一次實驗、每一場對話都籠罩著不確定性。在一間辦公室的毛玻璃牆上，不是科學草圖，而是被潦草寫下的口號：
“我們要科學數據，不要另類事實！”
“女孩隻想要（NIH）資助”
“科學，而不是沉默！”
幾百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項目中，有十多個已被終止，不過這些項目目前陷入針對川普政府行為的訴訟中。
大約200名員工被解雇或強製休假，占醫學院6500名員工的約3%。自3月以來，招聘凍結。近90名年輕生物醫學科學家的研究生錄取通知被撤銷，雖然有13個名額得以為明年的新生保留。
“我們感受到極度的不確定性。過去我們依靠的是一個健全、基於能力的體係，這個體係可以因為正確的理由而保持可預測性——最優秀的科研會獲得資助。”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安布羅斯說。
研究生傑西·萊曼專注於研究免疫係統對病原體防禦的速度和動態。他第一次感受到發現新東西的興奮時，就迷上了科學。
科研本身沒有任何保障——競爭聯邦資助的過程極其激烈。但支撐這一體係的，是穩定性。聯邦政府年複一年地資助最優秀的研究，科學家們全力爭取資助，而不用擔心資助方突然對神經科學或免疫學失去興趣，轉而去買一支運動隊。
而現在，聯邦資助可能此刻還在，下一刻就消失。
“我擔心，我花了10年打造的職業生涯，可能根本無法維係下去。”萊曼說。
通往成功的20年之路
在教科書裏，科學似乎是穩步推進的。但在實驗室裏，是一個反複試驗的過程——充滿了繞路與死胡同，而這些有時恰恰會帶來推動領域前進的意外驚喜。
2006年，陳醫學院生物學家克雷格·梅洛與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家安德魯·法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獎，因他們發現了一種被稱為RNA幹擾的現象：短的雙鏈RNA可以使基因沉默。
這是一種關鍵的生物機製，不僅存在於微小的線蟲中，也存在於人類體內。其他科學家在此基礎上開展研究，引起了風險投資公司和製藥企業的興趣。
許多人類疾病是由異常基因引起的。如果醫生能夠直接讓患者體內的問題基因“關閉”，而不是僅僅治療症狀，會怎樣？
超過十億美元的投資流入了創業公司，但生物學的複雜性超出了預期。投資者的熱情迅速消退。RNA幹擾公司阿爾納拉姆的股價，甚至低於賬麵上的現金，這意味著投資者認為公司的股票不如銀行裏的錢值錢。
多年科學研究——包括大量的化學工作，最終將這一深刻的生物機製轉化為一類安全有效的新藥。
“疾病沒有政治邊界。”阿爾納拉姆聯合創始人、陳醫學院生物醫學科學教授菲利普·紮莫爾說，“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更好的治療，我隻想讓這成為可能。如果我的實驗室、我的大學、我同事的科研能力被摧毀，我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過去幾年，陳醫學院孵化出了幾家生物技術公司，包括專注於治療子癇前期（妊娠並發症）的Comanche Biopharma，以及尋找神經退行性疾病治療方法的Atalanta Therapeutics。
霍沃羅娃是這兩家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她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幾乎身無分文來到美國，本打算在簡曆上添一筆，待一兩年就走。結果，她成了自己口中的“美國夢典型”。
她是近250項專利的發明人，最近剛獲得生物醫學研究領域最具聲望的獎項之一，獎金270萬美元。
按理說，她應該處於事業巔峰。
但在一個星期二，她走向實驗室時，神情憂鬱地指著休息區櫃子上方的一排空香檳瓶。她說，每個瓶子代表一位已經畢業的研究生。
這對她來說也是一個提醒：明年入學的大部分研究生，已被拒之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