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八周年的紀念日。本文是2018年張彥在柏林錫安教堂紀念劉曉波逝世一周年時所發表的演講，作者近期又進行了補充。時至今日，劉曉波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與象征意義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愈加凸顯。這不僅是因為他留在中國並堅持抗爭的勇氣，更因為他對自我的深刻反省——一個曾頗為輕狂自負的知識分子，最終成長為一個思想者，並起而行之，示範給生活在專製體製下的人們，該如何誠實而有尊嚴地度過一生。
作者：張彥
1898年，一些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與光緒皇帝結盟，這位年輕的統治者試圖“變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改革觸及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教育等各個層麵。但朝廷頑固的保守勢力迅速反擊，變法失敗，光緒被廢黜，他的幕僚紛紛亡命天涯。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一個人就是譚嗣同——一位祖籍湖南瀏陽的年輕士子。譚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著死亡，但他認為，真正的“變法”沒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有之，請從嗣同始！”
譚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優秀的學問家之一。他曾著《仁學》，批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思想，論證改變社會的政治理想。他創辦過學校、報紙，和當時有維新思想的官員和讀書人廣泛結交。在危險逼近的時刻，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條件保住自己，以圖將來，繼續投身變革的事業。但他終究決定留下來：挺身麵對死亡，以自己的犧牲來喚醒當時沉睡中的民眾。
在北京菜市口刑場被斬首前，譚嗣同輕聲說出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在建立一個現代化多元國家所作的努力中，廣為人知的名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從劉曉波2017年因癌症在囚禁中去世，我經常想起譚嗣同的命運。癌症和劊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跨越120年，他們兩人的死，仍有相通之處。和譚嗣同投身“變法”一樣，劉曉波也為一項最終似乎以無望收場的事業付出了沉重代價——這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運動。時間流逝，曆史證明了譚嗣同無罪；而我不禁想，曆史能不能也給劉曉波這樣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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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運動爆發時，劉曉波人在國外，但選擇了回到中國，後來他成為著名的“天安門四君子”之一。而當“六四”血腥鎮壓開始，他鋃鐺入獄之後，雖然還有機會離開中國，但他依然再次選擇留下。後來，是更嚴厲的監禁，他依然決定留下，繼續抗爭。和1989年的天安門不一樣，他所冒的風險，不再是軍隊的立刻到來，而是今天所有挑戰國家權力的人可能麵臨的牢獄之災。
於劉曉波而言，這不是一個求死的決定，而是一種對命運毫不回避、甘願領受的承擔。
諷刺的是，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思想變得更為溫和、內省，他所遭受的打壓卻變本加厲。在2024年出版的劉曉波傳記《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和遺產》一書中，作者林培瑞與吳大誌指出，劉曉波曾是一個充滿激情、語言尖銳、喜歡折騰出“大動靜”的浪漫主義者。早年的他，也時常疏遠朋友，沉溺於一些戲劇性的表達。年輕時的他，在某種意義上也像譚嗣同，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聲音震醒國民。
1990年代，在反複失去自由的生活中，他一直沒有停止嚴厲的自我反省。而這種省思促成了他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在一篇文章中，他曾坦承：
“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喂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這種省思並不意味著他放棄抗爭的道路，而是將注意力轉向更現實的路徑。他依然支持全盤西化，但也開始強調一個極具儒家色彩的觀念：通過個體的生活與行為來推動社會變革。他曾經說過，中國人需要認真檢視“我們這種不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且“有意識地努力把民主價值觀帶到我們自己的個人關係中（老師與學生、父親與兒子、丈夫與妻子、朋友之間）”。
他也關注普通人麵臨的問題——那些被他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稱之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僅是政治異議者，還有權利被剝奪的性少數人群，童工、農民以及工人。
他將注意力投向沉默的大多數，但起初並不清楚該如何著手。1990年代，他仍延續著傳統異議者的模式，不斷發起請願、發表聲明，但收效甚微，幾乎隻換來再次入獄。1999年，他三年勞教期滿獲釋。與此同時，一個麵向更廣大群體的新平台在中國出現，那就是互聯網。
當時的中國互聯網遠未受到今日如此嚴密的審查，覺醒的公民在網上揭露社會弊病，引發公共關注。劉曉波則是這一浪潮中最具思想力的倡導者與分析者之一。他結識並連接了許多草根的維權者，也經常撰文支持他們的行動。
這也是“維權運動”最活躍的時期之一——公民嚐試通過互聯網，阻擊黨權的無度擴張。而其行動邏輯簡單明了：發現不公，揭發真相，借助公眾輿論施壓，逼迫政府回應。
這些理念受到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與米奇尼克著作的影響。這些作品無法在官方出版，卻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激發了許多中國人相信，變革可以通過日常生活、踐行常識，以去中心化與漸進的方式實現。劉曉波的文章回應了這些理念。他呼籲中國人“有尊嚴地過一種誠實的生活”（源於哈維爾），並主張“從邊緣滲透至中心”（來自米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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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給劉曉波帶來又一場牢獄之災的，卻是一項當時對他而言，已屬“非典型”的行動。2005年，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醞釀一份政治宣言，希望對維權運動的核心價值觀予以一個總結。2008年，他們決意發布一份憲章，借用捷克的《七七憲章》，命名為《零八憲章》。劉曉波起初並不熱衷於再參與簽名活動，但當“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找到他，希望他負責編輯與組織簽署時，他答應了。
他不僅潤色了憲章文本，還憑借自身的聲譽與信用，成功動員了很多人參與署名。第一批有303位知識分子與行動者參與聯署。彼時的他，知道自己要冒極大的風險——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異見人士之一，他發布憲章後，必然會成為當局的重點打擊對象。2008年12月8日，警方將他從家中蒙眼帶走。次日，《零八憲章》在網上發布，部分簽署人被短暫拘捕，但劉曉波被正式逮捕，自此再未獲得自由。
劉曉波終究於2017年7月13日去世。他去世的過程，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完全知曉。但可以確定的是，劉曉波之死，很可能與政府瀆職和回避責任有關。
一位多年與劉曉波家人保持聯係的朋友透露，直到2017年6月初，家人才被正式告知劉曉波患有癌症。但此消息直到當年的6月26日才向外界公布。我懷疑，實際情況可能是當局意識到他病情危急，即將去世，而若他死於獄中，後果將極其嚴重——顯而易見，曆史上唯一一位在國家監禁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德國的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於1935年獲獎，三年後死於納粹的牢獄之中。
當局迅速將劉曉波轉送至一家設有安保的醫院，並向外發布了一份看似人道的聲明，宣稱他“保外就醫”。但事實是，他在那裏仍然被嚴密看守，隻不過從監獄轉移到了腫瘤病房。
麵對外界的質疑，中國當局開始全方位為自己辯解。政府開始罕見地定期公布劉曉波的病情通報，甚至允許外國醫生前往探視。《環球時報》作為中共對外宣傳的主要喉舌，則一連發表多篇文章攻擊劉曉波，並完全撇掉政府的責任。
其中一篇發表於劉曉波的病情公開兩天之後，語氣嚴厲。文章暗示劉曉波不會被允許出國就醫，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出國後，他可能利用諾獎得主身份“為中國製造麻煩”。至於他的癌症，文章毫不掩飾地歸咎於他本人：“咎由自取”。
這篇英文社論語氣冰冷，寫道：
“中國並沒有如西方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預測的那樣崩潰，反而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一批民主運動者和異議分子賭輸了，毀了自己的一生。劉曉波即使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終的命運依然可能是悲劇性的。”
文章還預測他將被人遺忘，聲稱隻有在“個人奮鬥和堅持……順應了中國發展和時代潮流”的情況下，才能成就一個英雄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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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中國的曆史走向究竟是什麽？中共一直用某種曆史宿命論為其統治辯護，聲稱自己是“曆史選擇的結果”，肩負“救中國於危難”的使命。但在經曆了幾十年的動蕩後，1970年代末期，共產黨又把自己扮演成締造發展的獨裁者角色：它帶來了發展，所以它有理由統治這個國家。
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裏，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許多中國人習慣了繁榮，這種邏輯已經在減弱。現在中國的統治者開始使用其它理由：執政者正在努力恢複20世紀被摧毀的傳統，並發誓要創造一種更加道德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正是習近平執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宣稱他的統治是對穩定與傳統的回歸。
然而，“進諫”——即提出建設性批評這一深植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則是被習拒絕的。中國曆史綿長，許多皇帝雖拒絕忠諫，甚至殘殺諫臣，但在後來的史書中都被視為暴君。如果今天的中國真在嚐試重建一種道德政治秩序，那麽，僅因思想與言論就嚴厲打擊一位知識分子，怎能令人信服？
這就是劉曉波的重要之處：他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那些中國改革的倡導者們要麵對的根本難題：不是如何提高GDP或收複失去的領土，而是如何創造一個更人道、更公正的政治製度。
和譚嗣同一樣，劉曉波知道他在曆史裏的責任。譚嗣同目睹中國被一個必須打破的因果惡性循環所困。對於劉曉波，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看到未來，並把他所見的描述出來，不管付出什麽代價。正如他在1988年的文章《論孤獨》中寫道的一樣：
“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為時代、為民族、為人類提供‘超前意識’。知識分子的視野必須在現存的觀念、秩序之外，必須是冒險者，孤獨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遠之後，人們才可能發現其價值……他能在盛世中透視出危機的預兆，在自信中體驗到即將光臨的幻滅。”
