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工作真的會更快樂嗎？後增長年代的另類消費實踐

“不上班行不行啊？”在每個周一的早上，很多職場人大概都會在內心這樣發問。如今在各大社交平台隨便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幾百條不上班的生活指南。有人當起了數字遊民，有人做起了自媒體，也有人幹脆跑到鶴崗躺平。在一段時間不上班之後，大家紛紛意識到，比起拚命加班再瘋狂地補償性消費犒勞自己，反而少工作甚至不工作才是更舒適的狀態。

但是問題來了，不上班吃什麽呢？

其實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遠遠早於今天的社交媒體熱帖和青年躺平運動。早在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就在《我們的後代經濟前景》中大膽預測，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的持續發展，人類將在百年內解決“經濟問題”，即基本物質的匱乏，並將工作時間縮短至每周15小時，從而釋放出更多自由時間用於藝術、思考與人際關係。他設想，未來的人將不再受製於對物質財富的無盡追逐，而會轉向“如何明智地使用自由”這一更深層的倫理和精神問題。

然而，現實的發展並未如他所願。技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產效率和物質富裕，但這種富裕並沒有自動轉化為更少的勞動時間或更自由的生活節奏。相反，勞動的強度和節奏在許多行業中反而加劇，“閑暇”變成了一種奢侈資源。同時，消費文化不斷通過廣告、社交媒體和算法推薦，重塑人們的欲望結構，使得個體即使在經濟上有能力減少工作，也往往陷入“多賺多花”的心理循環之中。凱恩斯所設想的那種“明智地使用自由時間”的未來，似乎被一個更加高速、更加內卷的現實所取代。

在這一落差中，英國哲學家凱特·索珀提出了她更加當代的文化批判與倫理重構。在索珀看來，如果不能改變人們對於“值得追求之事”的觀念，即便物質條件允許，人類也難以從“工作—消費”的邏輯中解脫出來。因此，在《另類享樂主義》一書中，她主張將經濟預測轉化為一種審美政治的訴求，強調必須通過感官經驗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來實現真正的生態轉型與解放。



撰文 |薛晨如



《另類享樂主義》

作者: [英]凱特·索珀

譯者: 何嘯鋒 / 王豔秋

出版社: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另類享樂主義的核心理念

今天的左翼理論中對消費主義的批判，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陳詞濫調。這種家長式的話語往往將消費與享樂不假思索地等同起來，並且認為人們應當與這種享樂的欲望抗爭。在這樣的敘述中，個體的欲望常被視為誤導性的幻象，必須通過意識形態批判、自我節製和理性自律來加以糾正。抵製消費、反對拜物教、脫離商品化，被設定為一種更高尚的政治和倫理路徑。

然而這種論調所忽視的是，我們真的需要通過對抗欲望，才能減少消費嗎？換句話說，當人們沉浸在加速消費所提供的“快感”中時，這種快感是否真的令人滿足？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的、更具深度、更具持久性的快樂形式，不必依賴於不斷購買和更新物質商品？

當我們討論“產能過剩”“狗屁工作”（詳見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或者內卷化的時候，我們或許已經意識到了市場本身的權威主義力量。這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狡猾之處：在經濟活動之外，它更加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與感知方式。市場為我們定義了什麽是美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快的交通、說走就走的旅行，以及為下一代爭取“更好未來”的持續焦慮。這種結構性的操控，使得我們即便意識到某些工作是荒謬甚至傷害性的，也難以真正退出，因為“退出”意味著放棄被廣泛接受的成功敘事。與此同時，那些沒有商業價值的事物不斷地被邊緣化，我們必須想盡辦法讓無用之物變現。雖然市場提供了越發多元的變現渠道，但這種變現邏輯本身卻侵蝕了這些事物原初的意義和質感。它們再也無法“是其所是”，無法以其原本的麵貌再占用我們寶貴的精力和時間。



《毫無意義的工作》

作者：[美] 大衛·格雷伯

譯者：呂宇珺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7月

在索珀看來，資本世（Capitalocene）的問題根源在於，人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增長即進步”這一觀念，認為進步等於經濟增長、消費文化的擴張與充分就業。在這一預設下，許多左派及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日常消費實踐——素食主義、減少食物浪費、拋棄塑料吸管等等倡議，都很難在不加強製的情況下得到大規模的執行。究其根本，是因為雖然他們正確地指出了目前消費主義所具有的破壞性，卻低估了日常行為對這一破壞性體係的依賴程度和促成程度。因此，如果不對這種無處不在的商品化進行徹底的質疑和反思，一種替代性的享樂實踐就難以被想象和構建出來。實際上，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在“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道德的生活”之間做出選擇，而是重新想象美好生活的定義——它應當是一種更加道德的、發生於當下的愉悅經驗，而非延遲兌現的承諾。

誠然，商業邏輯與經濟目的無孔不入地將我們的生產活動量化，這一定程度上能帶來安全感，尤其是在我們對自己所做事情的價值——甚至我們對自己的認同感——產生根本性懷疑的那些時刻。但是，我們也可以信手拈來地舉出很多不需要過度消費就能感受到愉悅的例子——以騎行替代汽車，以近郊徒步替代遠行度假，以閱讀替代短視頻……在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感已幾乎完全依附於符號價值的今天，那些逃逸出象征秩序之外的、被遺忘的快樂，會隨時喚起我們遙遠的熟悉感，繼而成為索珀所呼籲的那種更加前衛的懷舊形式。



“另類”的辯證法

“另類享樂主義”中的“另類”一詞，更準確的翻譯應當是“替代性的”。索珀將這種享樂定義為從“不追求高速、不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方式”中所獲得的快感，用以替代消費的快樂。而在這種觀念下，工作與消費實際上是同一種生活方式的兩麵。由此，索珀進一步引出了對工作模式的討論。

近幾年，在勞工市場裏沉浮的我們或許早已深有體會——工作日益稀缺，隻能給越來越少的人提供社會身份和終生收入。而那些高收入群體也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工作的壓力，以及技術驅動下的工作與閑暇邊界的混淆。除了工作本身的壓力之外，還有一些無法被量化的要求與額外的壓力，例如服務業工作者所付出的“情感勞動”。而加速主義和技術烏托邦所許諾的未來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現狀：工作不斷擠壓閑暇時間，所以打理房子、照護家人和日常家務勞動應該交給機器來完成。

但是，如果能夠擺脫工作世界的惡劣束縛，人們是樂於做這些事的。那些看似無聊或低價值的活動，在資本主義生活邏輯之外，其實可能成為構建生活意義和關係滿足的根基，隻是工作將這些活動壓縮為“非生產性”的時間，將它們從正當的社會實踐中剝奪出去。這些活動是工作之外的“勞動”，並且能帶來情感價值。基於此，索珀的設想並不是取消勞動，而是從重新定義“勞動”的欲望結構出發，去尋找與工作不同的價值實現方式。



《馬男波傑克》劇照。

這與近年來興起的“後工作”（post-work）思潮有顯著的理論共鳴。後工作理論並不單純主張不工作，而是質疑工作與身份、勞動與道德之間那種自然化的、被意識形態塑造的連接。它要求我們反思，為什麽“有生產力”就等於“有價值”？為什麽人必須通過工作來換取社會認可？“替代性享樂”對非工作性的勞動提出了價值肯定：我們不必將“有用”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標準，而應當轉向更具身體感、關係性和美學密度的生活狀態。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政策工具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迄今為止，這一理念已在芬蘭、加拿大和伊朗等國家以不同形式進行過有限試點或實驗。全民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基本收入不應作為“再分配性的補貼”，而應是一種不以工作表現為前提的社會契約形式。無條件基本收入不是對“失業者”的補償，而是每個社會成員基於共同生活權利所應獲得的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目標是為非市場化的生活提供物質基礎。隻有在生活的基本安全感不再依賴於市場交換和工資勞動的前提下，個體才能真正擁有選擇其他生活路徑的自由。

當基本生活被保障，人們對“發展”的理解也就不必再依賴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在索珀看來，“增長”作為現代社會的指導性目標，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倫理動力。它不再是通往“更多幸福”的手段，而是自我擴張、自我正當化的係統邏輯。在她所設想的“後增長社會”中，發展應轉向更具社會性、可持續性和感知價值的項目——例如公共健康、教育係統、文化基礎設施、生態修複、社區照護等。換句話說，發展應當被重新政治化、美學化和倫理化。我們需要在脫離商品邏輯後對“自由”進行重新組織，將這些被市場秩序排除的維度重新納入公共討論。隻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跨出“工作—消費”的閉環。



《馬男波傑克》劇照。



去人類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

從索珀的觀點中，我們不難看出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子。這讓一些讀者覺得本書的理論立場有些過時，但正是這種對於“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使得她能準確地捕捉到當下流行的後人類主義自然觀，及新唯物主義的部分主張中所存在的自相矛盾之處。其中，索珀主要討論了德勒茲和加塔利、布魯諾·拉圖爾和唐娜·哈拉維等人及其追隨者們的觀點，首當其衝的是德勒茲和加塔利在《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下文稱《千高原》）中提出的以“塊莖理論”為代表的反基礎主義轉向。在這裏，我先簡單介紹一下二人對於“欲望”的討論。

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德勒茲與瓜塔裏（也譯作費利克斯·加塔利）顛覆了傳統精神分析與政治理論對於“欲望”的理解。他們拒絕將欲望視為一種匱乏或缺失的表征，而將其定義為一種生產性的力量。他們用“欲望機器”的概念指出，個體與社會並不是相互分離的兩極，他們通過一個個微觀的聯結裝置來組建流動網絡。在此框架中，資本主義並不簡單地壓抑或否定欲望，而是以史無前例的方式釋放並重組欲望。資本主義“去編碼”舊有的象征秩序（如宗教、家族、傳統），打破了固定的身份結構，使個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與表達空間。但與此同時，它又通過市場機製與商品化手段，將這些被釋放出來的欲望重新“再編碼”，納入生產和消費的邏輯中。在這種操控機製中，人們被允許表達、被鼓勵欲望，但這種表達最終必須指向消費與利潤。

在此基礎上，德勒茲與瓜塔裏試圖推動一條“逃逸線”，使欲望從資本的“身體”中斷裂出去。他們倡導打破主體—客體、中心—邊緣的二元結構，從而為新的社會組織形態提供可能性。這也就引出了《千高原》中提到的“塊莖理論”和去人類中心化的嚐試——人類被視為與非人類的動物、植物、技術物件等處於平等的網絡中。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是唯一具有能動性的主體。這一思想也影響了許多生態思想家，如前文提到的拉圖爾和哈拉維——他們均試圖通過打破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二元劃分，來構建一個“平等的存在共同體”。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

作者: 吉爾·德勒茲/費利克斯·加塔利

譯者: 薑宇輝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但正是在這種看似激進的平等設想中，一種理論上的“二律背反”出現了：人類既被要求放棄中心地位，又仍需承擔整合倫理、政治與生態責任的角色。我們一方麵要打破人類的優越性想象，另一方麵又不得不在現實中呼喚一個具備判斷力與道德反思能力的人類主體，以對抗生態災難的根本動因。索珀對此提出了質疑。她認為，這類理論在試圖瓦解人類中心主義的同時，反而失去了倫理判斷和政治介入的基礎。尤其在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今天，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等量齊觀，而忽視人類在生態破壞中所扮演的特權角色和責任位置。她進一步指出，雖然塊莖結構、平等能動性等概念在哲學上具有顛覆性，但在現實政治中可能會稀釋主體性責任。例如，若每個“行動者”都擁有同等地位，那麽人類的資本積累、過度工業化、消費主義等造成的環境破壞，是否還能被明確追責？當我們把人類與蘑菇、服務器或微塑料等同起來的時候，是否會掩蓋人類社會結構中的階級、權力與生產關係問題？

索珀不否認非人類存在的重要性，但她更加強調人類自我反思與文化重塑的能力。她認為，真正的生態轉型不在於模糊人與自然之間的界限，而在於重新定義價值：即以人的感官經驗、倫理判斷和社會實踐為核心，來想象一種更加可持續且富有感知美學的生活方式。商品拜物教至今仍未“破產”，是因為它學會了如何緊貼人類未被滿足的情感與審美需求，不斷更新自身的語言和形式。如果我們不能重新定義什麽才是令人滿足的欲望，不能構建一種替代性的“享樂文化”，那麽任何形式的“去增長”或“節製”都隻能是暫時的控製，無法真正對抗商品化邏輯的再生機製。



讓文化革新為製度轉型提供想象

《另類享樂主義》的英文原版問世於2020年，其案例與數據的選取緊跟時事，分析了很多近年來具有標誌性的政治經濟事件。但是作為來自全球南方的讀者，我們不難看出索珀在論證過程中的視角局限。盡管索珀提出，綠色複興要求我們在全球範圍內協作推進，但她所討論的核心案例卻高度集中於歐美語境。她所描繪的消費社會基本上以歐美中產階層為參照，忽略了全球南方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的位置。同時，在資源剝削、環境不公、殖民遺產等問題上，她並沒有進行更細致的討論。這就導致她關於“減緩增長”和“生活轉型”的倡議，可能在全球語境中顯得片麵甚至失衡：對於一些正在爭取基本現代化生活條件的地區來說，“放慢腳步”未必意味著解放，反而可能成為某種來自“富裕世界”的隱性道德規訓，甚至帶有文化霸權的傾向。

按照索珀的說法，當代消費主義文化之所以持續存在，並非因為它真實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而是因為它不斷操控和製造新的欲望，通過符號與圖像製造新的匱乏感，使個體陷入“以消費換取意義”的惡性循環。所以她希望人們主動改變自身的欲望結構，以非消費主義的感官經驗取代商品化生活，重新發現生活中被邊緣化的快樂。但是在現實層麵，這一想象很大程度上基於中產階級的經濟和文化資本。對於那些受過良好教育、擁有一定積蓄和時間自由的城市居民而言，這些享樂方式是一種自願的選擇，但對多數人來說，這種選擇可能根本不存在。在日常生活已被高房價、不穩定就業、結構性貧困和債務壓得喘不過氣時，處於結構性剝奪中的勞動者難以抽身去追尋那種非市場導向的感官愉悅，更遑論集體性的文化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索珀所倡導的生活方式極可能成為社會上層的自我疏離實踐，而難以真正成為具有普遍動員力的文化轉型方案。



《小森林》劇照。

“另類享樂主義”所強調的對個體行動者的期望，也暴露出索珀理論中的一個根本疑點：她試圖繞過結構性的製度批判，從“感受”和“想象”出發，激發個人對新生活的向往。但是，索珀並未充分承認這些感受本身是如何受現有製度的塑造與限製的。消費已然成為身份建構和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下僅靠“欲望重塑”真的足以發動政治轉向嗎？或者說，如果“另類享樂”隻是一種文化姿態，而不是嵌入到具體製度變革之中的政治策略，那它是否仍會淪為另一個中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出口——類似“買有機食品”“做瑜伽”“到鄉村呼吸空氣”這類消費升級現象？

在“另類享樂主義”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慢生活”“綠色審美”“手工藝回歸”等價值的推崇，但這些元素早已被資本主義市場重新包裝，成為高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當“低碳生活”變成了一種審美姿態，它便很容易成為高消費者的新身份標誌，而原本具有抵抗意味的生活方式則成為社會區隔的新機製。這一點在當代都市中已屢見不鮮——低碳生活的確被推廣了，但其形式是作為一種更昂貴的消費文化而非政治宣言。在這種情況下，索珀設想中的“欲望轉向”最終或許還是會以新的消費形式被資本主義捕獲和收編，而無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消費結構的根本性力量。



《小森林》劇照。

由此可見，在全球生態危機和不平等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我們需要的或許不隻是更高明的對另類生活方式的想象，更需要在經濟製度、資源再分配、國際政治結構等方麵有實質影響的變革動力。若無法形成持續的政治行動網絡，僅靠重新“想象”生活是否值得，其能量很可能被封閉在特定社會階層的審美修辭之中，而難以構成跨階層、跨文化的集體實踐。

凱特·索珀最深刻的貢獻，或許在於重新激活了我們對文化變革可能性的信念。在製度改革屢屢受阻、技術手段顯得日益冷酷、現實政治愈發令人幻滅的當下，索珀的理論提醒我們，除了幹預製度與分配結構，我們還必須去幹預願望本身。

當然，索珀承認，這種文化策略並不能替代製度變革。它必須與更廣泛的生態政治、後增長經濟、女權主義的再生產倫理以及勞動時間重組等實踐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構成一種係統性的變革力量。在這一點上，她的理論為其他更具結構性的變革提供了感性基礎和動員的可能。“另類享樂主義”無法單獨完成變革，但如果不觸及人們的感官與願望，任何變革都難以長久維係。如果我們無法想象出不靠消費也能快樂的生活，那我們可能就永遠無法進入消費主義之後的世界。如同本雅明所說，真正的政治任務，不是用光明照亮前路，而是在曆史的殘片中點燃未來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