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事新編：謠言對齊戰術顆粒度

“香港浸大撤銷楊景媛博士錄取資格”，這條在7日晚間開始急速傳播的傳言，先是由一些自媒體賬號轉發，而後再由少數幾家機構媒體的公眾號跟進，所轉內容是一篇AI明顯的“通稿”。目前，機構媒體官號已撤下轉發挽尊，多數自媒體的還在。

這個操作顯然是輿論戰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對衝另一條出現了兩天以上的另一則傳言。這則同樣未經證實的傳言內容是，楊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網論文的修改稿，並聲稱當初“受媒體滋擾”，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論文。

這條更早的傳言試圖製造這樣的效果：武大調查組似乎準備輕拿輕放楊景媛的論文問題，讓她過關。而從處理邏輯來說，隻要楊景媛保住武大碩士學位，浸大作為下家就可以保留楊的博士資格。所以，關於浸大的傳言，是在做一種假想中的狙擊戰。

而關於浸大傳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種似是而非的裁定結論強化輿論對“撤銷楊博士資格”的心理預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評論個案”的公告後，內地輿論形成對浸大的不滿和敵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樣順應一審判決，這就是孕育“傳言”的輿論母體。

幾家機構媒體未作核實，就照登那則浸大傳言，累及大眾媒體的聲譽再次受到譏諷與譴責。但這個傳言事件的重點，不是機構媒體失察，而是在武大圖書館風波中出現了反女權的輿論戰術，機構媒體不幸被卷入，輿論再次僭越了新聞。

很有一些朋友，將浸大傳言斥責為謠言，再據此表示對媒體的恨鐵不成鋼。其實大可不必，一是因為對這部分朋友來說，哪怕媒體依據專業主義幹了活，也會被他們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編輯打給楊景媛的核實電話被掛，這部分朋友將其作為媒體厭女證據。

二是因為在武大圖書館一事中，對肖的謠言更多，人身詆毀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幾日封掉了兩個冒充肖校友說他轉筆偷窺女廁的賬號，即是證據。隻能說，在反肖的謠言後，出現了反楊的謠言，這是輿論中的新動向，預示雙方對其戰術顆粒度，重點不是機構媒體做了或沒做什麽。

造謠肖明瑫是副區長兒子與造謠楊景媛被浸大除名，猶如硬幣的正反麵，本質上沒什麽兩樣。作為一個理中客，你不能無視前者，而對後者錙銖必較，反之亦然。至於說，機構媒體在提供準確信息上的責任，在武大宣布調查進程後，環境已不允許。

從略高的視野看，不少愛國大V加入反女權鬥爭，他們所慣用的手法進入輿論對決的過程，並非不可理解。從這個角度看，受浸大傳言震動的也許不該是媒體業者，而是在這件事中持女權立場的人，因為不講事實的原則及其應用不再為女權運動獨有。

新聞媒體的天職是排除傳言，但“新聞”這個東西，以事實為準繩，提供描繪真相的材料，其結果必定不是意識形態鬥爭的任何一方所樂見。在新聞式微，不足以成為媒體強前綴的現實中，媒體發生什麽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發新聞的激情，或導致新聞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歡聽到“激進女權”“極端女權”“田園女權”這些詞，但他們似乎對“激進媒體”“極端媒體”“田園媒體”這類稱呼無感。機構媒體現在的存在狀態，就很“激進”、很“極端”。這就很有意思了，同樣的詞修飾不一樣的社群，觸碰不同立場，愛憎卻如此分明。

媒體的激進在於認清了一個事實，大眾並不能成為新聞生產可依靠的力量，因為大眾受輿論影響最大。絕大多數媒體無法“上岸”，隻能晾曬在沙灘上，依據新聞規律或聽從宣傳紀律做事，得到的結果差不多，媒體在有爭議的性別選題中得到的都是貶低。

幾家機構媒體無核查轉發浸大傳言，即使不是輿論的重點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義，也許首要象征的不是媒體的過去（榮光不再）和未來（黯淡無光）如何，而是媒體現在的、此刻的內在惱怒，以及“一起與世界毀滅吧”的暗暗瘋狂勁。

大眾媒體不像2011年前後那樣過度追求價值感，它們現在不是任何群體的同路人，更不是激進女權的“社運伴侶”，那種蜜月期早就隨風而逝，它們走上了各自的歧路，關係不複從前。即使彼此可能擁有短暫的平和期，也都服務不一樣的生存原則。

有人希望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對浸大被傳謠一事不拒絕不生氣不表態，一如另外人群對待肖的傳言一樣。他們當然也有記者一樣的惱怒，隻不過這種惱怒不是被維權者當槍使的惱怒，不是被網紅當事人蔑視的惱怒，而是不管怎樣都能擂上幾錘媒體這麵破鼓的惱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