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城市財經的統計,去年中國337個城市中,有173座城市常住人口出現下降,7座持平,123座增加,另有34座未公布數據。
在已公布數據的城市中,人口減少的比例高達57.1%,超過半數。即便將未公布的34座城市全部視為增長,也至少有51.3%的城市人口在流失。
這一趨勢,正在持續加劇。
回看過去三年的數據,可以發現:
2021年,公布的287座城市中有139座人口下降,占比48.4%;
2022年,公布的268座城市中有143座人口下降,占比53.4%;
2023年,公布的270座城市中有157座人口下降,占比58.1%。
在全國範圍的人口負增長大環境下,城市人口流失不可避免。
去年全國常住人口減少139萬人,這是自2022年人口首次下降以來,中國已連續三年出現負增長。
那麽,哪些城市人口還在逆勢增長?又有哪些在不斷流失?
最讓人意外的是,去年人口增量冠軍,並非常規“金字塔”尖端的廣深杭等東部強市,而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中西部省會——貴陽。
作為貴州省會,貴陽GDP僅約5000多億元,尚未邁入萬億俱樂部,排名全國50名開外。但這座“普通”城市已連續四年實現超過10萬人的年增量。
相比之下,現有人口600多萬的貴陽,增量成績令人側目:規模不足深圳的1/3、成都的30%、重慶的1/5,卻穩居各地前列。
這並非中西部省會首次逆襲東部強市。
自2021年以來,人口增量榜首便一直由中西部省會摘得:2021年武漢、2022年長沙、2023年合肥。
回顧近三年增量前十城市,中西部城市表現同樣搶眼,分別占據七、八、六席;2024年,七座增量超10萬的城市中,四座位於中西部。
這種“逆向流動”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孔雀東南飛”格局。
轉變的出現與國家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密不可分。
在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引領下,高鐵、高速等基礎設施日臻完善,“國內大循環”、“國家戰略腹地”等新理念又加速了產業轉移,中西部正成為新的承接地。
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2024年全國20多個GDP萬億城市,中西部已占三分之一;18座千萬人口大城市中,省會城市占9座,其中7座在中西部。
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正麵臨製造業成本上升、產業轉移等挑戰,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就業機會相對減少,導致近年來出現明顯的“東南沿海-中西部省會”人口回流現象。
最為典型的是2022年一線城市的人口變化。2022年,四大一線城市均出現人口負增長,合計減少27.5萬人。今年,北京和上海依然負增長,合計減少9.79萬人。
這些變化表明,中西部省會的吸引力正持續攀升。
中西部省會崛起,離不開“強省會”戰略的助推。
去年七座增量超10萬城市中,唯深圳非省會,其餘六座均為省會城市。
梳理各省數據發現,在多數人口減少的省份中,省會人口卻持續增長。
比如,山東去年常住人口減少42.8萬,降幅全國居首,可省會濟南人口增長7.8萬;河南常住人口減少30萬,降幅全國第三,而省會鄭州人口逆勢增長7.8萬
。
此外,貴陽對貴州、南昌對江西、長沙對湖南、武漢對湖北等,皆是如此。
省會人口高增長與全省人口負增長形成鮮明反差,清晰展現出:省會城市正成為中西部省份人口的 “蓄水池” 與 “護城河” 。
它們肩負雙重使命,對內留存本省人口,對外代表全省參與人才爭奪。這是中西部省份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選擇。
市場經濟裏,人才流動遵循 “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對多數人而言,若不在家鄉考編考公,往往會選擇到高工資城市打工。要是家門口缺少能挑大梁的核心城市,全省青年勞動力極有可能被其他地區
“虹吸”。
河北、安徽、江西等都是典型案例,自身產業薄弱又緊鄰經濟強省,大量人才被周邊省份瓜分。
在此背景下,中西部省份紛紛布局 “強省會” 戰略。成都、長沙、石家莊、貴陽、太原、南寧、武漢、鄭州、昆明等城市,均已提出 “強省會”
或中心城市建設戰略。
中西部省份寄希望於集中手上的有限資源,優先打造一個“能打”的頭部城市,與東南沿海地區來打擂台。
而從實際成效看,“強省會”戰略在當前頗為成功,在人口整體減少的大環境中,中西部省份借省會力量,正逐步實現 “人口回流” 。
集聚發展是現代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
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產活動被全球陸地麵積的1.5%所囊括;在中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以5.15%的土地麵積吸納了30%的人口,貢獻了41.3%的經濟總量。
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很多省份無論是麵積、人口還是經濟總量,都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甚至是大國。
這為各省通過“強省會”戰略打造中心城市和新城市群提供了可能。
四川成都便是“強省會”的典型案例。
作為幅員遼闊但人口分布不均、且在改革開放中屬於內陸後發地區的省份,四川曾長期麵臨勞動力外流困境,一度成為全國知名的
“勞務輸出大省”。
而自率先推行 “強省會”
戰略以來,成都已躋身全國十大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及新一線城市行列,常住人口突破兩千萬,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引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直轄市的發展困境:曾憑借先發優勢輻射周邊,如今在區域經濟均衡化趨勢下,吸引力逐漸減弱。
今年數據顯示,四大直轄市中天津人口持平,其餘三市均出現負增長,前景不甚樂觀。
然而,“強省會”並非萬能,其負麵效應同樣突出。
省會在“虹吸效應”的加持下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省內其他城市的人大量進入到省會就業,導致其他城市缺乏人才,沒有崗位,也形成不了產業。
產業不行,經濟發展不起來又會導致更多人背井離鄉,而省會城市的規模有限,就必然會導致人口繼續向省外跑。
從各省市統計局數據看:
河北去年減少了15萬人,11個城市中6個城市減少,占比54.5%。
山西去年減少了20.03萬人,11個城市中10個城市減少,占比90.9%。
內蒙古去年減少了8萬人,9個城市中7個城市減少,占比58.3%。
貴州去年減少了5萬人,9個城市中人口減少的有5個,占比55.6%。
江西去年減少了13萬人,11個城市中9個城市減少,占比81.8%。
河南去年減少了30萬人,17個城市中15個減少,占比83.3%。
湖南去年減少了29萬人,14個城市有13個城市減少,占比92.9%。
廣西去年減少了14萬人,9個公布的城市中8個減少,占比88.9%。
可見,中西部省會的增量遠遠不足以彌補全省的人口流失。而深層原因在於:中西部省份普遍缺乏副省級城市作為區域支點,難以擴大 “人口回流”
的覆蓋麵。
這就造成一種矛盾局麵 ——
一方麵是中西部省會成為人口競爭的局部贏家,另一方麵是省內其他城市卻陷入發展頹勢,人口不斷持續流失。
因此,盡管中西部省會在全國排名中異軍突起,但若將視野放大到省域層麵,真正“人口增量贏家”仍是廣東、浙江等東南強省。
未來,中西部省份若能在省內培育出具備競爭力的副省級城市,或可扭轉 “人口流失”
困局;若仍依賴單一省會支撐,則全省人口持續外流的趨勢恐難根本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